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自面世以来，屡有文人的点评论析，但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金瓶梅》研究却是开始于近代。在当时西学东浙、交流融合的文化语境中，《金瓶梅》作为能够和西洋小说相提并论的少数几部中国古典小说之一而受到重视。然而，长期以来，《金瓶梅》一直被视为淫书的代表，受到明清历代朝廷的查禁，许多重要的版本失传，人们所读到的只是带有张竹坡评点的第一奇书本（以下简称张评本）和刊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下简称崇祯本）。由于这两种版本刊刻较晚，人们对《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成书等问题所知甚少，研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便成为《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使《金瓶梅》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此，《金瓶梅》研究出现全新的局面，“金学”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专学和显学。

　　 　　一

　　 1931年左右，北京琉璃厂个体书商张修德于山西省平遥、介休附近的农村里收购到一部《金瓶梅》，并以百元的价钱出手，转卖给文友堂书店。文友堂书店得到这部与常见版本迥异的《金瓶梅》后，如获至宝，马上标出800元的高价，几经波折，最后被北京图书馆以500元购藏（注：具体内情，参见朱星《〈金瓶梅〉的版本问题》，载其《金瓶梅考证》一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吴晓铃《〈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载《金瓶梅的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两文的记载略有差异。）1933年，当时任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的藏书家马廉出面集资，以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将这部小说影印100多部，分送订购者，供研究者研读。其后，不少影印本、校点整理本据此而出。自此，这部珍贵的奇书始广为流传，为海内外学人所知，它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金瓶梅》版本——《新刻金瓶梅词话》。

　　 《新刻金瓶梅词话》，10卷100回，全书保存基本完整，仅缺第52回第7、8两页。卷首依次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万历丁己年东吴弄珠客序。无图。半叶11行，行24字。该书原藏北京图书馆特藏部，1947年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注：也有研究者说是抗日战争期间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不知孰是。），1975年又归台湾双溪故宫博物院收藏。

　　 其实，早在1917年，就有日本学者发现，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普陀洛山志》所用的纸褙竟是《金瓶梅词话》的残页。后来逐回编订成3册。全书共残存21回，全部完整的不超过7回。其行款版式与中国山西所发现的《金瓶梅》词话本相同（注：参见鸟居久靖《关于京都大学藏〈金瓶梅词话〉残本》，载《中国语学》第37期，1955年4月。）。因该书过于残缺以及信息交流不便等原因，知者甚少，影响也不大。

　　 继中国山西发现《金瓶梅》词话本后，1941年，日本学者丰田穰氏在《某山法库观书录》中披露，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也藏有一部《金瓶梅》词话本（注：丰田穰《某山法库观书录》，《书志学》第16卷第6号。此前，孙楷第先生在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也曾提及。）。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慈眼堂不对外开放，就连研究专家也被拒绝披阅，人们只能知其书名而不知真实。直到1959年，慈眼堂将此书对社会公开，人们才得以见到这部词话本的真面目。慈眼堂所藏《金瓶梅词话》，100回，装订成16册。首欣欣子序、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正文半叶11行，行24字。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图书馆所藏《金瓶梅词话》缺少的第52回第7、8两页，在慈眼堂藏本中是完整的。因此这一版本也就成了海内唯一完整无缺的《金瓶梅》词话本。

　　 1962年秋，研究者又在日本德山毛利就举氏的栖息堂书库中发现了一部《金瓶梅词话》。这部词话本100回，分装18册。其卷首序跋的顺序是：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正文半叶11行，行24字。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5回第9页正面第10行第7字起的这一页在文字上与其它词话本不同，属异版。此外，该本略有缺页（注：有关毛利本的详细情况，参见上村幸次《关于毛利本〈金瓶梅词话〉》，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1963年，日本大安株氏会社将慈眼堂与栖息堂所藏词话本补配完整，影印出版。

　　 研究者多认为上述4种《金瓶梅词话》属同一刻本，仅栖息堂藏本第5回中的第9页为异版。尽管是同一刻本，但刊印的时间却有先后之别。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认为慈眼堂藏本出现在明崇祯年间。美国学者韩南更进一步认为，慈眼堂藏本和京都大学所藏残本都是北京图书馆藏本的重刊本[1]。这样，在中国山西发现的北京图书馆藏本便成为《金瓶梅》词话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版本。

　　 现在，研究者一般将《金瓶梅》的版本分成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词话本系统，主要包括上述4种《金瓶梅词话》版本。一个是崇祯本系统，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现存约有15部。张评本以崇祯本为底本，有大量批语，在正文文字上稍有改易，故也归入崇祯本系统，现存约12种几十部（注：也有不少学者将《金瓶梅》的版本分为3个系统，即词话本系统、崇祯本系统和张评本系统。本文着眼于版本特征，故采用王汝梅先生的2分法。参见其《金瓶梅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词话本主要流传于明代中后期，明末清初已较少见，清顺治后不传。崇祯本则主要流传于明末清初，自康熙间张评本面世，风行一时，崇祯本亦不传。因此，除词话本号称海内珍本外，崇祯本亦弥足珍贵。

