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萍:日本的毛泽东研究状况述评(2009-2013)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2 次 更新时间:2015-07-24 08: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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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萍  

  

   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基本已完成由左翼思潮占主流向非左翼思潮凸显的转型。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毛泽东依然是解读当代中国的关键。综观2009年-2013年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传统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仍旧是研究重镇;而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则反映了新的研究动向。日本学者重视史料的传统仍然强劲,同时重视外来的作品;重视实证研究,追踪历史细节,有碎片化倾向,难免出现偏颇和误区。关注日本以外的相关议题与倾向,与西方及中国的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同步性;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力图在新的形势下有所作为,发出声音。

   关 键 词:日本左翼、毛泽东研究、当代中国

  

   一、如何看待当代的日本毛泽东研究

   日本是全球中国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关注,以深细、广泛、系统、执着见长。认识日本的毛泽东研究,需要在中日关系史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大框架下进行。全球格局、地缘政治以及日本国内政局的走向,也是观察日本毛泽东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冷战结束前后,随着世界两大阵营的此消彼长,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开始呈现淡化和弱化趋势,但依然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宗。从整体趋势看,左翼思潮不再占主流,相关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即使是在左翼思想依然延续的情况下,也逐渐被淹没在所谓“纯学术”的学院式研究风气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国内大量有关毛泽东的原始文献被披露,相关研究不断深化与细化,日本原有左翼科研机构在冷战时期所独有的科研优势不复存在。因此,原有的左翼样态研究,不再独占鳌头,而是成为众多中国研究的分支。特别是近年来,右翼学者与左翼学者的对立日益凸显,对左翼不无削弱作用。右翼学者不仅在政治上反动,而且在学统上背离日本学界一向崇尚的严谨求实学风。他们的所谓毛泽东研究,“以论代史”,别有用心,主观性极强,已经称不上是“学术”。2013年,日本著名的左翼毛泽东研究专家竹内实先生去世,或许可以看作日本毛泽东研究由左翼思潮占主流向非左翼凸显转型完成的一个标志。如何突破现有的局促格局,走向振兴,是摆在日本左翼学者面前的最大挑战。

   不过,无论左翼抑或右翼,或者中间派学者,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即毛泽东虽已去世三十多年,但毛泽东依然是解读当代中国的核心要素。因此,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依然是数量最多的。200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以关键词“中国”检索到的图书有3783件,期刊文章有8370件;而以“毛泽东”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图书则为24件,报刊文章36件。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国”研究图书1894件、报刊文章6563件,“毛泽东”研究的图书和文章则分别为16件、27件。很明显,相比之下,关键词“毛泽东”的研究的确不多。此外,以关键词“毛泽东”检索到的图书和报刊文章,2010年为33件、24件;2011年为29件、18件;2012年为25件、24件。然而,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仍可以看出2009年以来日本研究毛泽东的一些新走向与新变化。

  

   二、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及代表人物

   传统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仍旧是研究重镇,但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关注对象更加宽泛,更加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力图在新的形势下有所作为,发出声音。近年来较活跃的学术团体,首先要提到的仍旧是1951年成立的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主办刊物《现代中国》,现有会员约700人。现代中国学会继2007年以“重审‘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再认识”为题的年会报告之后,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召开了国际研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国的成就与未来走向”。根据这两次年会的主题论文等成果,2009年出版了论文集《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①,共收论文12篇,集中反映了当代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状况。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近藤邦康、首都大学教授奥村哲、爱知大学教授砂山幸雄等,处于不同学术背景和立场的作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等方面就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关系(贡献和失误、正负面影响)进行了整体梳理评价,观点主张不尽相同,甚至相悖,但是相关研究的代表作品,反映了当代日本学者对新中国60年间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动态的捕捉情况。

   其次,1946年成立的中国研究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日本成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术机构,主办刊物《中国研究月报》。这个刊物近期的毛泽东研究特点,是通过刊登与毛泽东有关的书评,对现有研究进行回应,表明作者的观点。刊登有庆应大学教授高桥伸夫为学习院女子大学讲师金野纯的专著《中国社会与大众动员——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民众》②写的书评(2009年第4期),东京大学教授代田智明为明治大学教授丸川哲史专著《鲁迅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写的书评(2010年第10期),神奈川大学终身教授小林一美为冯克·迪克特专著《毛泽东的大饥荒》以及杨继绳著作《毛泽东:大跃进秘录》两本书写的书评(2012年第6期)等。由于该研究所的学术声誉甚高,所以这些书评颇有代表性,很值得关注。

   此外,一些学术研究杂志及大学的学刊,也是毛泽东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平台。如:《久留米大学法学》刊发小竹一彰《关于毛泽东论人民内部矛盾初期版》(2013年第68号)的文本考察、广岛哲学会编《哲学》上刊发沟本章治论文《从朱子哲学看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2012年第64卷)、《佛教大学大学院纪要》刊发土田秀明论文《关于毛泽东〈矛盾论〉构想的考察——以毛泽东的抗日战争观为中心》(2009年第37期)、《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刊登土田秀明论文《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的一个考察: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初期思想》(2012年第49卷)、历史科学协议会主办《历史评论》刊发和歌山大学教授三品英宪论文《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统治正当性逻辑与社会》(2012年第746期)、《明治大学教养论集》刊发石井知章论文《K.A.魏特夫的中国革命论(其二):毛泽东的抬头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形成与崩溃》(上、下)(2011年总第467期;2011年总第472期),等等。总体看,对毛泽东经典论文的研究仍受日本学者关注,且上述研究承袭了日本学界的好传统,大都扎实、严谨,力求论有所据,虽然水平不一,有些观点可商榷,但确是相关研究的主脉与骨干。

