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难遇——回忆吴承明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1 次 更新时间:2015-06-21 2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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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进入专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缘分。荀子说:“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一个人能够遇到好老师,是他一辈子的福气。然而这种福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佛家所云: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因缘聚则物在,因缘散则物灭。我本人在读书和工作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指导,因此我是非常有福之人。在这些老师中,吴承明先生是给我指导最多、帮助最大者之一,他和我的师生情谊已有三十余年之久。

   我很早就对经济史感兴趣。1978年考到厦门大学,就是专门投韩国盘先生门下攻读隋唐五代经济史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家父李埏先生指导下读了一些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没有西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著作可读,因此我在“文革”中开始学习经济史时,能够读到的只是1950年代翻译出版一些苏联学者写的经济史学理论著作,如梅伊曼和斯卡兹金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波尔什涅夫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读这些书时,我写了不少札记和读书心得。到了厦大后,正值经济改革开始之时,经济学界对我国的个体经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涤新先生是我国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开始后,他首先提出对于个体经济,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民,要既肯定了他们是公社的社员,即集体经济中的成员,又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鼓励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副业,承认他们是具有个体经济性质的经营者。许先生的观点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于是把原来的札记和读书心得整理成《封建社会中的个体经济与共同体经济》一文,寄给许先生,请他赐教[①]。1979年,厦大经济系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会议。我忽然接到经济系一位老师转来的口信,说参加会议的吴承明先生要见我。我从未见过吴先生,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②],于是匆匆去到会场去拜谒。到了那里,在会议间隙时间,见到了吴先生。因为时间紧,他只是很简要地说:“你寄给许先生的文章,许先生读了,感到很高兴,并转给了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朱家桢先生。朱先生读后觉得有价值,因此请我就开会之便,在厦大见见你,并转达朱先生希望你毕业后去该研究室工作之意”。我听后感到非常振奋,感谢了许、朱先生的盛意,随后向吴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请吴先生予以指导。但因吴先生这次来开会时间很紧,无法多谈,因此他叫我以后有机会来北京再详谈。这次见面,就是我初识吴先生。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样一位大学者,待人却如此谦和,对后辈完全没有架子,因此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到北京去求教吴先生。

   1979年暑假,我和师兄杨际平到北京去看书,为硕士论文收集资料。到北京后不久,我即去东大桥路吴先生寓所拜见他。到了吴府,只见房间狭窄,光线晦暗,家具简陋。由于空间太小,家中仅有一张书桌,堆满书刊和文稿。吴先生的许多著作,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写成的。那时吴师母已中风多时,生活不能自理,虽然请了以保姆,但是吴师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吴先生亲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却不见吴先生有何不悦之色,谈起学问,依然侃侃而言,丝毫没有怨言。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叹:像吴先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真是像孔子赞颜回所说的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感觉,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语,其吴先生之谓欤?

   在这间陋室中,吴先生和我谈起如何做经济史。他说:“做经济史,必须要对经济学有较好的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在方法上要进行数量分析,在研究对象上则要研究GDP等问题。政治经济学只是经济学中的一种,要研究经济史,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经济史,只学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是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他还说:“由于多年的封闭,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国内的做法和国外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你应当多读些国外学者做的经济史研究著作,特别是读原文”。这些话,对我震动很大。我请他推荐几本国外的书,他当即推荐了柏金斯(Dwight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8)和伊懋可(MarkElvin)的《中国过去的模式》(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ASocialandEconomicInterpretation)。他说:前一本书是经济学家写的中国经济史,而后一本书则是历史学家写的中国经济史,两者各有千秋,都应当认真阅读,从而了解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听了吴先生的话,我即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查阅,找到了后一书。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更没有数码相机,因此我只得一边阅读,一边随手译为中文[③]。由于时间有限,我仅将该书第三编做完。当时这两部书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中无法找到。我后来对家父谈起此书,他即记在心里。1980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JohnIsrael)来昆明,为他的西南联大研究收集资料。他采访了家父。交谈中,家父谈到了此二书。易氏回到美国后,对柏金斯教授说起此事,柏氏即将其书寄了一本给家父。易氏又到书店购买了一本伊懋可的书寄给家父。家父将二书都寄给我,我才得从容读完全书。这两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的西方学术著作,也是我读得最认真的西方经济史著作,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至大。

