盛芸:法学家盛振为先生晚年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2 次 更新时间:2016-05-30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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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芸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萌发了为父亲盛振为先生写回忆录的想法。我利用暑假回沪陪父亲聊天,与他一起回忆往昔峥嵘的岁月,帮助他打开那早已尘封的记忆库,寻找那失落已久的过去世界。父亲虽年事已高,在日常生活中显得老态龙钟,还出现了近事遗忘的迹象,但是他却能以法律人特有的机智,洞察了我的心思,他不动声色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断断续续地向我叙述了他的往事、他的办学、对法律、对人生真谛的诠释。这是他生命的绝唱,也是他留给我弥足珍贵的最后教诲。


诠释大学

1993年暑假,我回到上海陪父亲聊天。在我要求他讲解往事时,他问道:“你想听哪方面的呢?”

“我想听您讲讲办东吴法学院(以下简称东吴)的心得。”我答道。父亲听后笑了笑说:

“哦,你给我出题目,好啊!那么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父亲见我点了点头接着说:

“我问你,欧洲大学最早出现在哪个世纪?大学又为什么叫University?你是读历史的,应该能回答上来。”

“欧洲大学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意大利,其代表为以法科闻名于世的波伦那大学和以医科闻名于世的萨勒那大学。”见到父亲赞许地点了点头,我接着说:

“欧洲大学的前身是城市中的世俗学校。城市学校的教师按专业组成行会式的组织,学生则按籍贯组成同乡会的团体。各个团体的学生,集结在教师行会的周围,形成一个个以教师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几个学术团体联合起来形成了大学,因此大学University就是‘一切融合为一’的意思。”

“你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吗?办大学的第一要素就是物色大师级的专家教授。”父亲说。于是他如数家珍般地列出了他那终生引以为荣的东吴教授团队。团队成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岗位,却有着相仿的资历,他们都在世界级名牌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都师承过法律专业各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他们中有的正在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有的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支由当时世界级法律精英组成的教授团队,以其突出的学术魅力和炉火纯青的业务技巧,深深地吸引着前来求学的年轻人,使之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东吴的教授团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热爱教学,对教学有浓厚的兴趣。”父亲补充道,然后他举了数名在上海办案卓有声誉的英美籍律师为例,他们乐于接受东吴聘书,认真教学却拒收薪酬。因为在他们看来,能有机会登上高校讲坛就是他们莫大的荣誉,东吴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哪里能再接受薪酬呢?他们的加盟不仅使东吴教授团队后继有人,而且使东吴的法学教学始终与时俱进,站在国际法学教学的前列。

“办大学、聘大师、营造学术环境,这样才能激发青年人的创新潜能,使之日后不仅能服务于祖国的法律建设,而且能跻身于世界法学人才之林,展现中国法律人的风采”,父亲总结道。

接着父亲谈到办学的第二个要素,是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因为对读书人而言,读书应该是无禁区的,学术争鸣也应该是无禁区的。父亲回忆起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虽然国民政府实施“训政”,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他作为私立大学法学院教务长,还是用合法的手段,为学校争取到了某些学术自由,他向我举了3个他引以为自豪的例子。其一是在课程方面争取到在中苏政府交恶直至断交的前提下,仍然坚持开设《苏联法》课程。父亲认为,两国断交是政府行为,开设《苏联法》课程是学术自由,你尽管可以不赞同《苏联法》,但必须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再去批判它。其二是在对待陈独秀在法庭上自辩词的态度上。父亲认为:对法学院的学生而言,陈独秀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自辩词中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检察官欲加之的“危害民国罪”,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父亲认为:法庭内陈独秀的自辩词引发了旁听席上听众的满堂喝彩,法庭外这篇自辩词又被当时发行的主要报刊争相刊载,那么法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讨论它呢?其三父亲作为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开会期间反对有人提出要烧毁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的提案。他认为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可以理解为服务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可以理解为学术思想上的自由争鸣。他以国父(指孙中山)曾说过“三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为据,来证明国父是读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的,那么国父能读,国民何以不能读?父亲据此驳倒了对方,并在表决中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上述提案最后被撤销了。