   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引人注目,在把毛泽东研究推向系统化、深入化、国际化方面有望取得成效,反映了新的动向。2007年启动的基地联合项目“当代中国地区研究”,至2013年已汇集了以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东京大学等8个研究基地的中国研究力量,通过人员整合、资源共享而创建网络型学术组织。各基地实行五年计划、通过立项开展专题研究,目的是为实现“当代中国学”研究系统化,并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2009年创办了中文年刊《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以此向海外推出能代表日本中国研究的最新优秀成果。从各基地的立项情况看,毛泽东研究作为近现当代中国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受到重视。例如,近年来在中国颇为走红的京都大学共同研究组负责人石川祯浩就于2010年4月23日,在《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项目启动会议上,“以毛泽东未公开著作集为例”作了报告③。这批年轻学者与曾经的左翼学者界限明显,他们多受美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创新意识强,急于建构话语模式,也有一定的学术功力。

   在日中国学者开始进入学界主流,已经具有一定的话语声音,但有分化趋向。居日中国学人在各种学术交流平台上抛头露面已屡见不鲜,他们的学术发言权也不断提升,甚至占据重要位置。上文介绍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以及基地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担任《日本当代中国研究》编委,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的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收入有中国学者、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回国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季卫东论文《作为中国式抵抗权思想的当代毛泽东》、日本桃山学院大学副教授唐成论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成果》等,可以说明日本学界日益看重这些在日中国学人的成果。这些学者,熟悉中国和日本的国情,了解双方的学术话语特性,与两国本土学者在研究视角和观点上均有所区别。但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立场观点也歧异明显,其中甚至有人完全接受并运用西方的研究理念,有失公正客观。特别是由于出身背景、生存压力等原因,他们还无法左右话语权。

  

   三、研究方法上的几个特征

   1.重视史料的传统仍然强劲,在史料发掘上不遗余力

   以已故京都大学终身教授竹内实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集》④和《毛泽东集补卷》⑤为标志的日本毛泽东文献搜集编纂的传统和成就广为人知。至今,日本学者依然承袭此风,以此为能。但相关工作显然难度空前,因此有关成果只能是补苴罅漏,如觅古董。当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2010年9月,横滨国立大学终身教授村田忠禧在西藏博物馆发现一封毛泽东1954年4月10日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在当时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尚未收录。他就此进行了考证,建议进一步公开史料⑥。中央大学教授斋藤道彦披露并考证了一篇题为《反对统一》、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署名“毛泽东”的文章,指出这篇文章在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以及长沙《大公报》均未见到⑦。2004年6月,《文艺春秋》杂志公开了一桥大学教授加藤哲郎发现的毛泽东写给日本共产党原领导人野坂参三(曾用名“冈野进”、“林哲”)的两封亲笔信后,2010年,庆应大学教授寺出道雄等人重新解读其中毛泽东于1945年5月28日写的一封信。分析毛泽东在写信时对战争结束后的中美、中日关系的构想⑧。立命馆大学教授北村稔以一份当时任南斯拉夫《政治报》驻北京记者于1966年8月至12月间发表的报道为基础,“尝试着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1966年8月期间,刘少奇与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核心部分进行探讨”⑨。观点姑且不论,但这些还是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史料发掘的精细精神,这是他们的特长。

   2.重视外来的作品,力图给出自己的评价,但在评价过程中,泥沙俱下,不免偏颇

颇受日本学者关注的外来翻译书籍,主要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沈迈克合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朝仓和子译,东京:青灯社,2009年)、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山形浩生等译,东京:白水社,2010年)、冯克·迪克特《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川治子译,东京:草思社,2011年)、杨继绳《毛泽东:大跃进秘录》⑩(伊藤正等译,东京:文艺春秋,2012年),贾帕斯,贝克《饿鬼)》(川胜贵美等译,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2年)、钱理群《毛泽东与中国》(11)(羽根次郎等译,东京:青土社,2012年)、李锐《中国共产党私史》(12)(小岛晋治编译,东京:岩波书店,2013年)等。这些翻译出版的著作,或自称涉猎中国各省的秘密文件,或声称进行过缜密的调查采访,或反映美国汉学界的成果,因此颇受日本学界关注。日文版一问世,就有专家纷纷撰写书评大力推荐。其实,这些著作可议之处甚多,其中三位中国作者的作品,并未被中国主流学界接受。但是,由于这些著作具有所谓的“震撼力”,揭露了不少所谓的“历史真相”,不免流走一时。相反,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主流研究中取得的很多重大成果,却在日本社会和学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表明,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浸淫于西方汉学的整体环境之中,很大程度上与出卖所谓学术噱头纠缠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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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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