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青年期的政治训练(有删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 次 更新时间:2015-04-17 20: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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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讲演的训练

   在我为中国问题四处公开讲演之时,我却没有受过做公开讲演的正式训练。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选修了一门训练讲演的课程。这是一门极有趣味的课程。我的老师艾沃里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师。暑校是从7月初开课的。当我第一次被叫上讲台做练习讲演之时,我真是浑身发抖。此事说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经讲演过多少次了,但是这一次却是在课室内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虽然是盛暑,天气极热,但是我仍然浑身发冷、发颤;我必须扶着讲台,始能想出我预备的讲稿。艾教授看我扶着台子才能讲话,第二次他再叫我时,他便把台子搬走了,当然我也就无所依据。因为要忙着想我的讲词,我也就忘记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发抖。这样便开始了我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

   我在康乃尔时代,讲演的地区是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讲演,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学四年级那一年,我获得卜郎吟文学论文奖金(HiramCorsonPrizeonRobertBrowning)。该项奖金原是英国文学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尔逊(HiramCorson)所设立的。考氏曾在康乃尔大学教授卜郎吟诗。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捍卫卜郎吟的乐观主义》(IndefenseofBrowning'soptimism)的论文投稿应征。那时我因为(转系的关系)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这宗五十元的文学奖金对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于一个中国学生竟然得了一个卜郎吟文学奖,当时竟然变成新闻。纽约各报刊都加以报道。这样一来,我这位薄有微名的讲演者也颇为人所称道,所以连当时美国文化重地的波士顿市内的“卜郎吟学会”(BrowningSociety)也请我去讲演,这就是我讲演的地区一直延伸到波士顿的原委。

   虽然这些讲演对我因为要充分准备而荒时废业,但我从无懊悔之意。后来在我教书期间,纵使有些课我已教了很多年,上课之前我仍然是彻底地准备;其后纵是个把钟头的功课,我从不毫无准备地贸贸然上堂,虽然这种准备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几个钟头。

   当然我也受讲演之累。其中最明显的一次,便是在我就读研究院的第二年(1915)时,我的奖学金被校方停止了。

   康乃尔大学的哲学系亦名“塞基哲学院”(RussellSageSchoolofPhilosophy),其基金原是罗素·塞基家庭捐资设立的,并另设塞基哲学奖学金以资助哲学研究生。我进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时本来就领有该项奖学金。但是当我于1915年申请延长时,却被校方拒绝了。那专司审查奖金候选人的指导委员会主席索莱(FrankThilly)教授便坦白相告,说我在讲演上荒时废业太多,所以哲学系不让我继续领取该项奖金。

   在我当学生时代,我便一直认为公开讲演对我大有裨益。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常强迫我对一个讲题做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做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我时常举出“儒教”这个目为例。所有中国学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关儒教的教义,但是他们对儒教的了解多半流于空泛、少组织、无系统。假若一个中国学生被请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钟有关儒教的讲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被迫对这题目打个草稿,并从事思考如何去表达自己。他先要想从何说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对这题目的认识和印象,然后再加以合乎逻辑的组织,好使听众了解。这样一来,他也可帮助他自己对这一题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将来对这一题目做更广泛的研究,也就以此为出发点。

   公开讲演也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训练他做笔记的系统化。这些不同形式的表达方法可以强迫一个人,对一项命题去组织他的感想、观念和知识;这样可使他以写作的方式,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对公开讲演的好处,曾撰一简单的格言来加以概括。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大凡一个人的观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观念事实上并不是他的私产。但是一个人如他的观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逻辑,系统化地组织起来,在这情况之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观念和感想,才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他的了。所以我用“专用”、“占有”(appropriation)来表明我的意思。

   1915年的秋季,我自康乃尔大学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转学的原因之一,便是经过一系列的公开讲演之后,五年的康乃尔大学生活,使我在该校弄得尽人皆知。我在我的留学日记里便记载着,在这个小小的大学城内,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

   平时我的访客也太多。绮色佳一带的教会、社团,尤其是妇女团体,经常来邀请我去讲演,真是应接不暇。因而我想起一句中国诗:“万人如海一身藏!”所以我想脱离小城镇绮色佳,而转到大城市纽约。该处人潮如海,一个人在街头可以独行踽踽,不受别人注意。这种心境至少也是促成我转学的原因之一。其后两年(1915—1917),我发现这个想法是有极大的道理。在一个数百万人的大城市中,我是真正的“一身藏”了。

  

   学习议会程序

   在我所经历的各项学生时代的活动里,还有一件事对我后来的生活大有影响。那就是主持学生俱乐部和学生会议时,使我对民主议会程序有所体会。在1910年至1920年这段时期里,几乎所有的美国学生会的章程都明文规定,各种会议的议事程序要以“罗氏议事规程”(Robert'sRulesofOrder)为准则。我是“中国学生会”里的干事。我发现“中国学生会”的会章里也有这一条。我也是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的组织干事,后来继任该会主席。该会的会章上,也列有这一条。

