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科索沃危机再思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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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科索沃危机是一件坏事,但它也教会世人诸多道理。一个距中国千万里之遥的事态在中国激起冲击波说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一个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对本地区及全球的繁荣与安全负有重大责任,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需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论从哪方面讲,中国人都有理由认真对待这场危机,想得更深一些,更远一点。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实施的野蛮空袭,距今已整整一年。联系一年来事态的发展,再次审视中国知识界和传媒在科索沃危机发生后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大争论,展望未来欧洲和世界政治的复杂趋势,对之做出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评估,是很有必要的。

依据现实评估,在去年有关科索沃危机的讨论中,如下几点分析和预测得到了初步的验证:第一,关心国际问题的中国各界人士普遍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打击,将导致欧洲地缘军事和政治格局进一步失衡。北约作为一个冷战军事同盟不仅没有在冷战后消失,而且将扩大势力范围,在巴尔干地区打入一根深深的楔子。无论如何,北约在欧洲中部的存在和新的安全利益(新的战略疆域)的获取是一个难以抗拒的事实,它朝欧洲东部俄罗斯方向实现了一次成功进逼。这也是北约在其成立半个世纪之后确立的“新概念”或“新战略”的题中之义。第二,多数分析家认为,北约对南联盟所属的科索沃内部塞族与阿族矛盾的强行干预,不但不会像西方一些当权人物预言的那样,“使巴尔干这个欧洲历史上的‘火药桶’变成稳定的欧洲大陆的一部分”,相反,科索沃及所有相邻区域的前途依然难于捉摸。眼下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驻科索沃地区北约部队的偏袒式调停下,当地的种族隔阂和敌对情绪仍在不断尖锐和难以收拾。在西方列强的掌控下,巴尔干仍旧是欧洲冲突的一个长久策源地。第三,一些专家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借巨大的军事科技优势对南联盟进行的惩罚性、炫耀式轰炸将极大地刺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军人的神经,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地区性和全球性军备竞赛。一年来的国际军备领域的各种逆转性的重大事件,使这一预测不幸言中,也令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格外担忧。在这方面,美国尤其要负主要责任:正是它的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正是它要求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扬言可能退出该条约;正是它的国防部趁主要战略对手俄罗斯国力虚弱之际,大肆进行包括新型反弹道导弹在内的各种高精尖武器装备以及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从北约去年对南斯拉夫联盟长达78天的轰炸,到如今一些主要大国关系的日益紧张,其间有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美国依仗其“势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政治,四处伸手、到处干涉,从而造成许多本可以避免的摩擦与矛盾。就此意义讲,北约对南空袭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单极霸权主义恶性膨胀、新的大规模军备竞赛的重新开始。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加细致的思索,我们不难发现,在北约空袭南斯拉夫、尤其在我使馆遭炸后激发的讨论里,有一些看法和预见仍有待于验证,有的论点需要依据新的情况加以充实和修正。

一个有争议、现在仍无法验证的重大问题,是北约向外扩张的限度和时间表。北约对南实行轰炸并进驻科索沃地区以后,我国不少评论家预测,西方这一军事同盟在巴尔干的成功推进,势必刺激它进一步向全欧甚至世界其他地方扩张的野心;有的专家甚至预言了北约今后一段时间——比如5至15年——“东扩/南下/全球化”的分阶段时间表。 去年北约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华盛顿宣言》和某些北约重要人物所说的两个“超越”(即“超越传统的军事范围”和“超越传统的地域限制”),似乎在证实人们的这种担心。然而,此后形势的演化比人们的预期复杂得多:首先,科索沃地区并没有实现和平与稳定,而是在加剧震荡和激化矛盾;其次,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这颗“坚果”并没有被北约的军事机器压碎,更谈不上吞咽和消化;第三,西欧和中南欧国家围绕战后的科索沃重建问题,尤其是面对棘手的当地阿族塞族的对峙局面,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分歧意见和新的利害冲突;再次,对于干涉前南地区的成本/收益比(包括由此带来的美俄、美中关系的全面紧张),美国自身决策层和舆论也有新的估计和不同态度;最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反战和反干涉的声音从始至终没有消失,成为不可忽视的制约力量。新的混乱和复杂的形势,使北约内部最强硬的声音不得不有所收敛,使这一军事政治组织的潜在扩张势头有所遏制。人们目前尚无法估计,北约的下一次扩张何时进行、由哪里着手和以什么方式实现。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今的区域安全组织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在面临各种人道主义危机时的处理方式,以及所涉及的利益、权利和伦理等深层次矛盾。从国内外迄今为止的讨论看,虽然有严重的政治分歧,绝大多数看法可以划归为利益(权力)和伦理(权利)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多半来自于外交界、战略学界人士,涉及不同的、往往是对立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及力量平衡等内容,如安理会各大国在科索沃危机前后的立场、政策及其得失,战争中北约与南联盟的攻守进退策略评估;后者主要出自于学术界人士,他们更关心的是,在缓解科索沃和整个前南地区的民族冲突时,是否、何时以及用什么方式介入,才能更好地保障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利和当地文化的多样性。据我个人观察,我国学术理论界对两个方面虽均有涉足,但对后一方面的探讨相对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第三个悬而未决、需要更长期研讨的问题,是由科索沃危机引起的对现今国际体制的批评。它涉及冷战结束后和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看待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和人权问题,如何处理新型的国际危机,如何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及如何约束某些国际干涉的方式和限度等一系列严肃重大却极有争议的课题。比如,北约空袭后,我国不少人撰文认为,由于北约尤其是美国在对待前南地区遗留的问题上我行我素,蔑视安理会的权威和某些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致使联合国威信扫地,有的专家甚至预测了联合国的消亡前景。然而,从多方面情况分析,联合国的未来并不如此简单,安理会的道义权威仍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一段时期以来,联合国内部也出现了强化这一国际组织的干涉力度,重新思考和制订联合国指导下的国际干涉之指导原则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如何使联合国不再被弃之一旁,如何使大国关系在其间“斗而不破”,如何使这一重大国际组织主持或认可下的维持和平行动更加谨慎和有合理的尺度,仍是有待研究的“复杂艺术”。再如,绝大多数中国分析家认为,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不过是霸权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幌子,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离开了主权的架构及其国际法保护,是不可能实现独立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现代意义上的人权的;即便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这种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也符合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各种研究同时证明,当代主权的实现与民众权利的保障之间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忽略了后者的存在,譬如讲无视政治民主的推进、公民权利的改善、国家内部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和睦共处,就会给外部干涉势力以可乘之机,进而使政府维护主权的能力遭到削弱,使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下降。归根结底,国家主权的国际保障与国家内部的团结进步是不可脱节的。南联盟和一些受“新干涉主义”严重危害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便存在着深刻教训。


原文来源:《人民日报》(京)2000年第0323期 第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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