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书摘)

——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13 次 更新时间:2015-09-02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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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  

【编者按】本文摘录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具体参见本书。此书记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期,发生的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〇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

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①。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

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

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

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7年1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

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做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6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吴法宪还交代:8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1日,叶群又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方面的语录。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迫不及待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野心。


【作者简介】

作者汪东兴,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红军,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是四人帮抓捕行动怀仁堂事变的决策人之一。1978年邓小平掌权后被迫辞职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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