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一本有份量的书。这是当我粗粗拜读完蔡拓同志主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的《当代全球问题》一书后， 产生的一个感受。
以笔者管见，中国学者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始于80年代前期。从时间上看，比外国同行（主要是欧美学者）晚了15年左右；从研究范围和深度讲，似乎落后得还要多一些——我们的成果多半限于译介、转陈和评述的工作，鲜有自己的创意和架构，哪怕是比较先进的工作。事实上，如蔡拓所说，他是在1988年受王兴成、秦麟征编译《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的启发，才开始投入全球问题研究的。《展望》一书也是笔者见到的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它的基本命题和思路是由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的一些人士（例如Aurelio Peccei）在60年代末问世的《增长的极限》和随后两年发表的《人类处在转折点》等报告中最先提出的。无独有偶，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较早的专著之一，徐崇温的《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是以介绍和评论以“罗马俱乐部”报告为核心的西方当代全球主义流派及其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困境”一词便首先为佩奇本人提出。在我看来，就大陆学术界而言，对全球化问题探讨的热潮，是在近三、四年才出现的，其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系列文章引发的广泛兴趣和众多讨论（他在1992年北京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题目就叫“迎接全球化时代”，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全球化：21世纪的大趋势》、《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开展全球化研究》等大作），直是到了这时，中国学术界的探索才真正开始将对全球化专题的讨论同中国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而蔡拓同志的大部头著作（全书共有45万字）则是至今为止中国学者有关此一问题的最全面和最深入的一部专著。它不仅系统介绍了全球问题的由来、全球学兴起的过程、全球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尤其是还以中国学者特有的兴趣和出发点，评述了诸如南北关系、人口爆炸与粮食短缺、中国人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和两难选择等问题，并且在最后一篇“全球问题综合分析”里，做了富有思考的理论探索。如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赵宝煦先生评论的那样：“这是一部很有水平、很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它不仅系统全面地对‘全球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阐述，并且还对全球问题进行了整体的、宏观的理论思考，从而概括出现代文明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及对现代人的新要求。这是本书具有的一个突出优点。”
下面，我想就全球化的基本概念谈一点看法。在这方面，《当代全球问题》一书或许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挖掘。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本质有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解。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即某种不依具体的环境、地域、社会体制、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为转移的走向，这种走向萌生于近现代，到了当代条件下有了突出的显示，它的基本内容是以各种方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互动，信息的、物质的、资金的、人员的流动）沟通地球各地块的联系，增进各国各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整体的意识和作用。与此有别的另一种见解，把全球化看成一个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同步的过程，或者索性称作“西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近代才出现的，无论从时间还是内容上。至于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国际化和一体化的历史，则更是明显地沿袭了欧美的发展模式（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费方式、思考方式和语言方式，包括时下通用的各种国际规则等等）或趋于依附这种模式。上述两种认识既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更存在清晰的差异和对立，而这种差异和对立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理解全球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显然，如果认为全球化乃一客观历史进程，论者多半会从器物和制度的层面寻找进程的动因。在这方面，我们见到了许多关于“全球化进程”的雄辩论述。比如，有人专门研究信息和资讯手段的穿透力，认为边界的重要性在日趋下降；有人强调市场经济的整合作用，说至高至强至尊的竞争机制会使全球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变得相似；有的论文提到了大众文化造成的单向性，“没有崇高感，无深刻性可言，有的只是全面和一味地盲从和媚俗”；有的论文仔细识别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环保问题、难民问题、核扩散问题、毒品问题、失业问题、债务问题等）从反面对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和影响；还有论者谈到了国家以外的国际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恐怖主义集团）在创造新的国际一致性方面所起的形形色色的作用，以及有别于甚至完全不依赖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的所谓“全球文明”（如“世界”经济，“联合国哲学”，全球生态观，国际共同体的某些不依个别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行为规范等）的出现；……。这些有关全球化之动力的论点都着眼于实际发生的、看得清楚的“全球性影象”，力图证明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存在的日益加强的、客观的联系的重要性，并想说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会使“全球村”的“每个居民”（民族国家）或迟或早统一起来，服从共同的规则及共同的领导（行动上和心理上）。总之，对上述“全球性问题”的广泛讨论（包括翔实生动的资料）正是《当代全球问题》主要长处之一。
假使承认全球化是“西化”的同义语或者是以西人为主导的近代化的新阶段（具体的说法又可以有许多），论者在讨论全球化的动因时，就会仔细察看西方霸权的出现、它的盛衰交替及其支配世界其他部分的方式、甚至包括西方国家主动的操纵和“人为的阴谋”（例如亨廷顿关于解决“文明冲突”的对策建议）。这种考察的出发点，在于揭示历史表象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延绵辅射和区域外化的实际过程，它看重的是全球化论题背后隐藏的“历史意味”。换句话讲，无论说得多么好听，全球化事实上就是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这方面的论述，比如说，有马克思的“开辟新大陆与开创新时代”及“大炮炸开长城”的著名论断，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普视性命题，有沃伦斯坦的所谓“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有塞伊德的“东方主义”或“文化霸权帝国主义论”，有新近个别中国学者提出的“不仅冷战后的秩序、而且整个二战后的秩序都是美国导向的秩序”的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比如说，战后以来的各主要的国际性的创意、体制和规则[英文中用“international regime专指此类东西]，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欧共体和马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理会关于“侵略”行为的定义和关于维和行动的准则等等，基本上属于西方文明的产物，世界其他部分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都追随了这些创意、体制和规则。虽然出发点不同，论者的角度和具体结论也各异，这些论述牢牢把握住全球化乃至西化或西式现代化的要旨，并把全球化的根本动力看成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同化和整合。
上述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解，影响到对于未来世界前途的判断，也给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全球化如何继续“化”下去？对于各方面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它是一个积极的、凯旋行进的“开放和进步”的演化，还是一个有发展有提高有收获也有痛苦有代价有挫折的过程？是一个从“霸道”向“王道”的过渡，还是一个“霸道”与“王道”始终并存和发生作用的历史阶段？如果是前者，过渡的条件和时机是什么？假使是后者，“霸道”为什么给“王道”留有余地，“王道”能否最终取代“霸道”？在我看来，两种见解各有其站得住脚的理由，彼此之间也不乏重叠交叉之处，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以“对”、“错”论处。但粗略地讲，头一种理解包含了朴素的进化论观点和乐观主义态度，后一种认识潜藏着更深刻的批判意识和更冷静的自省眼光。两种观点事实上是经常要碰撞的。不仅持不同见解的人之间有冲突，而且，特别让人揪心的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有的时候，这两种理解可能在你内心深处同时出现，困扰你折磨你——尤其当愿意思考问题、不想回避现实的你来自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得不经常面对日常生活中残酷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不得不以某种“民族性”的立场来思考“开放与进入一体化”的前景时。例如，最明显的困境之一，《问题》一书也用了相当篇幅加以探讨的，是全球化进程与民族国家主权的磨擦、矛盾和冲突；如果忽略全球化之“西化”与“霸道”一面，我们很难理解发展中国家之主权面临愈来愈严重的挑战的深刻性质。
当笔者抱着这样一种困惑和求解的欲望去阅读《问题》一书时，多少感觉了一点不满足。我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谁写的书，都没有使自己在这一问题上解惑。也许，它不属于一个“分析”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一个只能通过自然史的演化解决的问题。把它提出来，是与作者共勉：让我们共同朝解析这一问题的方向努力，至少，争取把对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的研究再深入一步。
原文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1996年第01期 第76-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