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 严展宇: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多维向度:科学、人文与艺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8 次 更新时间:2021-03-23 12:39

进入专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王逸舟 (进入专栏)   严展宇  

内容提要:中国国际关系学在取得不断进步的同时,仍需警惕缺少方向感、不同知识间通约对话不足和创造性缺失等一系列短板。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探索多维向度的学科发展道路是当前的迫切需要。科学向度、人文向度和艺术向度的学科探索,不仅有助于明确知识进步的方向,推动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关怀的回归,而且还能够激发更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本文认为,只有综合平衡科学、人文与艺术的研究视角,并以“三位一体”的思路来推动学科发展,才能不断发掘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领域、新方法和新增长点,从而实现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进步。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科学;人文;艺术

作者简介: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严展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自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学讲席以来,国际关系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征程。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相比,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发展历程比较坎坷。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整个国际体系中长期处在受压迫的边缘位置,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思考相对局促。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的激励空间,但是由于特殊的内政和外交环境,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最终还是没有跟上世界知识进步的步伐。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新局面,并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但是,与西方大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我们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明显差距。鉴于此,我们需要寻找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新增长点,努力在此领域早日赶上甚至超越西方大国。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反思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关系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限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偏向苏联的“一边倒”战略,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二是“对敌斗争”成了学术发展的主线;三是国际关系研究总体上属于单向度。总之,在早期的学科发展中,相比于学者们的学术自觉,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为突出。

(一)在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知识共同体、社会影响力和学科自觉意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1.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共同体不断壮大

知识共同体的成熟与活跃程度是评价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而言,院系和学术刊物的数量变化反映着学科的成长历程。早期,新中国高校只有三个国际政治系,它们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建立,直至90年代才相继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设立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近80个开展国际关系学术教研或者培养国际事务人才的院系与研究单位。我国已经成了全世界国际关系科研、教学机构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2020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排名中,入选世界前200名的中国大陆高校共有6所,位列世界第六,排在美国(44所)、英国(29所)、澳大利亚(11所)、德国(8所)和加拿大(7所)之后。如果将香港特别行政区(3所)和台湾地区(2所)纳入统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顶级高校数量将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此外,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刊物数量不断增多,学术沟通的平台日益多元化。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智库报告和高校学报种类繁多且形式多样。以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CSSCI扩展版)为例,政治学类期刊共计51种(CSSCI收录37种),在专业领域的期刊中数量排名第三,仅次于经济学(95种,其中CSSCI收录70种)和教育学(54种,其中CSSCI收录39种)。从专业刊物数量增长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学术交流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史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与社科学科。

2.国际关系学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提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的进步还体现在国际关系学科已经成为高校中的“显学”。在科研领域,除了教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数量增多以外,国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资金投入也显著增多。以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为例,国际问题研究的立项数量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16年占比为2.73%,2017年占比为2.14%,2018年占比为3%,2019年占比为3.21%。在专业选择上,年轻人也视国际关系为显学,本科专业报考的热度不减。例如,国际政治自2009年开始就成了高考文科申报的最大热门专业,十年来始终高居前列。无论是本科生招生还是研究生招生,国际关系类专业都成了年轻人优先考虑的选择。同时,各高校设立的有关国际关系的讲座和讨论会经常是高朋满座、人头攒动。有些高端的讲座甚至会常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为何国际关系学能够成为“显学”并不断升温?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正作为一个视野越来越外向的全球化大国,对国际关系、外交和世界政治的兴趣越发浓厚;二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不仅大力推动全球化进程,而且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的社会、企业、个人都在积极走向世界,例如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劳工、学生、船队、资本在向世界各地进发,其中包括那些过去很少接触过的极地、外空和深海大洋洋底。所以说,现实的物质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促成了国际关系学的繁荣。

3.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逐步完善,学科自觉意识逐渐成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应当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学科的基础是学者们组成的文人共同体,西方学者从理想主义角度称之为“文人共和国”,也就是活跃的知识共同体。其次,学科存在的意义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与认可,因为得不到社会理解与认可的学科势必会像“颅相学”一样被历史淘汰。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成熟的学科还需要具备一整套完备的概念体系与研究纲领,以便使该学科对世界的自觉探索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学不仅需要建构自我指涉的基本概念和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还需要不断发掘更加细致、清晰、多元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不断涌现各类二级、三级学科,这标志着学科自觉意识正在进一步成熟。例如,非洲学、欧洲学、美国学、拉美学等新兴起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开始主动摆脱僵化范式与理论教条,尝试从比较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是从文学评论和艺术的视角,寻找国际关系研究的切入点。

(二)当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其未来发展应当避免跌入三个“陷阱”

在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繁荣发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即中国尽管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研究最繁荣的大国之一,但我们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很多不足:一方面,我们和西方大国之间在国际关系研究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另一方面,我国的本土特色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所谓本土特色,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特色政治实践,还有中国学者在分析国际问题时所独有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知识传统。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绝不是要简单否定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而是要以戒骄戒躁的心态去审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成长历史,标记出前行路上可能出现的陷阱与障碍。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未来的发展一定要留心三个“陷阱”或三大障碍。

