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关于苏格拉底与孔孟儒学的两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0 次 更新时间:2015-07-21 11: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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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邓晓芒先生的学术论文《对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一个惊人的误解——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之一)》近期发表后,同样引起了当代新儒“学界”的强烈反弹,指责非难的言辞文字沸沸扬扬,不一而足。不过,浏览一遍这些言辞文字后,我再次发现:21世纪的某些当代“新儒”似乎既非“者”,也非“家”,又非“教”,更非“学”,倒有点儿像是“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指责非难的言辞文字往往是既缺乏文本根据,也很少逻辑论证,有时候甚至还公开否认逻辑论证的意义。在学术讨论中,这未免荒唐。众所周知,人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信念,彼此很难达成统一;因此,要想在学术层面上展开讨论,就需要有一定的公认前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本材料(或事实根据)和逻辑论证,然后在这些前提下进行讨论,看谁的观点信念拥有文本或事实证据,符合逻辑论证,因而更具有说服力。否则,只是激情澎湃、心潮汹涌、卖诗弄文、高声叫喊,也许颇类似于三流歌星很卖力气但空虚乏味的无聊演唱,却没有资格称之为“学术讨论”。反观那些非难指责,少的恰恰是文本证据和学术论证,多的是对孔孟某些观念的痴迷爱心,其表白方式则可以概括为:“儒家好,儒家好,传统儒家就是好!它怎么那么好?它就是这么好!真是好得了不得,简直好得不得了!嗷——我好爱你哟!”于是乎,传统儒家这块旧“布头”就在群情激昂的赔本吆喝声中被“传销”了出去,甚至还“传销”到了两千年前的古希腊那里,因为据说苏格拉底也曾有过类似孔孟“父子相隐”、“窃负而逃”的主张,坚决反对一个人告发自己犯了罪的父亲,足以证明他们早就是一条战壕里用鲜血凝成的亲密战友,足以证明某些当代新儒热衷讴歌的“东圣西圣心同理同”那是相当的正确。

   其实,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像孔孟那样主张把血缘亲情凌驾于一切之上、尤其是凌驾于正义和法律之上,以及在《游叙弗伦篇》中他的理性驳难和反讽方法究竟是指向了游氏控告父亲罪行的举动、还是指向了游氏自以为知道什么是虔诚的立场,并不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研究的领域内甚至可以说属于常识性的内容。只要将那些在这次有关“儒家式腐败”的论战中带有原教旨新儒帮倾向的文章暂且“悬置”起来,先去读一读有关苏格拉底哲学的原初文本,再去读一读国内外学术界在这次讨论之前以及之外得出的有关研究成果,结论是很清晰的。这里我只打算在邓晓芒先生已经分析过的《游叙弗伦篇》之外,再简单地罗列一些文本材料,不做什么具体论证——因为第一,对于拥有独立思考和学术批判能力的读者来说,这些材料本身可以说明问题,无需进一步论证;第二,我在“血亲情理与道德理性的鲜明反差——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之比较”(载《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中曾提出过一些论证,有兴趣者可以进一步参考;第三,对于当代新儒们的痴迷爱心来说,任何与他们的狂热信仰相抵触的逻辑论证压根儿就不可能成立。甚至,在这种“嗷——我好爱你哟!”的痴迷爱心看来,或许这些材料也可以说完全不存在。就此而言,这种罗列也仅仅是为那些拥有独立思考和学术批判能力的读者提供的,非此类读者者大可不必浪费爱心荡漾的宝贵时间。

   1.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1卷2章49-55节中这样记载道:“指控者说,‘但是苏格拉底至少教导儿童轻视他们的父亲,使他的从者们相信,他们比自己的父母更聪明,他说,按照律法,只要儿子能证明父亲患有疯癫病,就可以把父亲拘禁起来……’。指控者接着又说,‘但苏格拉底不仅使他的门人轻视他们的父母,同时他也使他们轻看别的亲属,说亲属关系对于那些有病的人或进行诉讼的人并没有益处,倒是医生对于前者有帮助而律师对于后者有帮助’。”在引述这些指控后,色诺芬一方面说:“的确,我知道,关于父母、别的亲属和朋友,他曾经这样谈论过”,另一方面又指出:“但苏格拉底说这些话,并不是要他的门人把自己的父亲活活地埋葬掉,……而是要向他们证明,……他总不可因信赖亲属而忽略培养自己”;“在他看来,把患疯颠的人拘禁起来,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都有好处。”(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19页。)