父亲还谈到办学的第三个要素是物质保障,即学校收支平衡、经费的有序运转。东吴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经济来源仅依靠学费收入而不存在政府拨款。学费收入之半数以上用于支付教授之薪酬,15%左右用于购买原版图书以供教学之需,还有30%的经费用于购买教学用品和校舍的修缮等各种杂务开支。学校要保持收支平衡,还要采取开源节流之道,开源者如将部分学费收入,买个码头出租,将租金补充收入。节流者学校所聘之教授,大都是兼职的,只收课时费,学生全部走读,毋需宿舍、食堂,学校只雇佣了3名工友,1名担任门卫和上、下课打铃、1名收发兼外勤,采购教学用品兼为教授送薪酬(教授薪酬由专人送至府上)。还有1名是花匠,负责美化学校环境兼打扫教室卫生。此外偶尔也采取向社会募捐的方式来解决燃眉之急,如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学校图书馆遭日本侵略军炮轰受损,学校为修建图书馆向社会募捐,筹得白银30万两。学校以10万元修建新图书馆,以20万元汇至国外购买原版图书。东吴图书馆藏书2万册以上,被誉为远东最佳图书馆之一。父亲向我介绍到这里无声地笑了,他沉浸在昔日办学的峥嵘岁月中,那是他为之付出了半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


下盲棋

1994年暑假,我再次回到上海陪父亲聊天。出乎意外的是他竟向我讲述了他1951年在提篮桥(上海监狱的别称)作阶下囚时的思考。牢狱生活在父亲漫长的一生中,只是一段短短的黑色插曲,自他获释归来后,全家人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及这段不堪的往事,我们都努力将这组不和谐的音符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然而在事隔四十多年后,父亲却自己重提这段黑色的回忆。他似是经过深思熟虑,借下盲棋来打开话题,他先是问我:是否还记得少年时他曾教过我下象棋,我不假思索答道:

“当然记得,您先讲了下象棋的规则,接着教我实战,您拿掉了自己的一车、一马、一炮与我对弈,还允许我悔棋。”

“那么你现在的棋艺如何?”父亲问道。

“除您之外,我再也没有与他人下过象棋。因为我只会下对方只有单车、单马、单炮的象棋”,我如实以答。父亲听罢朗声大笑,渐渐地他的笑声止住了,他似不经意地问道:

“你知道什么叫下盲棋吗?”不等我回答又说:

“盲棋不是盲人下棋,而是没有实物的下棋。”接着他话锋一转道:

“我坐在提篮桥时,就借与难友(与他同时被捕的高校校长们)下盲棋来打发时光,我们虽没有棋子和棋盘,但棋子和棋盘都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于是你跳马、我飞象,一来一回杀得不可开交。”父亲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而我被震住了,怯怯地问:

“您,您什么时候学会下盲棋这个绝活的?”

“下盲棋算不上绝活,自古读书人都以之为娱乐的。”父亲答道,接着他告诉我,那是1925年他与几位青年学子同乘国际邮轮去美国留学途中,为了消磨时间就尝试着模仿古人下起了盲棋,不意二十多年后在“提篮桥”还用上它了。

“你还记得我曾用背诵法教你学习《古文观止》吗?”父亲转了话题问我道。

“当然记得。”我说:“背诵古文对我后来在历史系就读是太重要了。”父亲听罢点了点头,他告诉我:他曾读过一年私塾,老师用背诵法启蒙,为他的古文打下了根基,也为日后学习法律、背诵法律条文奠定了基础。说着、说着他又将话题转到了“提篮桥”,“在那里,我们被关在一起的‘难友’还比赛背诵古文诗词,今天若背唐诗,则你背李白的、我背杜甫的、他背白居易的,到了明天背宋词,则你背苏轼的、我背陆游的、他背辛弃疾的,再到后天背英国诗,则你背拜伦的、我背雪莱的、他背司各脱的,总之,一人一首轮流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父亲语调平静地向我讲述了他与他的“难友”在“提篮桥”的生活片段,而我却被他们以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坚定信念为支撑,虽身陷囹圄犹保存精神独立,坦然面对淫威的抗争方式所折服。父亲的记忆闸门一经打开就奔腾直泻,他双目炯炯面对着我朗声说:“我人虽坐在‘提篮桥’阴暗的牢房里,心里却亮堂堂的,我没有发表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或写过骂共产党的文章,没有给警备司令部开过黑名单出卖过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更没有杀过共产党人!因此这只能是冤案,即使有人告我,也只能是诬告。”说到这里,他缓了一口气,恢复了平静的语调,竟为逮捕他的军管会开脱道:

“关于冤案,你是读历史的应当清楚,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难道还少吗?更何况我的案子发生在新旧中国交替、社会大动荡之际。人是应当把目光放得远一些的,不公道的事情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再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了冤案,还要我们这些律师做什么呢?”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我是想得明白的,冤案终究成不了事实,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只是连累了你们,特别是你——你以四年学业总平均5分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竟被分配到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一所新成立的中学去教书,是为了我的缘故吧!”