1.国际关系研究缺失方向感

所谓方向感,就是指人们对自身所处的地理空间和周围物体方位的感觉。就国际关系研究的方向感而言,它是指研究者所具有的如何使该学科在正确的轨道上保持不断向前发展的意识。众所周知,随着信息流动加快和学科分工细化,国际关系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愈发显著。虽然多元化发展带来了学科的繁盛,但另一方面又致使学科“失焦”——传统的知识评价体系在多元探索的冲击下逐渐消解,以往高雅、古典、有品位的研究不再“独享太庙”。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学科知识进步的线索在此背景下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在多元与自由带来的焦虑中,我们很难判断前进的方向。此时,我们尤其应该认识到,多元时代对古典研究的“祛魅”并不意味着乏味、单调、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合法化”。我们一定要抛弃粗放的、数量带动的学科发展模式,转而追求知识引导型的增长模式。对于国际关系学而言,我们要有“智识定力”,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探索思想和理论的进步,将注意力聚焦在探索新的范式、方法、议题和研究空间之上。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一定要把握方向感,要明确知识进步的路径。

2.不同知识之间缺失必要的通约与对话

从横向角度观察,如果我们把当前各类区域国别研究放在一起对照,例如将拉美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并置考察,如何衡量它们之间的知识通约性?如何实现它们对话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从纵向角度考察,如果我们把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与过去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进行对比,以美国研究为例,现在的美国研究学者和资中筠先生、李慎之先生等第一代美国研究学者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显然,现在的学者是“专家”,过去的学者是“大家”。现代性在知识领域延伸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学科分工的深度精细化。博学家的退场与专家的出现意味着学科的研究空间被逐渐压缩,不同学科之间,甚至一个学科内不同次级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都在不断减少。例如,拉美农业问题、波兰贸易问题、非洲土地问题和中国南海问题之间的“隔离带”似乎愈发明显。然而,学科的发展需要跨越边界,而不是建造“隔离带”。好的学术研究,即便归属不同的学科,彼此之间也一定存在某种知识通约的可能性,例如不同方法论的交锋。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一定要实现不同知识之间的通约与对话。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要绕开“自说自话”或“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的人为障碍。只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延伸,不同的知识之间实现了彼此互补,那么我们的学科才可能健康成长。

3.国际关系研究缺失创造性元素

国际关系学兴起于人类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有意识反思,但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主题则不限于此。从研究对象来说,它涵盖了政治关系、经济联系、文化交往、群体互动等几乎所有社会知识领域。从研究方法上看,它借鉴了历史学、政治学、哲学、语言学、工程学、统计学、量子力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工具。进步的国际关系学理应是开放的国际关系学,任何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都不应该被武断地排除在外。我们需要警惕这样一种陷阱,即国际关系研究的使命仅仅在于为政策服务,因而视功利主义和权力现实主义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天然底色。如果我们陷入这样的误区,国际关系的研究和探索就会大同小异,因为学科的出发点一旦变成国家各级政府的利益,国际关系研究必然会根据权力、利益加以设计和安排,输赢与利害将成为其关注的唯一焦点。如此一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创造性和开放性就会受到威胁,那些具有想象力和艺术特质的灵感跳动在现实主义的光环下恐怕就会黯然失色。因此,本文认为,政策导向不是学科进步唯一的道路选择,国际关系研究一定要具备更多的创造性元素。

除此之外,在反思国际关系研究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展望国际关系研究未来的发展道路。探索学科知识增长的新空间和新增长点,其关键任务是要把握知识增长的方向。一方面,沿着这些思路思考国际关系,我们既可以发掘未知的议题空间、捕捉新的线索,还可能融汇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学科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强调科学、艺术和人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将研究对象重新定位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之上,重新实现人的大写。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维度不是相互冲突的,也不是彼此失衡的,而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科学、人文和艺术是国际关系学知识增长的三个重要向度,是探索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不同道路,因而共同构成了知识增长的多维向度。鉴于此,我们需要不断发掘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真、善、美等古典价值,沿着科学、人文和艺术的多维向度,不断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进步与知识增长。


二、“真”的向度: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认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向度,其价值在于明确知识进步的方向,其目标在于求“真”,其关键在于平衡“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

(一)从“真”的向度来理解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首先要界定“科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内涵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在正确认识科学内涵方面都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阶段之后才逐步趋于理性。鉴于此,本文认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 究指的是用现代科学的学科方法、理论工具和评价标准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一门学科。

1.从西方科学发展历程看,人们对科学的正确理解在经历了诸多变化之后才逐步稳定下来

从历史角度考察,最早对科学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看来,科学就是通过逻各斯(即概念化语言和逻辑规则)研究恒常不变事物的分科之学,其关注的是的共性而非个性,其强调是公共性知识而非个性经验。另一种对西方古典时代科学内涵的理解是将科学与艺术进行对比,认为科学(Scientia)是关于理论的学问,而艺术(Arts)则是关于实践的学问,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观点直至15世纪早期仍然流行于欧洲,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通向艺术的道路”,而“没有科学的艺术则毫无价值”。