   2.柏拉图在《吕西斯篇》207e-210d中这样描述道: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说,虽然吕西斯的父母非常爱吕西斯,但他们肯定会阻拦吕西斯做一些自己想做却不能胜任的事,因为他们觉得吕西斯缺乏做这些事情的足够智慧;就连国王也会把有关事务托付给有知识的人去做,而不是由没有知识的儿子来做(这种说法好像没有注意到曾将至不仁的弟弟“封之有庳”的舜以及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天子,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获得知识,那么你不会有朋友,甚至连你的父母,你的家庭成员都不会与你交朋友”,“连你的父亲也不会爱你,世上也没有别的人爱你。”(见《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210页。)

   3.柏拉图在《克里托篇》中这样描述道:当克里托出于朋友之情和感恩之心极力要将苏格拉底“窃负而逃”的时候,苏格拉底断然拒绝,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对他的判决是错误的,但作为雅典公民,他有义务服从城邦的法律,决不能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就违反法律偷偷地越狱(曾记得某位大概属于第x代的当代新儒曾经振振有词地宣称:“就连禽兽也知道保护自己”,不是?)。在为这种看法作论证的时候,苏格拉底还指出:“你那么聪明,竟然会忘记你的国家比你的父母和其他祖先更加珍贵,更加可敬,更加神圣,在诸神和全体理性人中间拥有更大的荣耀吗?你难道不明白应当比敬重父亲更加敬重国家,应当比消除对父亲的怨恨更加快捷地消除对国家的怨恨吗?……不要考虑你的子女、生命或其他东西胜过考虑什么是公正。”(同上,第33-50页)

   至于上述罗列是不是在关键问题上断章取义,是不是遗漏了苏格拉底在关键问题上的相反论述,敬请读者自己阅读有关文本后做出判断。

   那么,根据这些材料中展现出来的苏格拉底的一贯哲学立场,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说,他在《游叙弗伦篇》中会买下孔孟儒学的那块旧“布头”,同样主张血缘亲情可以超越法律甚至凌驾于正义之上,坚决反对游氏控告其犯罪的父亲呢?答案是很明显的。这些材料加上邓晓芒先生在文章中提供并分析的《游叙弗伦篇》中的材料,只能清晰地表明:苏格拉底始终把理性智慧和正义守法看得比血缘关系和父慈子孝更为重要,甚至主张人们为了理性智慧和正义守法可以放弃血缘亲情,而不应该为了血缘亲情牺牲理性智慧和正义守法——换句话说,他根本不可能赞成孔孟有关“父子相隐”、“窃负而逃”的观念。

