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24 次 更新时间:2005-11-19 11: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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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 (进入专栏)  

  

  在一整部的《传统世界文化史》里面,更具体的说,也就是 20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史里面,我们底《中国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让我大胆假设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强,或二分之一弱。而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于20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在这一百名的东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刚满冥寿一百岁的胡适之先生,便是这百人中最近的一位。这便是我这个“适之先生的小门生”,开门见山,替胡老师在中国文化史中,乃至传统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为先师在历史中定位,而且定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位置,我自己承认是相当大胆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门生弟子,对业师的“私谥”,但是我个人相信这私谥距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在下是一个在现代西方大学本科教授世界文化史的专业教师。现在做这样大胆定位,实在也是从我的职业里,长期教学心得和比较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

  是否有当?还要胡氏门生故旧,和亲胡、反胡,以及中间客观的“各党各派”专家学者,和贤明的读者,不吝指教。

  

  一、“胡适的文化阶层”是什么?

  

  先说说什么叫做“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座标”(Co—ordinates)是数学和统计学中用以规范统计数据的纵横轴。更简单的说,它就是做统计和比较的基层标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褒贬历史人物也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标准便是“郐国”——“自郐以下无讥焉!”我们今天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我个人就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

  在50年代的中期,美国的《观察杂志》,也曾以类似的标准把胡适提名为“当代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 (见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LOOK,Oct 4,1955 p.40)这一百人中,华裔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晏阳初先生。

  胡氏当时并未以此为荣;我个人当年亦以其所举非偶,而不以为然。

  可是今天我自己也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认为三千年来出生于中国的文化巨人(注意:不是政治巨人)不过百人而已,那末这里推算的具体标准,又在哪里呢?这儿我们就得看看,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具体表现了。

  

  二、一位九项全能的学人

  

  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架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我为什么不干脆用通俗的体育名词“十项全能”,而减掉一项呢?因为十项全能和“万能”一样,除在体育场之外,只是个抽象的形容词,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这“九项全能”,则是经过适之先生生前自己认可的具体项目。他自己承认他在这九个项目里,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九个项目是:

  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

  事实上,这九项都是1954年大陆上的“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家协会”,替胡氏联合拟定的。他认为胡适这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这九项科目里都有“流毒”,所以列举出来作为全国工农兵大众和知识分子一致“批判胡适”的项目。

  我记得当我把这张“菜单”式批判项目送请胡公过目时,他看了又看,不禁笑逐颜开,大为高兴。我因而问他:有没有一两件“该批判而没批判”的项目,可以加上去?“凑满”十项,岂不更好?如此,则郭沫若不就可以再写一部“十批判书”了吗? (详见“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胡先生大笑说,“九项九项,九项九项!”其实那时要由我来加,我可加上第十项:批判胡适对佛教禅宗的偏见。

  胡适是韩愈以后,打和尚打得最起劲的学者。他说, “个个和尚都说谎。”和尚们听了也只能大念其阿弥陀佛。所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表现,实在是一位(他自己笑纳的)“九项全能”(其实是十项)的大专家、大学者。

  

  三、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胡适在上述九项(或十项)的“贡献”或“流毒”,又大致可分成三类九等。第一类或可叫做“学报性的原始贡献”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General Scholarship)。胡氏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十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原始贡献。其深度往往在各该行二三流专家之上。从他十九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七十岁还孜孜不倦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这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博土,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生为今世学人,如连这项起码的工作都不愿做,那就要变成美国学界的三字经所说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Perish)了。

  记得在50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党史”专家的萧作樑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共党史,使萧君大为折服。我们辞出之后,萧君向我翘起大拇指说, “胡适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识’,真了不起。” 我问萧, “高到何处呢?”

  萧说,“二三流专家以上的水平吧。”细分起来,我们这个“人文科学”(胡适口头语),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个榜眼、探花,可就真不容易啊。

  所以胡适之先生实在是个不世出的“旷世奇才”,一位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内,其“学”可能不及各该行的第一流专家;而其“识”则往往有以过之。“见多”始能“识广”。如此,则一些只会钻牛角的小专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他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其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劲敌”。擂台遍打、拳友如。这也就是50年代中共举国批胡的精华所在。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藉机泄愤的。

  老实说,大陆上批胡,台湾就不批了吗?非也。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他就无从置喙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

  

  四、启蒙性的文化挂钩

  