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完成后,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与古典时代相比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力学、日心说和血液循环说分别在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科学革命的遗产是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等人的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念让位于“新哲学”“自然哲学”或“机械哲学”。简而言之,以经验主义为基底的实证主义思潮取代了古典与中世纪时代的人本主义与规范传统。政治学(Scientia Politica,Polizeywissenschaft)也在17世纪晚期成为一门以系统化方式进行教学的科学(Scientia,Wissenschaft),不再是从实践中获取“艺术”的学科。到了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将实证主义引入社会科学研究,开创了“社会的自然科学”,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门。

2.从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看,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态度不断趋于理性

回望中国历史,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思潮兴起,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随着新旧之争中“西学”的胜利,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思想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信仰”。“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然而,随着科学革命不断推进,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熟,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态度也不断趋于理性。人们认识到,具体的科学理论和陈述经验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甚至深层次的科学观念也在发生渐进式的变化。因此,科学更多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态度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教条。

3.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指的是用现代科学的学科方法、理论工具和评价标准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

一般来说,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得出确定的规律性结论,并且其研究过程还要经得起重复性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回顾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被称为“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大辩论”的学术争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事件,因为这次辩论的结果是科学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了古典的历史人文研究方法,从而成为后来学科发展的主流。

尽管科学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后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但“科学”的具体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到后来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主义,再到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的研究纲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不断更新。所以,有学者称国际关系的学科史是“科学革命阶段的曲线发展史”。然而,不论具体研究中的“科学观念”如何变化,科学在认识论与价值论层面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始终期待理解国际关系中的“铁律”,对探索国际互动中的规律有着强烈的学术冲动,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向自然科学靠拢、模仿的发展趋势。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代又一代学者们对建构不同层级理论的不灭热情,以及对预测事业的不懈尝试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尽管有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过度科学化”趋势表达了某种忧虑,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得益于国际关系研究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对话,当代国际关系学才得以与时俱进,不断朝着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二)在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明确知识的进步方向极为重要

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除了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具体问题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确定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力方向。

1.从科学哲学家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是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

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研究从机械的系统论观点到范式间折中、融合的转变。尽管形而上的科学观念与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常常不具有可以相互推出的关系,因为同一种科学观念可能指导着不同的具体理论,具体理论也有可能受到不同科学观念的启发。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要有敏锐的“元理论”眼光,要看到科学、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哲学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意义。关注国际关系的形而上学并不能直接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在学科“森林”里的探索中指明前进的道路。

2.要特别重视自然科学进步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发

尽管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量子思维尚未取代牛顿力学思维,但量子思维模式对不连续性、跃迁、复杂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的关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国际关系。例如,温特(Alexander Wendt)2015的著作《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彻底颠覆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观念的理解,量子思维被系统引入到了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量子思维中有关纠缠态和波函数的讨论,对我们理解主体间性的产生与变化、施动者与结构的互构进程、非理性行为的动因都有很大的启发。

(三)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目标在于求真

本文认为,对什么是“真”的回答并不是我们此刻的紧迫任务,但是,重新加入这场自“轴心时代”就开启的讨论,其目的就在于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1.无论是人文研究还是科学研究,求真都是知识探索与传播的永恒标准与目标,而求真的关键在于不断突破与创新

在国际关系学中,研究范式、方法与思想观念的更新是指引我们不断趋向真理的灯塔,而对金钱、权势和低质量增长的追求,只会让我们在知识的“森林”中迷失。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的“真”是有条件且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识别不同语境下“真”的具体含义,发现不同时空中“真”的位置。在自然科学中,对“属真”知识的判断会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变化。例如,天文学经历了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现代宇宙说的三次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在不同时期里都作为真理与常识而被普遍接受。在国际关系领域,作为共识的知识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主权概念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今始终处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无政府状态假设的内涵经过数代学者的反复论争之后仍无定论,至今仍在更新之中。

所谓求“真”,是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真”的条件,是为多元化的知识寻找与其匹配的解释框架和评价标准。例如,要理解欧洲的国际关系,就需要首先关注不同时代欧洲人的宇宙观和欧洲国家行为与目标之间的联系:16世纪主要表现为循环时间观和王朝—神权政治之间的互动;18世纪主要表现为牛顿力学和均势政策之间的互动;19世纪主要表现为进化论和革命、争霸之间的互动;20世纪主要表现为发展观和制度治理之间的互动;21世纪则主要表现为量子工程学和网络系统之间的互动。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结合现代性进行反思,这不仅是哲学思辨的需要,也是科学精神的彰显。

2.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在可能的政策建言与学术要求的严谨客观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国际关系研究天然具有政治影响力和决策上的利害关系。对于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来说,一方面要搞好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国家面临的重要涉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通过建言献策的方式为政府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理论依据。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掌握“度”的问题。国际关系学不是象牙塔里的智识游戏,理想的国际关系研究在追求知识增长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求“真”既是学术要求,也是现实使命。因此,兼顾科学精神和社会担当应当始终贯穿于我们的研究思考过程之中。

