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既欲求真实 宁复计辛苦 ——由郑骞《从诗到曲》一书所想到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5 次 更新时间:2016-10-27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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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  

对于那些迁居台湾的学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陆学界要么批判声讨,要么闭口不谈,他们仿佛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成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即便是此前在大陆地区有着较高知名度的学者也是如此,比如齐如山,他与梅兰芳的成功合作,他对国剧的精深研究,在学界是颇有口碑的。但在1949年之后,大陆地区基本上见不到这个名字,甚至连梅兰芳本人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都闭口不提。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学术研究的恢复正常,这一情况才有所变化。如今齐如山的著述在大陆地区多次出版,甚至被誉为与王国维、吴梅并驾齐驱的先驱者。但并不是所有迁居台湾的学人都能有齐如山这份幸运,尽管不少学人取得颇大的学术成就,尽管当下资讯发达,仍不为大陆学界熟知。这种不熟知,也就影响了对其客观、公正的评价。这里以其中一位较为典型的学人郑骞为个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对大陆地区的不少学人来说,郑骞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字。因此,要准确、公允地评价他,需要使用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郑骞属于第二代学人,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到过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与他治学经历相似且有着相同学术理念的学人还有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冯沅君、卢前、王季思等。他们虽然没有像王国维、吴梅、姚华、齐如山等第一代学人那样得到开疆拓土、引领风气的机会,但他们有着自身的优势,那就是受过现代学术训练,入门早,起点高,治学更为精深,大多以自己不俗的研究实绩自成一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巩固、完善和拓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谓承前启后,影响深远。

另一个维度是台湾现代学术史。在台湾现代学术史上,郑骞是有着首创之功的第一代学人。他1948年到台湾任教,将词曲之学的学术薪火从大陆地区传播到台湾,从此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几十年,不仅撰写了一批扎实厚重的学术著作,也为台湾地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学人,曾永义、罗锦堂、林玫仪、吴宏一等皆出自其门下。他与张敬、汪经昌、卢元骏等学人一起,开创了台湾地区词曲研究的新局面,也为台湾地区培养了一批词曲研究的专门人才,现今活跃在台湾词曲研究界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出自他们的门下。谈到台湾地区的词曲之学,不能不从郑骞这一批迁台的学人说起。

这两个维度正好代表了郑骞不同的人生阶段。前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燕京大学阶段。尽管他曾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东北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任过教,但其学术训练及任职主要是在燕京大学。后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台湾大学阶段,因为其学术研究及教书育人主要是在这里完成的。两个阶段虽然在地域上相距甚远,一在都城北京,一在宝岛台湾,实则一脉相承,有着内在的联系。经过郑骞等学人的传承,台湾地区的词曲研究逐渐成为一支独具特色的学术力量,与大陆地区的词曲研究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这个联系的纽带,就是郑骞这一批从内地迁台的学人。

从前一个阶段来看,郑骞之所以从事词曲之学,显然是受到时代学术新风的影响,虽然明清两代不乏造诣精深的词曲行家,但没有人正式将其作为一门学问。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吴梅1917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词曲为标志,词曲之学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可和学术制度的保障。受此影响,一批青年才俊从事词曲研究,将其作为终身事业,这些人有些是吴梅的及门弟子,如任半塘、唐圭璋、卢前、钱南扬等,有些则是受其影响,比如郑骞。他虽然没有直接师从吴梅的机会,但曾向许之衡学习过词曲,而许之衡曾师事吴梅,两人在曲律方面志趣相投。郑骞在治学过程受到过吴梅的影响和启发,对其治学的得失也深有体会。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人相比,郑骞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学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合理完善,发展全面。从其涉及的学术领域来看,从诗到词,从散曲到剧曲,中国古代各体韵文皆有涉猎;从研究方法来看,从创作到理论,从文本到文献,各种方法皆能熟练运用。他没有其他学者在知识或方法上的那些偏颇和缺憾,显示出良好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这种全能型的学人在当时并不多见,不少学人往往专攻一个领域,或南戏,或杂剧,或词学,或散曲,或侧重于某一种方法,往往存在一些局限。

就郑骞平生的学术成就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词学,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辛稼轩先生年谱》、《辛稼轩词编年校注》、《词选》、《续词选》等;二是散曲,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北曲新谱》、《北曲套式汇录详解》、《曲选》等,有学人称其为“台湾学界第一位就散曲加以概要说明介绍的学者”(游宗蓉《诗人论曲——郑因百先生的散曲学》);三是戏曲,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等。其散见在各报刊的学术文章则结集为《景午丛编》、《龙渊述学》等。