　　 研究者之所以十分注重词话本，除它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外，更因为它在文本形态上与崇祯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以至于有的研究者提出“两部《金瓶梅》，两种文学”的说法[2]。总的来看，两种版本系统间存在着如下较大的差别：

　　 词话本的卷首有欣欣子序、开场词，而崇祯本则没有。

　　 词话本的回目有不少处字数不等、不对偶；而崇祯本则回目整齐工巧。据统计，两者回目文字全部或大体相同的，不超过全书的3分之1。

　　 两种版本第1回前半部分内容不同；第53、54回的内容大部分不同；词话本第84回有一段吴月娘清风寨受袭扰、被宋江搭救的描写，崇祯本中也没有。

　　 词话本中有大量的韵文唱词、回目诗，崇祯本中则大量刊落，保留较少。故此，又有一些研究者称崇祯本为说散本（注：“说散本”最早当是由孙楷第先生提出，见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后来为一些研究者所采用。）。

　　 两种版本的用语也多有不同。比如词话本中山东方言俗语较多，而崇祯本则多加以删改。再如，词话本中，“俺们”、“你们”多作“俺每”、“你每”，而崇祯本则多用“们”。

　　 其它尚有不少细微差别，这里不再赘述。但对研究者来讲，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结论由此而出，它们是重要的证据。

　　 　　二

　　 《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谱写了《金瓶梅》研究的新篇章，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发展，对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都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首先，词话本为人们进一步探讨《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及主旨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线索。那篇独有的欣欣子序明确交代：“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尽管直到如今还不知道这位“兰陵笑笑生”的真实姓名，但它毕竟透露了小说作者的有关信息。从此，研究者对《金瓶梅》的作者问题特别关注，新说迭起，争论不断。词话本所独有的卷首的4首《四季词》和4首《四贪词》，也使张竹坡的“苦孝说”发生动摇。在此之前，《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之说很是盛行，几成定论。尽管鲁迅先生提出质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词，不足信据”[3]，但缺乏必要的证据。词话本发现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其《〈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和补记的基础上，于1934年撰写《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以确凿的材料和严密的考证证实，《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其创作年代当在明万历中期，廓清了一些流传较久的谣传和错误。其后的作者、成书、刊印等问题的探讨，正是由此而起步；对小说的创作主旨，也有政治讽喻说、暴露说、探讨人生说等种种提法。

　　 其次，词话本的文本形态真实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演进轨迹，为人们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由积累成书到个人创作的过渡衍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词话本中抄录保留了大量的前代及同时期的通俗文学材料，这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比如，它使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金瓶梅》与《水浒传》之间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这表现在词话本中有多处情节与《水浒传》相同或相似，或直接抄写，或改头换面。此外，它还抄了《水浒传》中的大量韵文（注：最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痴云，他在《〈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一文中将《金瓶梅》与《水浒传》故事情节方面的异同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文载姚灵犀编《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这方面的研究参见王利器《〈金瓶梅〉之蓝本为〈水浒传〉》，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载《水浒争鸣》第1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蔡国梁《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载其《金瓶梅考证与研究》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水浒传》之外，《金瓶梅词话》还对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传奇等作了大量的采录。这些在崇祯本中多被删削或刊落。这一现象吸引了不少学者进行《金瓶梅》素材来源的考察。在文体上，词话本还保留着较多的“词话”的形式和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大量韵文的插入，还表现在“看官听说”这类说书语词的保留上。这种较为原始的文本形态，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由积累成书到个人创作的过渡轨迹，这对把握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是至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最后，词话本对人们深入了解明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可供研究者多角度多层面的开掘。例如，词话本中有关戏曲、曲艺演出情况的描写记述十分丰富、详实，这有助于对明代戏曲声腔、剧目、程式等问题的探讨。再如，词话本中许多宴饮娱乐场面的描绘，无疑为我们了解明代的饮食文化提供了真切可感的珍贵材料。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词话本中了解到明代的衣饰穿着、宗教信仰、乡音俗语、风土人情等情况。而这些在后来崇祯本中或删削，或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金瓶梅》小说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正是因为词话本有如此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自发现以来，一直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和青睐。

　　 　　三

　　 《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既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围绕着这个版本及其有关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探讨，有的问题得到解决，有的则众说纷纭，难以定夺。总的来看，研究者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金瓶梅》的成书方式、作者与成书年代

词话本发现以来，因作品中抄录保留了大量的通俗文学材料，人们对其成书方式是积累成书还是个人创作有着不同的看法。1954年，潘开沛首倡积累成书说，他撰文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其主要理由是：《金瓶梅》是一部平话，处处可见说书人的语调；全书每一回都穿插词曲、快板及说明；正文内容粗陋矛盾，回目不整；从全书结构、故事和技巧看，也是经许多人编撰续成；从作者直接描绘和淫词秽语中，也可看出是说书人的创作[4]。其后，赵景深、徐朔方、支冲、蔡国梁、刘辉等人分别撰文，进一步补充完善，支持集体创作成书这一观点（注：参见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徐朔方《〈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