3.求“真”要求国际关系研究做到谦虚、开放,通过营造良好的知识交流平台,实现知识之间的通约与共鸣

我们要避免国际关系不同领域之间各说各话的现象,要打通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这些次级学科之间的隔膜,让它们之间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国际关系学在政治学、比较政治学面前还只是一个“小兄弟”,因而应该更多地向其他学科学习和借鉴,主动承认我们的年轻和不足。

(四)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关键在于平衡“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自己过去的发展历史基础上演变过来的,因而在开展研究时如何将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平衡起来,对于该学科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1.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一定要关注技术变革带来的知识进步

无论是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还是机器模拟手段,其产生和使用都和科技全球化时代存在必然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盛行,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因而出现了很大变化,传统的经验历史研究方法逐步边缘化。这个趋势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达到高峰,70年代以后盛况尽管不如以前,但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如今,量化研究再次成了主流。“现代”是科学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副面孔,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尤其是擅长最新技术的研究者们不断探索。

2.在探索科学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技术奴役人们的心灵这一现象

科学不是统治性与排他性的教条。在科学的审慎之外,我们还需要树立伟大崇高的价值观。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呼吁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他指出:“知识正在不断走向碎片化,我们凭借自己偏狭的能力将艺术与科学分成了碎片,无法渊博到一窥全貌。人类已经不再可能拥有普遍性的知识,但是我们可以鼓励‘哲学精神’以期避免狭隘的专门化。”

3.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过于偏重“现代”知识或“古典”知识,要努力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国际关系学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现代”知识与“古典”知识最终两者都需要保留,并且需要保持平衡和时常更新。传统历史学派通过融合不同的研究工具和探索视角获得了新的生机,而行为主义学派则演化成了囊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交叉技术的研究方法。鉴于此,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那些璀璨的科学方法是冬夜中闪烁的繁星,令人迷醉向往,但是我们在仰望天空时仍然需要披上一件由人性、价值和历史智慧织就的温暖外衣,以帮助我们抵御子夜的寒冷。


三、“善”的向度: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


“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落脚点,而“人”又是关系的核心,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对人这个概念的深度考察和终极关怀。所谓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把人重新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地位,将人的境遇、福祉和心灵作为学科关注的焦点,一定要把人大写起来。回顾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尽管我们的研究方法符合科学要求,研究主题也紧跟现实,但是在普通大众和不少其他专业的学者看来,国际关系研究似乎只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学科。好像只要准确把握时政热点,充分掌握新闻资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可以涉足这一专业领域。这样一来,国际关系研究和时政评论、政治新闻调查之间的界限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困惑的局面?韦伯(Max Weber)在《以学术为业》中提出了一个相似的问题,他说:“那些使自己加入这一专业组织并无限干下去的人,在这些永远注定要过时的生产中究竟打算完成什么有意义的事呢?”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解释诸如中美关系、朝核问题、英国脱欧这些时事热点,并发现它们背后可能隐藏的规律是其任务所在。但是,国际关系学的使命不能止步于此。作为一种知识,国际关系学还需要探索科学向度之外的知识领域——我们要做什么和我们将怎样生活。

(一)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也是终极的行为体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回答关于人的问题——从情感、意志和体验出发,思考我们要做什么和我们将怎样生活。例如:人为什么会变得铁血、软弱或乏力?人为什么会表现出喜怒哀乐?人为什么生存?人为什么得不到发展?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处在比较核心、优越、有领导力的创新的地带,而另一些人则始终处于被排斥、被不断边缘化乃至被肉体上消灭的地带?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同时,必须牢记研究人的使命,关注“善”的生活,毕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1.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我们要重新确定研究对象

本文认为,人性和个体是人文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单纯的物理关系,国际关系本质上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科学中,质点是没有意识的,化合物也不享有情感,研究对象是冷冰冰的客观事实。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组成的各种群体——不管是家族的群体、部族的群体、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体、非政府组织的群体,还是跨国的国际组织群体。人独有的特质始终都深刻影响着其互动的规则与规模,最终使互动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结果。如果将人的个性特质剔除,或者将其简单类型化为某种社会事实,国际关系研究将同时面临学术和现实的“双重危险”。

一方面,虽然将国际关系中的人乃至国家进行均质化处理有助于我们在一定层面上抽象出规律性的结论,但这样的研究并不总是能诚实地再现客观现实。这种方式会导致怀特海(Whitehead)所说的“误置具体性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抽象的东西视为真实的存在,其结果是最终曲解了现实。

另一方面,人一旦失去色彩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千篇一律的质点,我们极易产生“集体主义至上”的思维偏见,进而对个体的“自由”造成威胁。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需要有温度、人性和人的面孔,需要直面国际社会对人性的种种物化和异化。在坚持科学方法的同时,我们要以人的好恶和人性的特点去识别、比照、研究“最小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使人重新回归本体地位。