“不,我是自愿服从分配到基层去的,”我急忙分辩道,“而且到了乡下我还学会了种田、挑水、养猪,过了劳动关、生活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不也是一座大学校吗?”我安慰道。父亲看了我一眼慢慢地说:

“我知道你是受了我的牵连,不仅是你、还殃及了你的两个在乡下出生的孩子。他们在肥西县长大、受教育,考取的是办在安徽的大学,毕业后在合肥工作,而你的姐姐和妹妹都有子女在海外发展,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不等我回答,父亲又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你要想得明白,子女在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姐姐和妹妹都定居在上海,子女有机会出国固然风光,而你的子女在你身边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更何况你自幼体弱多病,在肥西期间不免吃过不少苦。将来老起来还是离不开子女照顾的。”

“是,我记住您的话了。”我含泪答道。

这是仅有的一次,父亲在与我谈话中涉及他做阶下囚时的思考。父亲胸怀坦白、信念坚定、无私无畏,他以理性的分析去求证客观的结论;以人格的力量去忍辱负重、承受非难,这也许就是他虽历经坎坷却依旧长寿的原因。


法的真谛

1995年暑期,我去看望父亲,他向我讲述了法的真谛,他说:

“你来了,很好。今天由我来提问,你是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应该掌握些与罗马法相关的知识,我现在要考考你,你将知道的都讲给我听听。”

“我只能按历史学的角度讲”,我说。接着在讲述了罗马法诞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后说:

“公元438年西罗马帝国皇帝颁布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提奥多西法典》。公元56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颁布了《罗马法大全》,其中包括历代元老院决议、皇帝敕令、法学论文汇编和法学教科书等。”

“Excellent!你通过了我的考试,”父亲说罢又问道:

“你还知道关于罗马法的其它知识吗?知道多少就讲多少。”父亲启发道。

“我还知道英美法的三大概念来自罗马法。”我答道:“那就是第一‘针对私有权而言,有必要的特权’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契约神圣’即从公平、公正出发的财产观念;第三‘当事人意志自由’即你可以保持沉默,因为在被告还没有与原告对质,还未为自己辩护之前是不能判其有罪的。”

“你从罗马法引出了英美法,那么什么是英美法的特点呢?”父亲问罢又解释道:“英美法也称普通法(Common Law),它的第一个特点是人定法而不是神意法。它的第二个特点是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完整结合,它重视实际而不是专尚理论,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往往舍弃理论而满足实际需要。英美法目前通行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国际贸易规则和许多商法的术语也都源于英美法。联合国国际法院适用的司法程序也以英美法为据。”说到这里父亲加重了语气对我说:

“我要你记住:什么是法?法就是权利。法也是一种保护手段,它保护公民可以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但是如果一个公民做了法律所禁止的事,他就不能再有自由,法律由此起到了防止个人危害他人或国家政权的作用。”然后父亲放慢了语速、斟酌着词句,一句一顿地说:

“法律对国家本身尤为重要!因为宪法和法治是人类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智慧,它具有普适性,同时也存在不可逆性。它是普天下人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也是任何民族要崛起、要跻身于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因素。”说到这里,父亲似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把埋在心底太久、太久的话一下子倾吐出来,这是他毕生的思考、毕生的追求,他虽然没有机会施展抱负,但终于能在有生之年倾吐出来,托付给后人。而我却被震惊,我抬起头来望着父亲,见到他动容了。但他很快恢复了常态,拉着我的手问道:

“你是相信进化论的,对吗?相信从猿到人,是吗?那么我要问你,猿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低级动物进化的吗?那么最低级的单细胞生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一连串问号之后,不等我启齿父亲就总结道:

“即使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只是论证了生物的进化而未涉及生命的起源,这就为创世者留出了位置。至于创世者,你称之为‘神’也好,‘天帝’也好,或者干脆称之为‘Creator’好了,总之是有的,这一点你也要记住。”接着父亲又开导我说:

“其实现代法律和创世者Creator,以及记录创世者神迹的《圣经》并不矛盾,你还记得解放前读过的《圣经》吗?你还有哪怕一点点印象能表达出来吗?”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圣经》中记载的神所创导的公义、公平和公正。《圣经》借先知的口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答道。

“那么你知道公义、公正和公平在英文中如何表达?”父亲继续问道。

“justice”,我应声答道。

“justice除了解释公义、公正和公平外,还可以解释为法律制裁。在英国可指高等法院法官,在美国则指最高法院法官。现在你找到了法学和Creator之间的契合点了吗?哈佛大学法学院碑文上刻道:‘主宰我们的不是人类,而是上帝和法律’,也就是这个意思。”我随着父亲的思路想到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束语中写道:“有两件东西愈经常、愈不懈地加以思索,就愈使人心充满一种常新且与日俱增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道德法则。”康德笔下“头上的星空”不正是父亲所说的Creator吗?这是由人们仰望无垠无际的满天星斗时,感到自己渺小的感受,有这个感受异化出来的Creator,其实就是未知的世界。父亲谆谆教导我,就是要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存敬畏之心,敬畏未知的世界、敬畏生命的丰富,去追求精神穿越的终极价值。


