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确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目前收入差距悬殊、国内消费不足的现实，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悬殊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造成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而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又导致产能过剩和其他无效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经济增长会持续乏力，最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导致这种危险的原因，无论从国内情况还是国际经验来看，主要都不是所谓的过度福利化。首先我们看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上世纪以前，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制度，导致收入差距巨大，而且不断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来，西方国家在保持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改变有效减少了收入差距，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衔接造成的经济危机。
　　所有发达国家都随着蛋糕做大，在切蛋糕上做了巨大的制度改进。正因为这些改进，它们保持了增长，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成功地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它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再来看失败的例子。拉美许多国家在上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现在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还没有爬出来。它们经济停滞时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时期，基尼系数大多超过0.5，有些时候超过0.6。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政府时期，搞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勾结掠夺社会，扩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激烈冲突、政权更迭。有些时候左派政府上台，又过度搞平均主义，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反弹。这种左右摇摆、社会动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与拉美国家相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实行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保持市场主导经济的政策，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基尼系数从0.5左右降到0.3~0.4之间，同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人均GDP从拉美国家一半上升到拉美国家的3倍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成绩巨大。但同时发生的是，较长时期以来收入差距在扩大，社会冲突在加剧，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权贵集团和严重腐败现象。这当然会加剧社会不安定，也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包括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危险就在这里。

　　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吗?
　　最近有一个争论，是关于工资收入增长幅度的。有人认为我国工资收入快于GDP增幅，这样就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不利于经济发展。还有人认为现在总的工资水平还不高，不应该限制工资的增长。
　　对此，我做过反复计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速是显著低于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加快，特别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但这仅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具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一个补偿。
　　当然，八九十年代的低工资有特定原因。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阶段，大量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城市部门，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形势，所以它压制工资增长，使工资慢于GDP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但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维持，当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改变时就会随之变化。有人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我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铁律”。世界各国的经验也都没有这样的“铁律”。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劳动者工资就应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想永远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未来发展。随着收入提高，产业必然逐渐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人力资本密集的方向转移。
　　工资增长长期慢于人均GDP增长，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加剧。这种局面不能长期持续，必须改变。现在一段时间内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我认为是必要的。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现象。过去劳动者在社会总产品中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少，现在要把它还回去。
　　社会总产品这块蛋糕究竟应该怎么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蛋糕应该有个比较平衡的切法，劳动者要享受足够大的一块，也要保护正当的资本收益。短期来讲因为要偿还欠账，工资增长可以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其实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增长乏力是因为供需不平衡，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东西卖不出去，这个情况你不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解决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如果放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切蛋糕永远向少数人倾斜，大部分人分一小块，小部分人分一大块，未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经济下行就是一个警示。不改善收入分配，经济下行很难制止。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让大众收入提高起来，大众消费增长起来。收入和消费有个均衡的增长，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光靠投资拉动，光靠投放货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
　　面对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等等。目前我们的社保还没有全覆盖，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公共服务也没做到均等化，这些都需要继续改善。有人说有些西方国家过度福利化了，我们也有危险，完全驴唇不对马嘴。两亿新城镇居民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农村养老保险一月只有几十元，怎么叫过度福利化?我们和西方国家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问题。
　　我认为很关键的一条是改善政府支出。我们现在和发达国家相比，广义的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占了GDP的三分之一，这包括财政收入、卖地收入、国有资本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等。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政府投资过多，财政收入中一年有2万多亿元直接用于投资，卖地收入一年几万亿，扣除征地拆迁补偿后，大部分用于投资。其他政府性基金也主要用于投资。政府投资再捆上银行贷款，一年十几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有些是必要的，比如有些基础设施建设，但有很大部分是浪费的，而且中间发生大量腐败现象，同时也加剧了产能过剩，钢材过剩、水泥过剩、有色金属过剩，这都是刺激投资的结果，直到现在负面作用还在持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支出过多，三公消费过多。按财政部数据粗略计算，政府各项行政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约占四分之一，比发达国家高了十几个百分点。去年前11个月，政府支出有很大的结余，年底一突击花钱又都花出去了。12月一下子花了2万多亿，比平常高一倍。那么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政府的自身支出，养了那么多人，而大众的社保和公共福利还远远不够。
　　关于财政公开透明，现在政府公布财政支出很好，但还是太笼统，到款、到项不够，还应该到目;按功能分类也不够，还要按经济性质分类，具体到每一笔钱怎么花的，让老百姓看细账，才能起到社会监督的效果。
　　我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在财政上体现出来你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公众的既得利益群体。
　　财政支出需要转型，把投资职能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只担负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把政府不必要的投资和自身支出压下去，把腐败压下去，把公共资源流失的漏洞堵住，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公共福利和社保上。转移支付都要用在明处。这样才能改善收入分配，才能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才能做到社会公平，才能改变结构失衡。只有把蛋糕切公平了，才能解决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

　　理顺收入分配根本上要靠制度改革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过程中，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可以让资本、劳动力充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非常必要。但同时还需要有一套制度来弥补市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靠市场没办法自发地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两极悬殊，也没办法自发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发展正常的发达国家，资源配置、生产活动交给市场，政府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福利、社保，收入转移支付。他们的政府支出很大部分用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但并没有阻止他们成为发达国家或导致经济停滞倒退。相反，不管是处于中等还是高收入阶段，经济停滞的是两种极端，一种是社会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这种情况比较多;另一种是少数国家的过度福利。
　　中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公共福利不足，社保没有全覆盖，收入差距过大，制度不健全，而且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这些福利保障做好了，跟健全的市场机制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
　　比如说现在的劳动力供给问题。现在每年城镇就业增加1000万人，怎么缺乏劳动力呢?问题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受到制度阻碍，他们在城市待不下去，往往四十岁、五十岁就不得不回农村或镇上，但就业很不充分，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这个就要靠完善制度来解决。不仅仅是给农民工城市户口的问题，配套改革都要跟上，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转变职能，要变成服务型政府，政府要把自己当成公仆，为社会提供服务，而不是社会为公仆服务。
　　制度改革必然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阻力是难免的。越到关键要点，改革就越难。但是再疼也得动，不能因为阻力就不前进。改善收入分配不是简单地调工资、增加转移支付，而是跟财税制度、社保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垄断行业制度、资本市场管理、资源管理、土地管理都连在一起。这些方面不改，说改善收入分配，从何谈起呢?
　　虽然难度大，但现在也有不少好的迹象。我根据各方面数据初步判断，近一两年的反腐，大幅度减少了灰色收入的规模。特别是去年和今年。这是个很积极的变化。灰色收入少了，表示公共资源的流失少了，不公平分配少了。但反腐要持续下去，还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不仅仅是靠威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60项300条改革，基本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些改革都做好了，那么收入分配的一些主要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关键看能不能落实到位。
　　中国经济并不必然下行，往下走主要是结构失衡的反映。现在才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就没有增长动力了呢?缺乏动力在于一些制度不适应今天的状况，需要改革。这些改好了，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一套合理的福利和保障制度，再加上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还大得很，再保持10年甚至更长期的中高速发展都没有问题。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把制度理顺，把结构调整好，不要作茧自缚，不要自己把自己弄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