2.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还需要重置研究视角

在使用整体主义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赋予个体主义视角更多的价值,尤其是要避免采用简单的“国家主义”视角。中国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偏爱力量、大国、整体、英雄主义这些关键词,取胜主义更受重视。当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们需要有“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战略视野,仅凭外交智慧与战略眼光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一国国内社会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素质对于国家的外交能力建设同样重要。

正因如此,我们还需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的个体视角,因为只有在个体视角下,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聚焦国际舞台中人的权利、自由和精神状态,并且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人,何以为人,什么是人的精神?它不仅强调如何培养伟大的人格,如何让公民、社会、民族更善于学习,而且也会告诫我们研究不要过于粗线条、简单化、政治化、国家主义化。此外,它还会提醒我们国际社会是多样、具体和复杂的,而不是霸权至上、简单同质、非此即彼的。如果沿着“善”的向度思考,那么看似只有黑暗、斗争和博弈的国际关系研究就会变得更加多面。它不仅有自己的成长与进步,而且也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相关联。总之,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将带领我们进入善良、正义和哲学意义上的崇高境界。

3.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强调对他者的关切

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要点大多是本国的权力和利益,而对其他国族、国际社会、边缘与少数群体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尽管对本国问题的讨论理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焦点议题,但是聚焦的同时视野也会变窄,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建议在我国似乎越来越有合流的倾向。国际关系是否等于国家间的博弈?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就是对我方立场的诠释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恐怕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误区,国家化、政府化、对策化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该替代以人道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底的国际关系研究。对他者的关切,特别是对普通公众切身利益与个体感受的关照,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例如,我们在思考和平与战争原因的同时,还需要思考如何减少因战争冲突而带来的死伤问题;在关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互动博弈的同时,应当同时思索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在考察族群认同和边界冲突问题时,还要加入关于如何减少社会成员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的讨论。

(二)微观研究、小国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可以作为未来人文向度国际关系研究探索的三个切入点

强调对他者的关切,要求我们在坚守“祖国”“民族”和“主权”意识的同时,了解人类的“大爱”。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同时关注中国问题和探求世界性问题并不冲突。中国的进步和外部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无论从中、短周期,还是从长周期时间段考察,它们都是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对我们来说,研究中国问题,需要对外部的世界有所体察;探索世界问题,也要对中国的现实有所反思。

1.微观研究

微观的国际关系研究关注具体的人在国际关系中的境遇,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人权(human rights)、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情绪研究(emotion in IR)、少数权利(minority rights)和原住民权利(indigenous rights)、世界政治中的记忆(memory in world politics),以及领导人个性特征(leadership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研究。微观研究在吸收、继承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多关注具体语境中的群体与个人,而不是泛化的群体或者抽象意义上的人。例如,庄礼伟生前提出的“草根视角的国际关系研究”就是此类人文向度的微观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群等流动人口,考察的是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和外交。尽管边缘的声音很难在研讨会和课堂中被听到,也很难变成我们大多数作者笔端下的文字,但是我们有必要,也有义务融入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一方面,微观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的国际关系变化对于公众的具体意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权力变动、制度变迁、规范演化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还要关注这些抽象概念对于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例如,人们生活在冷战核武器阴云下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在族群冲突中艰难求生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入驻和国际产业链转移对底层工人的影响是什么?另一方面,微观研究可以平衡自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降的物化倾向,使研究对象更鲜活、真实。近年来,国外学术界不断呼吁区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生物人”和“社会人”现象,提出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事实”不是先验的必然性制度,而是需要被反复阐释的偶然性假设。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例如结构、系统、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等,应该被放置在具体情境中加以定义和识别,而对具体情境的研究正是微观研究的着力点所在。

2.小国研究

小国研究和我们传统关注的研究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它要求我们把目光从美国这样的大国转向像瑞士、以色列这样小而美的国家,把关注点从军事力量对比和GDP增长转向创新增长、公民素质提升、个性化创造等领域。2019年,喜剧演员泽连斯基(Volodymyr Oleksandrovych Zelensky)当选乌克兰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乌克兰未来要像日本一样善于创新,要像以色列一样善于保卫自己,要像瑞士人一样生活,要像冰岛人一样团结。尽管对于乌克兰来说,这场演说的政治宣传色彩更浓一些,因为它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来,还是不得不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博弈对冲,但是这场演说也给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发——小国是独特并且不可忽视的,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在国际舞台上,“小”有时候可能是很美的,“大”却不一定总是好的。在中国,我们经常陷入“大”的迷思,追求盛大似乎就意味着进步,国际关系研究尤其如此,似乎学习模仿美国是唯一的正确道路,美国好像成了我们未来唯一需要超越的对象。试问:当中国硬实力指标超越美国之时,中国就可以被称为大国了吗?很多人可能会这么认为,因为GDP数据和军事实力的确是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但本文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周密,硬实力指标强大并不意味着文明,也不代表教育发达、人文精神发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之所以认为小国研究十分必要,原因就在于我们需要认真谦虚地探索“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总之,在“善”的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要鼓励倡导一种精神上的执念——对正义、高尚和文明的不断追求。