  什么叫“现代化’’呢?恕我不揣譾陋,且自问自答一下。从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将“中”比“西”,论双方“古代文明”(比诸古埃及、苏玛利、巴比伦),中方可能略逊一筹,然亦伯仲之间也:比诸中古大黑暗时代的欧洲,则“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18世纪以后),西方文明来了个大跃进,中国文明来了个大跃退。两两相较,“西方”就变成了“先进”,我们就变成“丑陋的中国人”了。

  所以近百年来我民族的文化建设,当务之急,便是:"向先进学习”。“先进’者“西方先进国家’’也。“向先进学习者”“西方文化”也。老实说,我们从魏源(1794~1857年)的“师夷之长技”,到张之洞(1837~1909)的“西学为用”,到胡适(1891~1962)的“全盘西化”,实在是我们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学习的三个主要阶段。我们要首先“赶上先进”,继而“超越西方”,然后才能铸造一个有自己内容的“现代化运动”。在这…-系列的“西化运动”中,胡适之先生实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统、也是最有成绩的一位倡导人。

  他底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学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学与西学挂钩。那不是小脚放大的国学大师们;更不是粗通汉学,甚或不通汉学的“假洋鬼子”们(借用鲁迅名词),所能做得到的。所以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二类,也是更高一级的贡献,应该叫做“启蒙性的贡献”(Contributions of Enlightenment)。

  写启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第一类“学报性”的作品和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Popular Writing)或新闻体(Journalistic)很难被习于学报型、集刊型的学术圈所接纳。因此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专)栏一类报纸文字(Opinionated Journalistic Writing)。今日吾人如以类似的文章投诸港台的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诸什么学报或集刊,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四卷一号,1917年3月出版)出现时,也没哪位老几,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诸公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

  可是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的不世之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先秦名学史》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可惜作者不识时务,误将“明月照沟渠”,大材小用,把这篇光彩辉煌,有“启蒙性贡献”的杰作,误当成学报性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投入哥大这个汉学沟渠。不幸五大主考都不通汉学(夏德略识汉文)、不谙精义,看不懂这篇论文,所以博士生胡适就吃瘪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藏室.细玩该篇(那显然是1927年以后,哥大选为“珍品”收藏的),审查一位主考(疑是夏德)用蓝色铅笔的潦草批画,真为考生胡适不平。哥大博土出身的李又宁教授,对此比我更为气愤。她曾告我,她立志要开个国际会议,为胡适之先生“博士论文”平反。

  真正启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辈普通学人都可以写的啊!它也不是水准不够的学者,可以随便看得懂的啊!至于有些教授和秘书们问我,胡适的论文,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不懂?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的第一类“学报性”的贡献上,大致可以说是“学重于识”的。搞“学”那是看功力的。“十载寒窗”、“三更灯火”,用功的学人,苦学自必有成:——胡适之确是我个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辈学者之一,因此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实在不是偶然的。但是治学单靠用功也是有其极限,尤其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翻书”走向“电脑”。

  例如胡老师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将来如麻烦“电脑”,恐怕那只是几个礼拜,甚或几个小时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类“启蒙性”的贡献里,那就是“识重于学”了。“学”是可用功去学的。“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龟兔竞赛,老子非把你赶上不可,这是用功可以学得到的。乌龟尚且做到,何况人乎。可是“识”就不然了。“识”是学不到的。

  

  五、我国圣贤的社会作用 胡适只是他们之中最近的一位罢了。

  

  可是我们的民族却是个古怪的民族。在我民族史里面就缺少了“上帝”这个万能的东西。因此上帝爷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和荣耀,在我们民族里就被我们的民族英雄、圣肾、豪杰所分享了。——尤其那些无拳无勇的高知圣贤,他们杀人无力,危害不足;遗臭万年,没个资格;而他们偏又聪明睿智,能说会讲,为我们团体生活,制礼作乐。他们多半也是人品可爱、人格完美,所作所为,福国利民,所以就万民仰止,一枝独秀,流芳千古;贡献有限,而社会对他也就“报酬”逾恒了——胡适便是这项民族文化特产中,最近的例子。

  我幼读《大学衍义》中之名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等,总认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伟大的空话之另一章。及长历尽忧患,逋逃绝域,接触既广,涉猎亦多。午夜沈思,对少年期田园所习,竟时多反思,每觉我古圣先哲之名言,实多出于超人智慧与非常体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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