草书的象征

父亲喜欢字画,过去也曾收藏一些明清两代书法家的作品,他珍惜这些文物,经济再拮据也舍不得出手,只是后来都毁于“文革”了。改革开放后,他过去的学生曾写过几幅作品,裱好后送给他还替他挂在了墙上。1995年当我在返皖的前一天去他的寓所向他辞行时,他正在赏字画。父亲见到我笑容满面地抬着手说:

“来,看看这些字画,这些都是近年来我的学生的作品”,他指着其中的一幅说:

“这是林则徐的五世孙录了他高祖的一首诗,裱上后送给我的。”我随着父亲所指望去,但见那是一幅用隶书恭录的七言古诗,就轻声读了出来:

“岩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植,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 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头只见一丸泥。”在诗的左方写着两行小字:“先高祖文忠公谪戍新疆途中出嘉峪关赋之一诗,奉振为吾师指正。林永俣于百尺楼辛酉冬日。”待我看完,父亲问道:

“你能说出林永俣手书的字体吗?”

“隶书。”我应声答道。父亲点了点头,又指着墙上的条幅问:

“哪些呢?”

“左边的两幅分别是大篆和小篆,右边的那幅是行书,”我答道。父亲又指着挂在书桌正上方的百寿图对我说:

“这是今年我九十五岁寿辰时,东吴同学会送的。他们汇合了近百名学生,各用不同的字体写一个‘寿’字,集成了这幅寿轴。”我随着父亲所指望去,注意到寿轴中央最大的正楷寿字下面,还有两行小字:“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养精神。”这不正是父亲精神面貌的写照吗?父亲接着又说:

“我的字轴大部挂在这里了,只是尚缺一幅草书,你能在安徽大学物色到一位专攻草书的书法家吗?”

“草书?您想要草书?”我问道。

“是的,我要一幅狂草。”父亲平静地回答道。我吃惊地望着父亲,人们不是常说“字如其人”吗?父亲是一位严肃的长者,他奉公守法、一丝不苟,而草书则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表现为豪放不羁、冲破约束、特立独行,这与父亲的性格相距太远了。然而我又不敢提出异议,只是问道:

“您想要写什么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父亲胸有成竹地答道。接着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身旁开导说:

“上句之‘养’即以厚积薄发之功来克除急功近利之浮躁奢靡之风。而‘正气’是指做人的刚直不阿的气节。下句之‘法’是效法,至于‘完人’,你是读历史的,应该能讲出三句古人描绘‘完人’的词句。”我接着说:

“‘忧天下、仁人奋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还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父亲轻声补充道。这一言简意赅的提醒,对我可谓醍醐灌顶!我顿时明白了:草书、狂草不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写照吗?草书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它英姿飒爽而不哗众取宠,它豪放洒脱而不矫揉造作,草书的动态美突出了心灵的追求,草书的综合美显示了传统文化的含蓄隽永。我于此明白了父亲胸中跳动着的那颗炽热的心,那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情怀,这也是古今完人追求超越道德价值的境界。父亲等我回过神来又补充道: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东吴大学的校训。由首任华人校长杨永清博士根据原英文校训:‘Unto a Full-grown Man’意译而来,这条校训特别适合于法学院,因为法律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良心,这就是‘养天地正气’,而自觉遵守法律则是一个自制和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过程,这就是‘法古今完人’。你能记住吗?”

“我会努力记住的,”我边说边站了起来,父亲意识到我要告辞了便说:

“你一年也只能回沪一次,今天我要送送你。”他接过我递过去的手杖,慢慢地扶着桌子站起来,送我到门口,才依依不舍地说:“明年会,明年会。”我走到弄堂口回过头来,见他仍站在那里向我挥手。然而我却未能意识到,父亲正直面人生向生命的终点走去。

不到半年父亲就病了一场,住进了医护条件最好的华东医院,又过了两个月,父亲身体康复出院,但精神面貌大不如前了。

1997年父亲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世纪人生。



【注释】

盛芸,作者为盛振为先生的次女。盛振为(1900-1997),美国西北大学博士,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法学家、法律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27年回国后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教务长兼证据法教授至1940年,1942年至1950年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此后半生悲凉坎坷。晚年参与审订《元照英美法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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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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