从上述这些著述来看,依照笔者个人的理解和体会,郑骞词曲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本与文献并重,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我喜欢文学,也喜欢考据”(郑骞《〈燕台述学〉序》)。郑骞注重对词曲内部的研究,从作者、文体、语言、风格等角度进行探讨,同时也注重词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他认为“取稀见之曲籍,考其作者,述其内容,评论其文章,鉴定其板本,固当今之急务”(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在此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比如他是最早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全面整理校订的学人。众所周知,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戏曲文献新发现之一,是研究元代杂剧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但该书印刷粗劣,宾白不全,大量使用俗体字,阅读相当不便,在此情况下,整理一个可信、便于阅读的文本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相当难度的。郑骞于1932年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直到1960年才全部完成,撰成《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世界书局1962年版)一书。该书态度严谨,体例完备,每剧“有他种版本者,均据以参校”,附有十分详尽的校勘记,注明据以参校的版本。书后还附有何煌据李开先抄本所校的《王粲登楼》1卷。其校订工作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字的校订,包括正误、补缺、删衍,共有3500多条;一是格律的校订,包括曲牌名目和曲文格律,共有140多条;一是依据它本增补全曲16支。“有问题需要说明或存疑者,都写入校勘记,共一千五百余条,分附于各剧之后”。每剧依照臧懋循整理校订《元曲选》之例标明楔子、折数、宫调、用韵、区分宾白曲文。经过精心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成为一般学者可以阅读之读本”。后出的几种整理本大多参考了该书,在此基础上进行,由此可见该书的奠基之功。再如其《善本传奇十种提要》,该文具有戏曲性质,著录《四美记》、《双红记》、《清忠谱》、《化人游》等10种善本传奇。按照“考其作者,述其内容,评论其文章,鉴定其板本”四项,“逐一叙述”,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信息。这一特点正如其弟子曾永义所总结的:“治学则以诗词散曲戏曲为主,虽是属于韵文学范围,但根柢经史考据。”(曾永义《郑师百因的曲学及其对我的启迪》)

二是创作与理论结合。郑骞不仅研究词曲,而且还进行诗词曲的创作。他从二十多岁开始写诗填词,笔耕不辍,作品多达上千首,曾先后出版《永阴集》、《清昼堂诗集》、《桐阴清昼堂诗存》等专集,此外还写有一折杂剧《李师师流落湖湘道》。正是因为有着如此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对词曲的各个方面才能谈得如此到位,对一些难以言传的细微之处才会有精准的把握和体悟,可谓真正的行家里手,避免了隔靴搔痒之弊,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一点,其弟子林玫仪也是深有体会的:“他不但研究词家的作品,评鉴古人的词论,同时也是词人及词论家,是以深知个中三昧。因此,他论词及评词时,便能有高超脱俗的见解。”(林玫仪《郑因百师的词学》)

三是文体与声律兼顾。对于词曲的研究,郑骞不仅注重文体的比较与辨析,而且重视其声律。在此方面进行了相当精细的探讨,颇有建树,特别是对北曲的研究。明清以来,曲家辈出,相关著述也有不少,但多重南曲而轻北曲。郑骞通过自己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以其《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台湾艺文印书馆1973版)一书为例。该书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北曲套式汇编,汇辑现存元代及明初杂剧套式659种、795例、散套258式、369例。全书按宫调分类编排,每一宫调又由概说、联套法则和实例三部分组成,十分详尽地介绍、分析了各个牌调在套数中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较之几十年前蔡莹所写的《元剧联套述例》一书,不仅套式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内容也更加精良。该书是对北曲套式的一个总结,对研究者和初学填曲者都有很大的指导、参考价值。郑骞本人对该书与《北曲新谱》是十分看重的:“于是北曲格律研究之两大项目皆已完备,或能对治曲学习曲艺者有所贡献。”(郑骞《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序)

如果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阻碍,如果不是长时间地域隔绝造成的信息闭塞,郑骞的上述学术成果在大陆地区应当会得到广泛的传播,他的名字也必定为学界熟知,但直到今天为止,其《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北曲新谱》、《北曲套式汇录详解》等代表著作都未曾在大陆地区出版过,这无疑会影响到大陆学界对他的评价。当下有关词曲研究方面的学术史著述出版有不少,但提到郑骞这个名字的并不多,更不用说详细介绍了。

郑骞这个名字不为学界熟知,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及信息闭塞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治学兴趣、研究方法与当时的学术风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郑骞研究词曲,尽管也从文献入手,讲究考据,但他同样重视艺术实践,喜欢旧体文学的创作,注重辩体及音律,这与吴梅、顾随、卢前等学人的治学理念和路数较为接近。但时代文化风气的变迁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一些人来说会显得十分残酷,在白话文学成为主流的时代里,包括词曲在内的旧体文学创作只能处于文学创作的边缘,成为少数文人雅士象牙塔内的把玩之物,不管如何提倡,都不可能再呈现明清时期的那种繁盛景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尽管词曲研究成为一门学问,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学术制度的保障,但旧体文学的创作则被视作保守、落后之举,鲜有年轻人涉足,像卢前这样从新文学的写作转向填词谱曲,实在是当时的异类。至于音律之学,更是无人问津,渐成绝学。