   1981年冬,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转到傅衣凌先生门下,攻读明清经济史博士学位。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吴先生的著作不断刊出,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一阵又一阵的震动。我迫不及待地搜集他的文章,力求先睹为快。在学习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一年前对我的教诲的深意。于是我遵照他的指教,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经济学。学得越深入,对吴先生研究的特色感受越深刻。不仅如此,吴先生精深的史学功底和优美的文风,也成为我学习的样板。因此我一直私淑他,他也时常给我具体的指导。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傅衣凌师邀请吴先生来主持我的论文答辩。自此,我也得忝列吴先生之门墙。

   我博士毕业后,去到浙江社科院工作。1986年秋,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ingSociety)决定举行一个中国经济史会议,旨在促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个会议包括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7年初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East-WestCenter)举行,主要是经济学家对历史学家讲可以用于研究经济史的方法;第二次会议则是1988年在图桑(Tusan,Arizona)举行,由历史学家向经济学家讲可以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会议筹备者罗斯基(ThomasRawski)教授请吴先生推荐一位中国学者,吴先生即推荐了我。1987年1月2日,我到了夏威夷,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在这两次会议上,虽然我由于英文听力不佳,大部分发言未听懂,但是把会议上的文章带回来阅读,收获还是很大,开启了我国际求知的过程。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治中国经济史的中青年学者,除我之外,还有李中清(JamesLee)、王国斌(R.BinWong)、濮德培(PeterPerdue)、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等几位。这些学者都与吴先生有学术联系,后来都成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School)的中坚。

   1988年,多蒙黄宗智教授盛意,邀请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讲学半年。当时我在杭州因为家累重,身体又很不好,加上经济窘困,因此感到犹豫。与吴先生商量,吴先生大力鼓励我去,并且主动提出借给我三五百美元,以帮助我解决经济困难。在当时,三五百美元是一笔巨款。虽然我谢绝了他借钱给我的好意,但是我依然非常感谢他的厚爱。在他的鼓励下,我下决心去。这也开了为我日后往来太平洋教书的先河。

   我后来在美国工作,1993年决定回国,但是希望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吴先生和方行先生等前辈的指导下工作。吴、方先生为此积极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使得我终于如愿来到经济所。在经济所工作的几年中,有机会得更多地拜见吴先生。

   在经济所工作的五年期间,有幸和吴先生更多见面,更深入地讨论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吴先生虽然是一代宗师,但是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却完全采取平等的态度。因此我们后辈在吴府上与吴先生可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即使是与他观点相悖的看法,也可以直言不讳,提出讨论。

   1995年,在上海举行举行了一次中国经济史会议。会上我提交了一份题为《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论文,对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这篇文章后改名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刊出于《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读者的热烈回应,《读书》随后发表了数篇看法各异的读者(包括黄仁宇先生)的来信,成为一时讨论的热点。

   众所周知,吴先生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研究代表了此项研究的最高水平。他读了我的文章后,和我进行了讨论,明确表示以往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事实上许多是市场问题,因此以后应当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研究,而非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他后来在学术会议上也提出了这个看法,说自己将不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词汇。他的这种做法,不仅表现了他晚年思想活跃不减往昔,而且更表现了他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智大勇,如果自己“觉今以而昨非”,那么就不惜公开改变的观点。这是何等令人崇敬的学者本色啊!

   我后来从社科院到了清华,仍然继续得到他的指教和关爱。每逢节日或者从出国回来,都去吴府拜见吴先生,他也经常留我便饭,借以畅谈。每到那里,总见他在阅读新出的西方学术著作,手不释卷,兴趣盎然;或者是在奋力笔耕,孜孜不倦,新见叠出。他到了八十多岁高龄还学习使用电脑,不久即能上网查阅资料,并和后辈同电邮。这使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因为这表现了他依然生气勃勃,心理上仍然年轻,充满活力。

   今年六月,我从香港回北京。听说吴先生身体欠佳,于是立即去探望。彼时他已十分衰弱,但是见到我非常高兴,交谈达半个小时之久。他还想多谈,但是我怕他过劳,遂告辞而去。不意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面。两周之后,我在上海得到噩耗,吴先生已驾鹤西去,留给我无尽的哀伤和思念。

1997年吴先生八秩大寿时,我写了一篇《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向大众介绍这位学界的传奇人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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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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