3.日常生活研究

日常生活研究主要是指研究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各类日常现象,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它关注寻常之中的不寻常,重在对日常经验的批判与祛魅,例如不同啤酒品牌消费选择背后的政治意图、日常消费和语言习惯背后的主权逻辑,等等。虽然国际关系现象往往以整体性的面目示人,国家、族群是天然的关注焦点,但在深入细节之后我们也能够从啤酒和俚语中发现被压制、淹没和忽视的个性化的东西。其次,日常生活研究的工具箱十分丰富,它既可以使用年鉴学派的路径考察诸如观念史、图像史、社会风俗史、价格史的周期性变迁,也可以使用文学评论的方式对具体文本进行个性化解读或严谨考证。最后,日常生活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它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或自下而上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比较经典的例子是恩洛(Cynthia Enloe)的研究著作《香蕉、海滩和军事基地》(Bananas,Beaches and Bases)。她的研究既有传统的结构性思辨,也有细致的日常生活关照,例如,恩洛通过思考性别差异和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检视了女性在美国驻外军事基地的生活,反思了性别对于国际关系的独特意义。

虽然日常生活研究无法为我们提供政策建议,但是它能够告诉我们未来某个政策的潜在后果和影响。在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之所以要给阐释性甚至是描述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留出空间,一方面是因为日常生活“是人们所理解的现实,是一个具有主观意义的规整的世界”,因而是我们识别个性的窗口;另一方面是因为日常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不需要证明,甚至也不需要解释,只需要加以关注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正因为它是“自我宣示”的,我们才需要费心劳神地关注它和审视它。本文认为,与关注“思想”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常识性的“知识”是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而正是这种“知识”构造出了所有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


四、“美”的向度: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


圣西门(Saint-Simon)在1820年《圣西门致陪审员先生们的信》中宣称:“新的思考向我表明,事情应该在艺术家的领导下向前进,他们后面跟着科学家,工业家应该走在这两者之后。”尽管这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断有些夸张,但他启发了我们对下面这些问题的思考:什么是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我们是否需要它?如果不需要,为什么?如果需要,我们应该怎样结合国际关系与艺术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我们下面将依次回答这些问题。

(一)什么是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与艺术的“联姻”可以追溯至2001年一篇名为《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的文章,此后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讨论美学和国际关系融合的研究成果。而我们对艺术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探索,则是在“美学转向”之风方兴未艾之时的进一步思考。我们认为,艺术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借鉴艺术领域的学科思维、工具方法与审美策略,最大限度地激活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增添研究趣味的同时,拓展研究视角,展现国际关系研究中更具人文色彩的一面。在此基础上,艺术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艺术和艺术视角下的国际关系。

1.对于艺术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第一个理解角度侧重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艺术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艺术指的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用国际关系的视角与理论方法理解和分析具体的艺术现象。例如对艺术品跨国产权保护的研究,需要综合运用知识产权、国际法、国际组织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去解决艺术品的产权争议问题;再比如新兴的“影像地缘政治学”(Cinematic Geopolitics)既可以从电影内容是如何记录、反思、扭曲国际关系事实的角度入手,也可以从形形色色的“电影节”是如何体现国家权力的角度入手,还可以从电影是如何为反抗暴政或殖民提供凝聚力与认同感角度入手来研究国际关系。然而,无论研究的切入点如何,在影像地缘政治学中,其关注点都是电影的政治意义而不是艺术价值。

这种理解的角度有两个特点。第一,研究观察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所以,我们使用的理论、方法、价值判断标准都是国际关系学的,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和发现艺术是如何有意无意地被利用的,最终是如何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或者国家目标的。第二,研究中的艺术是具体的事物。艺术不再是一个泛泛而谈、有待解释的标签,它是完全实在的客观事实或社会事实,比如被掠夺的圆明园兽首、有归属争议的宗教雕塑、法西斯主义电影《意志的胜利》、作为意见领袖的艺术家、在世界博览会上被震惊的观众、被艺术史学者记录下来的集体审美取向、在笔记里面呈现的个人艺术体验,等等。

2.在艺术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第二个理解角度侧重艺术视角下的国际关系

艺术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强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艺术性思维看问题,比如感性、模糊性、直觉、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尝试把艺术创作和艺术评价的一些理论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它也有两个特点。第一,研究的出发点是艺术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领域的工具方法。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以艺术家的眼光去理解、透视、体验国际关系。第二,艺术在这里是抽象的,不是某种具体的艺术形式,也不是艺术的创作者或者受众,而是一种和理性思维、结构化思维相互补充的世界观。

3.在国际关系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中,对艺术和艺术性思维的关注仍然处在边缘的位置

国际关系研究即便有对艺术、美学的关注,也没有跳出传统的研究框架,或者说没有把艺术中的想象力展示出来。大多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艺术议题仍然是权力政治逻辑的延伸,艺术要么被简单等同于国家宣传的工具,要么被视为权力意志的表达。艺术似乎被认为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或者和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领域,大家都对它敬而远之。有学者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当世界淹没在战争、种族屠杀、恐怖主义、贫穷、气候变化和金融动荡之中,探索艺术主题是否不值一提、不负责任?”