吴梅虽然相继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两个高等学府授课,被时人誉为曲学大师,但选修他的曲学课程的学生并不多,其曲律课甚至没有一个人去听,他本人对此也颇有感慨,曾不无伤感的告诉自己的弟子卢前:“唐人歌诗之法废,而后有词,词之歌法废,而后有南北曲,今南北曲又垂废矣。执途人而语之,虽瘏口焦唇,吾知其无益也。不如与子,拍浮高呼,寻味于酸咸之外,而自得于晓风残月之间,誉之勿喜,嗤之亦勿怒,吾固无望于今世之赏音也。”(吴梅《饮虹簃所刻曲序》二)。从吴梅这种故作放达的语气中不难感受到其背后蕴涵的凄凉和无奈,其行为也就带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色彩。曾向吴梅学习过词曲的浦江清对此则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三百年前是南北曲之全盛时代,三百年后则为整个古文学艺术衰微之时代,一般人之趣味殊不在此,故虽学问才情皆高出于数子之上,又讲学于南北著名之大学,登高而呼,列桃李门墙者甚众,亦不能挽曲学之厄运,则时代限之而已。”(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

除吴梅外,有着这种治学路数的学人如顾随、卢前等长期不为学界重视,更不用说迁居台湾的郑骞了。直到近些年,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学人才逐渐受到重视。吴梅尽管名气很大,但学界过去对其评价也并不高,往往将其视作旧派文人,强调其守旧的一面,如今学界将其与王国维相提并论,这在过去是很难获得认同的。

其实,吴梅等人名声的隐而不显并不仅仅是个人评价客观公正与否的问题,在其背后是词曲研究格局、范式的形成与改变,吴梅与王国维、齐如山等人同为词曲研究的开创者,但他们的学术理念、治学兴趣及研究方法差异很大,代表着不同的治学范式。但长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地区的学人多奉王国维为正宗,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注重词曲的文学性,但同时也延续并放大了王国维的局限,那就是仅仅将词曲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进行研究,忽视了其作为音乐文学和表演艺术的各种特性,将本应立体的词曲研究人为平面化,使本应丰富多元的研究格局和范式单一化。吴梅、齐如山等人开创的研究范式在卢前等人去世、齐如山、郑骞等人迁台后,在大陆地区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这种研究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

幸运的是,郑骞迁居台湾之后,继续在高等学府从事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未像大陆地区的学人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迫害,被迫人为中断,保持了薪火相传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将吴梅开创的治学范式在台湾地区进行了很好的传承,并形成这一地区词曲研究的特色。前文说过,郑骞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学人,这种全能型的学人毫无疑问是非常适合培养年轻后进的,可以将相关知识系统、完整地传授给弟子,毕竟当老师的不能过于偏执、偏激,这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郑骞到台之后,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他的这种知识结构和治学特点对学生是非常有益的。他培养的弟子如曾永义、罗锦堂等也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并将其传承下去。

需要强调的是,在从大陆迁居台湾的研究词曲的这批学人中,郑骞曾师从许之衡;张敬出自俞平伯、顾随门下,长期在台湾大学执教,爱好昆曲,喜唱小生,著有《南曲连套述例》、《明清传奇导论》;汪经昌得吴梅真传,长期在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善吹笛、制谱、清唱,著有《曲学释例》、《南北曲小令谱》、《曲韵五书》;卢元骏则师从卢前,长期在台湾政治大学执教,擅长填词谱曲,著有《四照花室曲稿》、《曲学》、《诗词曲韵总检》。将这四位学人的师承关系放在一起,可以画出一张从吴梅开始的学术谱系图,可谓机缘巧合。个人的学术理念和治学特点经过弟子们的传承、弘扬和光大,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独特的学术传统和风气,具有了学派的特点。将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的研究词曲与大陆地区相比,可以明显看出两地学人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治学特点上的差异。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学者多能填词谱曲,更加注重艺术实践,关注声律问题,既能案头研究,又懂场上演出。究其根源,这与郑骞等第一代来台学人的培养和熏陶是密不可分的。

总的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尽管其著述甚多,学术成就卓著,多次到海外讲学,但对大陆地区的不少学人来说,郑骞这个名字还是显得有些陌生,直到今天仍是如此,除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其在台湾地区出版的著述是比较难看到的。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随笔集《永嘉室杂文》,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第一次出版郑骞的著述。如今,商务印书馆独具慧眼,出版《从诗到曲》一书,将其代表性著述《景午丛编》、《龙渊述学》汇为一编,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该书由郑骞弟子曾永义编集,分上中下三编,收录包括学术札记在内的各类文章一百多篇,是郑骞著述中规模最大的一部。除专书外,郑骞散篇的学术文章皆备于此,颇能反映其治学的成就与特点。该书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厚重的学术著作,也弥补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缺憾,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从诗到曲》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同时出版了曾永义的《明杂剧概论》,这同样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据悉,该社还将陆续推出一批台湾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尽管当今资讯发达,交通便利,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阅读台湾学人的著作还是存在一些不便,对商务印书馆此举无疑是应该点赞的,自然也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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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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