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 丁帆 王彬彬:在文学和历史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7: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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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补缺主义——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

   一部较权威的文学史的缺位使得文学史的重写成为学界一大热点。文学史研究中的三 大不良倾向给这一领域拓出对话的空间。

   董健:这些年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至1 983年,共有四种版本:华东二十二院校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南京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等十院校的《中国当代文学初稿》;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张钟、洪子诚等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这个阶段的研究有相当大的局限。

   再接着就是当代文学史写作全面开花的第二阶段:一些学校自己开始编写教材,据我 所知就有几十部。这些书基本上是前面文学史写作的延续,水准甚至还有所降低。如果 第一个阶段属于开拓期的话,第二阶段就可以说是一个平面展开、长期低迷的时期。在 这种情况下,1999年洪子诚和陈思和的两本当代文学史的出版就比较引人注目,这就是 第三个阶段。

   丁帆:客观地看,在文学史编写的长期低迷中,这两本书取得的突破和成绩有目共睹 ,可以说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这两本书具有较鲜明的特色,尤其是陈思和的《中国 当代文学史教程》,尽管有不少人就著者的随意性抨击它不像史(作为文学史的教材当 然不能这样来写),但是它可读性很强,其中一些审美观点比较新颖,尤其是提出了“ 潜在写作”、“无名”和“共名”这些观点。在长期文学史写作的低迷中,提出这样新 的观念非常可贵。

   董健:我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好的倾向,我们在编史时 应该注意避免。首先是为历史补缺的思想倾向。以往的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褒扬有加, 认为“三红一创”、“革命样板戏”等光辉而又丰富,然而用现在的审美视角一看,这 些已经远远不够了。有的人不愿面对历史的贫乏与不完善,他们“好心”地来为历史“ 补缺”。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另辟蹊径,提出了“潜在写作”。《教程》首先 推出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甚至一直尘封、无人知晓的沈从文的一封信,也作为“潜 在写作”进入了文学史。这样一来,历史就丰富了。但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历史绝不丰富 ,这就叫历史补缺主义。

   丁帆: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绕不开的是写作主体对文学史对象的价值定位。资料堆砌与 价值过于显露,这是一个悖论,如何恰当地掌握这个度,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一方 面我们要防止资料堆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为了表达新观念,为了表现一种价值观念的 超越性,而有意识地去发掘被第一次历史叙述所淘汰、被筛子筛下去的东西,对其进行 过度的褒扬解读与阐释。对那些能重新回到筛子里、能被我们重新选择出来的文本或文 化现象要抱一种慎重的态度,不要陷入另外一种极端化的偏向。

   董健:第二个倾向,我借用马克思的一个概念,称之为“混合主义”,即把历史的链 条打乱,把历史进程的前后混在一起。就是抓到表面现象,混淆了事物的新与旧、先进 与落后、新生与没落,把晚秋的残阳当成春天的朝日而将其混为一谈。中国的后现代主 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混合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思想文化观 ,它注重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执和极端。但因为中国没有出现很典型的工 业文明,目前正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混合交杂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到了中 国,就变了味,把一些反现代的东西(如带有封建专制主义性质的某些极左的东西)都当 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宝贝。

   王彬彬:现在文化界出现了某种思想回潮,就是莫名其妙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 肯定“十七年文学”。针对这种背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一个基本的批判 思想。

   董健:所谓“没有‘十七年文学’,没有‘文革文学’,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观 点,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从历史过程的延续来讲,同样也可以说没有秦始皇也没有今天 的中国,因此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其次就是它完全否定了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差异性, 否定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三者在文化观念、艺术价值趋 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的不同。通常说新时期文学有一些旧的传统的因素在延续 ,如一些左的观念没有肃清,作家头脑中还有旧观念。但有些人却运用一种高度抽象化 的手法,来论证“十七年”文学中某些主流的东西与新时期文学是一致的,从“五四” 到“十七年”到新时期是一致的。《红岩》中成岗有一句诗“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 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据说这是一种受难英雄的形象,与新时期的朦胧诗有相同之处 ——不仅与北岛的“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一样,都是受难英雄的形象,而且 与“文革”中红卫兵那种献身精神和拯救意识也完全一致。比较到了这种程度就毫无意 义可言了。

   王彬彬:抽掉一个具体的环境来考察人在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那么洞房花烛夜同妓院 里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两样。有人引北岛的诗与成岗的诗相比,可他没有提及北岛的诗还 有下面这样的话“我是人/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这普普通通 的愿望如今却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这就是对现代公民基本的人权的呼唤,这是一种 真正的现代意识,与受难英雄的价值内涵显然是不一样的。

   丁帆:他们还认为巴金《随想录》反思文革的方式是政治道德化的思想方式,其开出 的“忏悔”的药方,与文革的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的作品一致。巴老是反思文革的,是 反思自己在文革作为“奴在心”的奴隶的精神状态的,怎么与文革是一致的?完全否定 文学作品在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把历史链条打乱以后什么都有道理,什么都没道 理,历史的环一旦解开混在一起,都是一样的。

