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胜 金耀基:儒商研究: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探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7 次 更新时间:2015-05-09 2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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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胜   金耀基  

  

   【内容提要】 本文以儒商为切入点,尝试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所谓儒商,指怀抱儒家道德价值的商人。本文首先构造儒人的理念型,作为衡量儒商的准绳。研究通过熟人推介,以深入访谈方式,共走访了40位企业家。结果显示,讲求道德价值的儒商,做生意的时候虽然未必物尽其利,总可以在利害计较的市场找到一席之地。由此可见,以儒家伦理来抗拒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横肆,并非能与不能,而是为与不为的问题。

  

   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是以儒商为切入点,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现代社会的特征很多,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韦伯(Max Weber)所指的"理性化"过程,或者说是"工具理性"发达。所谓"工具理性",顾名思义,即只讲手段,不问目标。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不管目标是什么,只要目标既定,就能提供达到这个目标的最佳手段。战场与商场是工具理性最易显彰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目标已定,而且确实无疑。前者的目标是胜利,后者则为了赚钱,同样是充满竞争气味的制胜处境,或者说是弱肉强食的"赛场"(乔,1995)。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发达,人类控制、驾御客观环境的能力增强,生产水平大幅提高,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无所不至,以致人类一些基本价值倍受蹂躏,特别是传统上赖以凝聚社会的力量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继承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ort School)的传统,力批工具理性,认定此乃扭曲了的理性, 是现代社会许多罪恶的主要源头(Bernstein, 1985, 6 )。 他提出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旨在填补工具理性的不足, 使现代人由单方考虑的成功导向转到双方协调的沟通导向,在日常生活世界重新建立饱受工具理性摧残的团结基础。按照哈贝玛斯的分析,在蕴藏工具理性的"体制"(system)壮大并取得支配地位之前,人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由共识(consensus)来协调, 此共识一方面通过沟通而达致,另方面则由规范所制约(Habermas,1987,150)。由此可见, 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不能撇开规范道德而单靠沟通理性来解决。

   这正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所长之处。在协调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方面,孔子的学说刚好补哈贝玛斯的不足。他与苏格拉底不同,并不重视辩论和沟通,对沟通技巧甚至有蔑视的倾向(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也未尝就沟通理性的问题有所论述。当然,哈贝玛斯也讲伦理和规范,但大抵还是环绕着"沟通"这个主题而展开,与孔子的关注截然不同,也可以说是互相补充。孔子创教立说,无非是针对当时社会工具理性横肆、动乱频仍的情况,在规范共认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建立社会秩序的学说,也就是日后所指的儒家思想(张,1989)。儒家伦理千条万条,但归根究底,不外是日常生活世界里头的做人道理,教人和谐共处、秉正不阿,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岂不是抵御工具理性泛滥的价值泉源么?我们关注现代人的儒家价值观,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到目前为止,有关儒商的论述大抵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是比较严谨的学术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人物(余,1987,1996, 1997; 马 ,1995;Lufrano,1997)。这类研究有个局限,就是当事人已经逝世,只能在留下来的文字上下功夫。资料比较详尽的,譬如有关张謇(1853-1926)、经元善(1841-1903)等人的记载,也只能显示他们的儒家价值观和活动概况。究竟他们如何经商,在面对义利冲突时怎样调处,乃至于内心有无出现挣扎,则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完全没有史实可稽。第二类以在世的儒商为对象,一般由文人或商家执笔,作传记式的描述(潘、汪,1995,1996;潘,1996)。 至于从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的,尚未见到,是以本文所做的,也算是个新的开端。

   我们以"儒商"为了解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切入点,正因为在他们身上,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这两股力量相遇。如前所述,商场与战场是工具理性当道的地方,如果在这里活动的人也能秉持个人操守,其他人自然也不会有多大问题。换言之,我们的研究策略是找寻象商场这样趋近道德真空的"极端处境",看看能否依然找到一丝一毫的道德遗痕,藉以检视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是否真的无坚不摧。

   "儒商"一词,在最近十多年才流行起来。明清时期的文献,称为"儒贾"。用字不同,其义则一。所谓儒商,就是亦儒亦商。"儒"字有两个含义:一指思想价值体系;二是职业社群,即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是社会的价值主流,人的思想,乃至于一举手、一投足,很难不受儒家伦理所薰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所以"儒"的两个含义可以混而不分。即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总会抱持儒家的价值观念。但自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社会价值主流的地位,"儒"字的两个含义开始脱钩。我们不能假定当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怀抱儒家价值的人。

   我们的研究目标既然是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所以赋予"儒商"一词的定义,就专指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或企业家,而非时下一般所采用的"既是文人,亦是商人",或者是知识分子商人(潘,1995)。严格来说,在深入访谈以前,我们无法确定某人是否怀抱儒家价值,因此选择研究对象时,只好从最低定义出发,就是除了在商言商之外,还有另外一套价值标准的商人或企业家。到目前为止,通过相熟及友好人士的引荐,我们总共访问了40位属于这个类别的人,其中8位在香港,4位在台北,曲阜、台中、台南、高雄、深圳各1位, 上海5位,无锡3位,南京8位,广州2位,新加坡2位,吉隆坡3位。他们的业务涵盖范围广阔,有航运、化工、饮食、旅店、房地产、市场调查、制衣、酿酒、棉织、金融、家具、电脑、电力、电子、汽车零件、出版、书店、玩具制造、贩卖玉器、钢铁、药材、建筑、广告、形象设计、音乐制作、百货等。从规模来看,小至一人经营,大至三千员工、业务分布全球的企业。自性质言之,有国营、私营,甚至产权不大清楚的乡镇企业。此外,我们还访问了7位在这些企业工作的雇员, 包括高层的副总经理、人事主任,乃至低层的仓务员和营销员。