4.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必要?

从学科进步与知识增长的角度思考,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可以打开议题空间,将艺术问题纳入国际关系的思考范畴之内,另一方面也能够激发研究者的创造力,把艺术方法添加到国际关系研究的工具箱里。无论是从议题拓展的角度,还是从丰富研究视角的思路来说,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我们要更上一层楼,从人文的、“善”的角度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尽管艺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改变结构、影响变量、创造机制,但它能够给我们另一种观察和理解国际关系的方式,能够创造一种建构和改造世界的柔性力量,而且还能够递给我们一面用于审视人性的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二)探索艺术向度的国际关系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如何将艺术和国际关系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呢?本文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索艺术向度的国际关系。

1.艺术性思维与科学性思维并非对立的关系,也不是相互统属的关系

一方面,艺术思考和科学精神并不相悖,艺术性思维和科学性思维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例如,在思考欧洲难民问题时,我们不仅可以从治理机制、决策模式等科学思维的角度进行推演,还可以从有关难民的新闻照片和影视文学作品中获得启迪。特别是在理解观念的建构过程时,艺术思维对情绪、体验等柔性力量有着更为敏感的认知,有助于弥补科学思维方式的不足。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艺术思维侧重感性、科学思维侧重理性”等同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中,理性与感性的对立、科学与艺术的分野、逻辑与图像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都是理性思维成功征服思想的结果。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应当是平衡的,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为它可能会把很多本来不能一分为二的事物强行分割开来,从而使原有的事物丧失其整体性或完整性。

另一方面,艺术性思维也不是科学性思维的附属品。鼓励艺术思考并不是要设想一套替代性的艺术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这样做既不现实,也无益处。通常,一套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不仅要有明确的核心假设与解释范围,还需要有清晰的逻辑推论,并且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以及说明理论依托的科学哲学基底。按照社会科学理论的标准构建艺术的国际关系理论,会把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强制归并到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之下。如此一来,再讨论艺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独特色彩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我们需要关注艺术对国际关系现象的美学表达

艺术是国际关系研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来源,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更加重视安全、经济等“高级领域”的视角不同,艺术的想象力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提供了“更低但更真实的视角”。一方面,艺术行为是公众政治表达的重要方式,人们通过诸如街头涂鸦、政治讽刺剧、漫画等方式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从而避免公开表达政治诉求,或者直接对抗公共权力;另一方面,艺术作为旁观者见证着人们在政治进程中表达的焦虑,这些焦虑大多源自主权国家体系引发的诸多不公正现象,例如人种、民族、宗教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不断扩大的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进一步而言,把握“政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政治化”过程是理解美学表达的关键。所谓政治的艺术化,指的是把政治的意图人为包装成艺术的形式,使之具有美学吸引力,例如将敌对态度、独立要求、排外主义思潮等政治观点进行艺术加工,用电影、戏剧、音乐、建筑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这一过程,原本缺乏吸引力的政治观点就会变得更具煽动性,诱使公众加以接受;或者使本来激进的立场表现出温和的形式,让公众更易接受,进而推动观念的内化。另一个关键词是艺术的政治化,它指的是艺术完全异化成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即便美学价值有所保留,但是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审美价值。冷战时期美国针对苏联推行的“爵士乐外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声乐外交”都是艺术政治化的典型例子。

3.我们不能忽视艺术对国际关系的反思与批判

在艺术向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艺术作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可以主动介入政治过程,揭示事件在权力影响下的表征模式(representation model),从而打开解读事件的多元视角。在国际关系的视角下,艺术可以被视为一种视觉政治,既是反抗的工具,也是避难的场所,尤其是当个人权利遭到国家主权侵犯之时,公民可以将艺术作为他们抗议的“安全区”,此时的艺术表达实际上反映的是个体深刻但又隐秘的政治决断。这就需要我们掌握具体的艺术工具,以便分析和发现不同艺术表达中的“隐微”,也就是将艺术品中隐含的国际关系信息解读出来。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图像学和图像志的方法来解码绘画;通过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来体会诗歌;通过凝视演员的表情来理解戏剧;通过社会史的方法来解读乐章;等等。

艺术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反思与批判还在于艺术家与政治激进分子的身份边界正在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现在的艺术形式不再局限于绘画、音乐、图像,也不再虚无缥缈、曲高和寡了,它成为了“话语交流与协商”的途径,其主体间特征超过了主体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先锋艺术家们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他们(她们)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宣泄,也不是工业体系中的文化商品,而是关乎群体诉求与认同的普遍经验。实际上,当人们沉浸于艺术世界时,其表现出的诸多个人化的情绪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化经验。艺术向度国际关系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将这些不同的艺术体验“转译”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素材。

(三)探索艺术向度的国际关系可供参考的三个思考方向

对于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本文提出三个可供参考的思考方向:一是要研究艺术与国家想象、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二是要研究艺术视角下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三是要研究艺术品的社会内涵变迁与认同演化。