   或许是因为脑袋在被痴迷爱心占据后已剩不下多少空间装点有学术意义东西的缘故,常常只是凭借道听途说便大发议论的当代新儒们,在指责非难邓晓芒先生的时候,明显缺少有关苏格拉底哲学的这些基本常识,倒引人注目地呈现出由于“水货”洋溢而形成的“滋润”特征。实际上,除了引用一些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诗词曲赋以及泰戈尔名言外(不知道这些引用除了卖弄之外还有什么意义——难道为了表明不仅“西圣”而且“印圣”也与某些“东圣”心同理同一切都同?),当代新儒们没有从有关苏格拉底哲学的原初文本中引用任何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他的基本哲学立场是主张血缘亲情可以凌驾于正义守法之上,并进一步证明他在《游叙弗伦篇》中会反对游氏控告父亲罪行的举动。他们翻过来倒过去嚼得稀巴烂的惟一一条理由是:苏格拉底在《游叙弗伦篇》中运用了反讽法。然而,斗胆作一个不恭的猜测,恐怕这条理由也是他们道听途说得来的,因为稍微拥有一些关于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苏格拉底在几乎所有的对话中都运用了反讽法,并且其矛头主要对准了那些自以为知道德性是什么的人;他正是通过这些对话,得出了包括正义、虔诚在内的一切德性都是理性智慧的著名结论,确立了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德理性”精神。从这里看,当代新儒们完全不顾苏格拉底运用反讽法的这一根本目标及其一贯哲学立场,把“反讽”与“理性”和“逻辑”对立起来,仅仅依据“苏格拉底运用了反讽法”这一条理由,就推论出他在《游叙弗伦篇》中反对游氏控告父亲罪行的举动、甚至如同孔孟一样主张血缘亲情可以凌驾于正义守法之上,这其实只能证明他们是怎样地敢于在“无知然后无畏”的当代原教旨新儒帮式大胆中不仅信口开河而且信口开江,乃至像风马牛一样乱点鸳鸯谱。难道苏格拉底会像不讲逻辑的当代新儒们一般头脑混乱,居然会用自己擅长的反讽法,来否定自己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加以维护的推崇理性智慧、坚持正义守法的基本立场么?难道当代新儒们不觉得自己对苏格拉底反讽法的这种解释,有那么一点儿后现代的“反讽”意味?不过,坦率地说,鄙人对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像对他们从事学术讨论的能力一样,首先深表怀疑,其次深表同情。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一位论者提到朱瑞先生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英语论文专门比较了孔子与苏格拉底在父亲犯罪问题上的观念,并对古希腊的内容做了详尽的梳理。于是乎某位当代新儒立马就兴致勃勃兴奋不已兴趣大增,又是感叹又是赞赏又是叫好,甚至还劳心费神提供相应的网站链接,希望有人将其译出以饗世人以壮声威,可惜不久后就不见动静没了下文。其原因也不难猜到,既不是因为当代新儒中无人懂英文(当代新儒毕竟是“当代”新儒,早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啦),也不是因为他们历来是干打雷不下雨虎头蛇尾,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只需读上两页,就会发现该文明确无误的基本观点:在父亲犯罪的问题上,“正义而不是孝爱构成了早期希腊伦理学的主导原则,”而“父子之爱则构成了儒家伦理的主导原则”(英文原文是:“justice,insteadofloveorfilialpiety,isthegoverningprincipleintheearlyGreekethics….Themutualloveoffatherandson…becomesthegoverningprincipleinthecaseofConfucianism.”RuiZhu,“WhatiftheFatherCommitsaCrime?”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63(1)(2002),p.2.)。这篇文章居然以这种挑衅性的方式指出了二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可以想见的是,对于当代新儒“嗷——我好爱你哟!”的痴迷爱心来说,它自然也就不存在啦。

   再顺便说一句,我对孔孟儒学的批判很让海内外某些新儒家感到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据说我把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切负面价值的源头都归到儒家那里了。其实,我从来没有如此在痴迷爱心中吹捧夸大儒家的历史作用,以至于认为中国文化除了孔孟仿佛就别无他人似的。但我的确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如此重申以免有人又怀疑我是不是改变了观点),在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孔孟儒学的血亲情理精神应该对中国文化里的大多数负面现象承担无可推卸的重要责任。这里不妨乘机指出一点:如果说苏格拉底上述有关正义守法高于一切的观念构成了西方文化注重法制传统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那么,孔孟有关“父子相隐”、“窃负而逃”的观念,则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文化不重法制、情大于法传统的主要思想来源——不好意思,我没有提“之一”,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墨道法禅等等的代表人物那里看到过类似于“父子相隐”、“窃负而逃”的主张。不过,我可以郑重声明一点:虽然我从不以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力争达到儒家的圣贤境界,但如果当代新儒能够在这方面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请注意,不是那种类似于“苏格拉底喜欢反讽”的水货证据),我会欣然公开承认我的错误以及无知,决不会违反基本学术准则,在未来将本文变成铅字的时候,亲自动手或是允许别人偷偷摸摸地在这个地方补上“之一”二字。毕竟,基本准则都不能遵守,何来道德高尚以及圣贤品格?除非是以“窃负而逃”那样的儒家方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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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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