   访问40位企业家时,11位不方便或表示不愿意录音,其余的都录了音。每次访谈时间由一小时至两个半小时不等,其中有3 位企业家分别接受了两次访问。

   本文以下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讨论衡量儒家价值的尺度;第二节以这个尺度为基准,描述受访商人的儒家特征;第三节则试图探究商场中义与利的关系,看看在工具理性横肆的地方,还有没有道德考虑的空间。40位企业家的谈话,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但以论文的篇幅所限,以下只能择要论述,或者说是勾划出一个我们思路的轮廊。

   一、儒人的理念型

   要研究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需要有把专门衡量儒家价值的尺子。由于没有现成的可资借用,我们首先要构造一把。以儒家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由来久远,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从事实征研究,大抵是二三十年来的事。一直以来,无论是中西学者,"儒家"一词用得很滥,差不多凡是传统中国的,甚至是小农社会一些共有的行为模式(如重视人情),都算在儒家的帐上(顾,1996,3-4)。如果不首先把概念厘清,研究出来的成果就很有限。

   所以,我们首先要着手构造一个"儒人"(注:"儒人"一词康有为用过。据说有次他造访江北大儒张謇,张闻康乃江南第一才子,声名显赫,而自己以江北第一才子自居,两雄相遇,故出了一道上联,旨在考考他的功夫。上联是这样的:"四水江第一,四方南第二,先生来自江南,还是第二?还是第一?"康不慌不忙,沉吟一会,挥笔写出下联:"三教儒居先,三才人居后,小子本是儒人,不敢居后,不敢居先。")(Confucian actor)的理念型(ideal type)。说起理念型, 很自然的想起韦伯(Max Weber),但这并不是他所首创, 而是从一位宪法学者那里借过来用的。简单言之,理念型只是个思维图像,或者说是概念工具,通过去杂提纯,片面强调具体现象的某些方面,省略其他方面,从而到达概念或思维图像的内在一致性。这么一来,理念型就像乌托邦一样,只是我们构造出来的思维图像,在现实世界里头是找不到的。它的作用,等于是一把尺,用来衡量具体人物或现象,看看现实与理念型之间的距离有多远(Weber,1978,23-25)。在方法学上,理念型解决了社会科学家一方面有价值关怀,另方面要保持价值中立的两难处境。他可以依照自己的价值关怀去构造理念型,但理念型出来之后,自身就成为客观的量度工具,量出多少就多少,不会因为他的价值关怀而有所改变(顾,1992,187-212)。

   在构造"儒人"的理念型时,我们有下列几点考虑:第一,"儒人"是个具有儒家性格的人,也就是将儒家的价值伦理内植于心的人,其典型便是儒家传统所说的"君子"。我们构造"儒人"的理念型,即以"君子"为基础。由于"君子"本身其实也是个理念型(张,1989,84-86),因此我们所从事的,其实是个双重构造--在理念型的基础上再构造一个理念型。第二,"儒家"是个复杂多变的现象,有数不尽的属性,随着时间而转变,构造理念型时不可能也不会照单全收,问题是要把哪些属性包括在内,才可以将"儒人"的形貌和神髓显示出来。第三,"儒人"既然是个历史现象,自必有其历史局限,有些原来是主要属性(如守三年之丧),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宜。可是另一方面,"儒人"在不断流变中也有一些超越时空局限的属性。为了将二者区别开来,我们把儒家的伦理价值分为"实质德行"(substantive virtues )和"形式德行"(formal virtues)两方面。必须指出,这只是分析上的两个领域,在现实世界二者是交缠一起的,譬如"仁"这种德行,既可以见诸实质行动,也有形式上的定义(Lin,1974,184)。大抵言之,"实质德行"较受时空局限,"形式德行"则持久不变。在构造"儒人"的理念型时,我们尽量避开"实质德行",专注于"形式德行"。第四,我们也知觉到,没有了"实质德行"的"儒人",就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但这正好是理念型的本质。诚如萧滋(Alfred Schutz)指出, 人的理念型只不过是木偶,他"从来不是一个主体,或者是自发行动的中心。他没有主宰世界的任务,而且严格来说,他根本没有世界。他的命运由他的创造者,也就是社会科学家所决定和操控。"萧滋跟着强调,"重要的是科学家观照社会世界的着眼点,……这个科学家的中心着眼点称之为他的探究中的科学问题"(Schutz,1970,287)。 这里所说的"着眼点",其实就是韦伯所指的价值关怀。我们的价值关怀是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及,就是试图在儒家的伦理价值里头抽出一些东西,藉以抵御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泛滥。工具理性的弊端,一言以概之,就是事功挂帅,利字当头,既冰冷无情,也破坏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凝聚基础。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表达,便是"宗教的热忱,侠义的血性,女儿的深情,都淹死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之中"(Marx and Engles, 1968,34)。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所构造的"儒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意识模式(mode  of  consciousness ), 二是取向模式( modeof orientation)。前者是个人的内心状况,后者则涉及人际交往,均趋近"形式德行"。兹分别申述如下:

首先,"儒人"的意识,是由道德意识构成的。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君子"这个概念的内容,便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君子"一词原指社会地位,但随着时移世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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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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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京)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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