   董健:第三个倾向就是庸俗技术主义。随着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的多元趋向,远离政治 中心的呼声日益增强,许多人试图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体系。但 是又往往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在审美的旗号之下,舍弃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内涵, 陷入纯粹技术主义的迷宫,甚至要消解启蒙话语。过去有人讽刺俄国形式主义,说形式 主义分析到最后,菜单就是文学作品,因为形式主义只注重分析各种叙事技巧的搭配, 几十种菜搭配成一个完整的菜单,形式很合理,也成作品了。近年来这种倾向可以说愈 演愈烈。在所谓“民间话语”的发掘中,就有这种倾向。

   王彬彬:离开社会背景、离开文化内涵单纯注重叙事技术等形式因素,在当前的社会 文化语境以及学术氛围下,可能是一部分学者的有意选择。

   丁帆:可是怎么可能把赵树理纳入民间本位呢?赵树理他自己就讲得清清楚楚,他是带 着问题,带着当时的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下乡写作的。这是把叙事技术与巨大的历史思 想内容分割开来,“去政治化”的极端就是对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想进行有意识的割裂, 现在甚至已经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学术倾向。一方面,我们反对用单一的政治标准来衡量 一切作品,同时,为了极力摆脱这种阴影,现在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纯技术的操 练,实际上这根本走不通。

       价值立场与历史叙事:反现代性、现代性及后现代性

   文学史的编写不可缺乏历史背景的烘托。现在中国最大的历史背景就是各种反现代性 、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

   董健:我们正在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指导思想,我想一是要具有历史感 。既然是文学的历史,就要体现出历史感,现在有很多书缺乏这方面的自觉。二是要承 认这个发展过程内部前后有密切的联系。文学史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不能离开特 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最近几年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或者编写中出现了一些 新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文革”文学有现代性因素等说法,对样板戏的变相 推崇,还有最近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京剧节,把样板戏推上了建国以后文艺的辉煌 阶段等现象,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王彬彬:鉴于样板戏巨大的回潮所造成的历史迷雾,我认为,从“文革”前期到“文 革”期间样板戏的普及,这个过程要写得详细一些。我们以前有个误解,好像当代文学 史写了“十七年”,写了“文革”学生不会有兴趣。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在上课讲这个 时期的文学环境的时候,告诉学生,你们的父亲或者祖父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他们实际上非常感兴趣。我们要联系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要体现出强烈 的历史感。

   董健:建国后五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 ,中国人对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从不拒绝,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在真正的“现代人的精 神”的形成上,却困难重重。而文学,集中地涉及人的现代化问题,它必须面对人的精 神状态和生存环境问题。于是我们这本书的第二个指导思想是,应该真实描述出中国人 的精神生活的历史状况。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当中,“十七年”也好,“文革”也好, “新时期”也好,人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领域,有时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精神 生活。因为精神生活不应该是意识形态性的,精神生活应该是个人灵魂中所追求的东西 。中国当代文学介入人的精神生活的比较少,《创业史》里只有梁三老汉稍微有点个人 的精神生活,其中梁生宝、郭振山就没有精神生活可言。最典型的是样板戏,八个样板 戏里人物都是一样的,是一个人,也可以说没有人。我们过去鼓吹的“革命”,往往是 鲁迅所说的那种“阿Q似的革命党”的革命,是打倒旧主子我当新主子的革命而不是为 建立公民社会做出努力。“奴才加主子”的社会,人不会有精神生活;只有公民社会, 人才会有精神生活。

   王彬彬:过去所强调的十七年、文革中许多有相当影响的作品,现在看来一塌糊涂, 但是文学史一定要涉及。我的一个理由是,它们参与了当时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 造。我对精神生活理解得比较宽泛,它是中性的,是所有的精神性的东西,作为一种被 扭曲了的精神生活,被毒化的精神生活,意识形态生活也应该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那 个时代的人也有精神生活,不过是一种被扭曲的被异化的精神生活,不是正常的现代社 会现代人应有的精神生活。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意识的精神生活,因为没有 现代人应享的人的生存空间和基本权利,没有个人性,没有主体性,那是被强加而不自 知的精神生活。我们把精神生活这个概念作为我们文学史里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解决 很多问题,比如每一章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评价作品,认识到一些作品 怎样曾经参与了对当代五十年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塑造,甚至是一种扭曲的、强加的、 奴化的。

   丁帆: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目前思想界不少人提到当代五十年现代化的中 断,新左派却认为现代化不仅没有中断,而且一直在推进,大跃进是现代化的,农业合 作化也是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问题。我认为实际上在整个当 代文学中贯穿着一个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逻辑发展线索。你们刚才讲的那几点我都同意 ,所谓革命化阻碍现代化,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偏离,是反现代性的,反“五四”的, 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态。

   董健:我们要谈现代性,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着各种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 在一起的现象,这个现象的复杂性我们要充分注意到。不能因为有了现代性视角就把历 史简单化。我们还要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状态。

   丁帆:这主要是20世纪最后十年的问题。在当代文学五十年中,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是 一条线索,贯穿了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在这个五十年中现代性遭到了根本 的拒绝,反现代,反人性的东西却比比皆是。

还有就是现代性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世界 性的整体文化格局之中,但后来我们的国门关闭了几十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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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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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沪)2002年02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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