1.国际关系研究要关注艺术和国家想象、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

艺术与国家想象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这是因为艺术不仅是对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心理的再现,还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冲突的反映。国家建构和主权确认以及公众对主权的想象都无法绕开艺术话题。翻开西方艺术史,我们可以从艺术的风格和主题变化中看到近代国际关系变动的种种线索,例如:16世纪末期荷兰油画的主题内容率先从宗教故事逐渐转变为城市风光,预示着荷兰商业帝国的崛起;18世纪中期英国突然流行田园风光画,并且刻意抹去工业革命的痕迹,暗示着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某种保守主义回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达达主义与现代主义则预示着革命与动乱的风暴即将来临。将国际关系史和艺术史视作互为镜像的两套文本,有助于我们填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诸多空白,比如认同如何形成,边界如何确定,记忆如何强化,等等。总之,在“美”的向度中,我们可以把艺术视为国际关系的构成性要素,将国家、情感和艺术视为一以贯之的研究连续体。

2.国际关系研究还要探索艺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透视与表达方式

在这类研究中,我们必须首先关注艺术表达的具体机理,例如:艺术与不同国际关系议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艺术是如何携带国际关系信息的,艺术对国际关系的表达如何最有效,艺术表达中理解与共情或同理心的边界是什么,我们如何识别艺术对国际关系的表达,如何避免艺术表达过程中的错误解读与过度解读?等等。在这类讨论中我们要意识到,艺术家自身就是参与国际关系的重要实体,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本体性的地位,其作品不需要依附任何现有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充当其注解。另一方面,我们还可聚焦具体的艺术对象,探究具体艺术类型的美学表达特征,比如:对博物馆和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探讨,对电影节和少数族裔认同的分析,对建筑历史与殖民关系的探究,等等。

3.国际关系研究还要聚焦艺术品的社会内涵变迁与其背后的认同演化

在这一类研究中,艺术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客体,其中“艺术—认同—主权”“艺术—人权—正义”和“艺术—宗教—主权”都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问题域。例如,失窃文物的跨国追索就与艺术、主权、正义甚至宗教问题相关,不仅涵盖跨国合作、国际规范、跨国犯罪、去殖民化等国际关系议题,还牵涉到艺术史、考古学、文物保护、文化产业等相关学科。此外,艺术品的跨国保护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权与人权问题。


五、结语:朝向“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学科已走过了百年征程,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自1964年起步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其间有政治的喧嚣,也有国家权力对学科发展的强大驱动。我们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在经历了学习和模仿西方的阶段之后,现在学科的自觉意识正在逐渐成熟,开始寻求创新与超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速度很快,但仍然处在起步的阶段,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高校的院系建设和刊物数量增长势头喜人,学科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拉动下成为了显学,但是如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学科的发展历史,我们似乎很难勾勒出知识进步的明显轨迹,也很难总结出研究范式的明显交替。作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学知识进步的台阶理应由范式更新、方法论创新和议题空间的拓展加以铺就,我们的眼光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数量积累。当前,沿着知识进步的方向踏实前进才应该是我们正确的心态。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未来国际关系学的探索应当是开放的和多维向度的。但是,开放并不意味混乱,多维也不代表随意。在回顾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成就与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应当在真、善、美三个向度上共同发力,从科学的、人文的、艺术的三个角度拓展国际关系的研究空间,发掘学科知识的全新增长点。同时我们还应当意识到,科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和艺术的研究不是相互隔断的三个向度,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同时相互加强的“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研究。马克斯·韦伯认为我们处在一个价值领域分裂的社会之中,真、善、美三者之间很难达到和谐,追求其中一个就有可能忽略甚至损害另外两个。这恰恰是当前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真实写照: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一味追求“真”,特别强调实然与客观,同时忽视了对“美”和“善”的关怀。但如果不要科学,排斥规律,只重视艺术体验和人文精神,那么国际关系研究就会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并且在价值领域也会卷入类似“诸神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之中。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也要务必寻求一条解决之道,使真、善、美三者能够恰如其分地融合在我们的研究之中,让国际关系学兼具严谨与秩序、趣味与洞见、温度与情怀之人文主义特色。当然,这既需要学者们的智慧与洞见,还需要其耐性和胸怀。

朝向“三位一体”国际关系学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追求,它还是我们对现实的期待。“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研究不是书斋里的思维游戏,因为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们关注科学、人文和艺术也是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审慎、平衡地理解我们的世界,以求顺利地去解决现实的问题。中国外交现如今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如何提升中国的外交能力及其运用水平。如今的中国正处于大而未强、将强未强的时刻,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断攀升的同时,我们更要思考人文和艺术意义上的强大,思考文明意义、人文精神意义和世界关怀意义上的强大。在这一点上,仅仅用单一的视角去观察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也许会有失偏颇。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更多地用“三位一体”的研究思路去捕捉“由大向强”的线索,那么我们的学科进步和国家强大都将十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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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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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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