   康乃尔大学里的“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Club)是当时一个校际组织——“各大学世界学生联合会”——之下的一个分会。这个联合会每年在不同的校园内举行年会。由于参加乃至主持这些会议,以及学习使用“罗氏议事规程”,使我逐渐了解民主议会议事程序的精义,这也是我当学生时参加学生活动的一大收获。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曾记下我第一次主持学生会会议的经验。我说那一小时做主席的经验,实远胜于对“罗氏议事规程”做几个小时的研读。

   多少年后,我曾在南京考试院的考选委员会所召开的有关高普考的会议担任主席。这个会议是考试院邀请各大学派员参加而召开的。我代表北京大学去南京出席大会。当我担任主席所主持的那一次会议期间,我发现有些人特地来观察我们开会的程序。当晚便有一位考试院的元老来看我。他说:“我们这一辈的民元老国会的议员,总以为我们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议会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时的老练程度,实在惊叹不置!胡先生,您在哪里学会这一套的呀?”我告诉他我是在当学生时代,主持各种学生会议时学出来的。

   我所以提这件小事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一方式的民主会议程序的掌握,使我对民主政治有所认识,以及一个共和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动的情形,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是多么有益的一种训练!因此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强调使用议会程序的号召,实有由衷的敬佩。孙先生把一种民主议会规则的标准本,译成中文,名之曰《民权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

  

   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

   现在我想进一步地谈谈我对“世界主义”(cosmopolianism)、“和平主义”(pacif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学习的经过。我把“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分开。其原因便是我想使“国际主义”这一名词为我将来讨论我进一步发展的“新和平主义”作专题来发挥。

   我在康乃尔和哥伦比亚做学生时代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便是我和来自世界各国留学生的交往。在康乃尔时期,自大二开始,我就住进康大新建的世界学生会的宿舍,一住就住了三年,一直住到大学四年级——也就是我读研究院的第一年。换言之,我是从1911年的夏天一直住到1914年的夏天。

   当我在世界学生会的宿舍寄宿期间,我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例如来自菲律宾、中南美洲、波多黎各、印度、南非以及少数从欧洲来的。其中尤以从中南美洲来的为数更多。我们之间的友谊有的维持了三十余年而未中断。我有几位波多黎各和南非的朋友,今日还和我继续通信。这些国际友谊对我说来真受惠不浅,它使我的智慧天地为之扩大,使我能真正了解许多国家的习俗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那个世界学生会有个习俗,便是由不同种族的学生分别举办不同种族的民族晚会。晚会中所有会员及其友好均可参加。例如中国学生则主持一个中国晚会,菲律宾学生则主持一个菲律宾晚会,阿根廷学生举办阿根廷晚会,等等。就是在这些不同的民族晚会里,我们对各种民族不同的习俗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还有各族学生间社交的接触和亲密的国际友谊之形成,使我们了解人种的团结和人类文明基本的要素。

   这就是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方面。再后来,全世界的学生都蜂拥来美进各大学和研究院留学,这种经验自然就更为丰富,而国际间的接触和了解,自然就更为扩大了。上面我已经提过,我参加世界学生会的活动,实不限于康乃尔一隅,同时也有国际性的一面。

   康乃尔的世界学生会原是“世界学生会联合会”(TheAssociationofCosmopolitanClubs)的一个支部。而该联合会又为一规模更大的国际学生组织“兄弟同心会”(CordaFrates;BrothersatHeart)的支会。这一国际性组织不特包含南美洲的学联,并且包罗了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学生。

   此一国际学生组织曾于1914年在绮色佳举行年会。我那时是义有地主之谊的康乃尔分会的会长,对此一“国际学生大会”(TheInternationalCongressofStudents)颇事奔波,因而对国际学生的接触也就更为广泛。

   我到今天还记得,我们康乃尔分会的“会训”便是:“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这句话原为康大史学名教授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Smith)的名言。斯氏原为英国人,是康大早期的名教授之一。他对康乃尔一往情深,因而慨捐巨款为康大文学院建造大楼,命名为葛得宏·斯密斯大楼(GoldwinSmithHall)。那是一幢壮丽的建筑物,也是校园内建筑群的中心建筑。

   以上便是我个人对“世界主义”的亲身体验。我特别想谈谈,在那些年的动乱世界里,我自己那些年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个人活动。我在美国留学前后七年,自1910年至1917年。最初四年尚无战事;后三年——1914年至1917年——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即美国参战前的三年。这三年也是中国国运中最受考验的三年,因为中国当时承受了日本不断的压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英日两国结为同盟。日本既为英国的盟国,第一次大战爆发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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