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源:莎士比亚的《凯撒》与共和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5 次 更新时间:2015-04-01 15: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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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源  

   一

   群氓初为布鲁图斯的演说

   所动:凯撒确是野心勃勃;

   当雄辩的安东尼讲述凯撒的美德,

   此时除了布鲁图斯,谁复为恶?

     人的记忆,得新,忘旧,

     一个故事不错,直到开讲下一个。

   ——约翰•维伏尔,1601年①

   1599年秋,莎士比亚的第一部悲剧《朱利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环球剧场(the Globe Theatre)首演,约翰•维伏尔1601年这段评论,显然是就剧中著名的广场一幕(Act Ⅲ,Scene Ⅱ,the Forum scene)而发。学者理查德•威尔逊对这段评论,复有非常有趣的发挥:“这一关于《凯撒》一剧最早的评论,现代得令人震惊,不,这一评论甚至是后现代的”,“维伏尔所说的‘群氓’,始而为布鲁图斯鼓掌、继而又受到安东尼蛊惑,这不仅仅是指环球剧场舞台上的群众演员,还包括台下的观众”,“在维伏尔看来,历史是在观众——那些在伊丽莎白时代末期去环球剧场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的观众——的头脑中塑造的,此后这一历史又被接下来的一代代人所重塑。‘在舞台上塑造历史’,乃是莎士比亚同时代人在他的罗马剧(Roman tragedy)中所发现的主题,而直到今天,历史在欧洲仍旧以莎士比亚式的力度得到书写与重写。”②

   不错,莎翁神乎其技,在舞台上塑造了历史:自莎士比亚的《凯撒》登上舞台之日起,“凯撒”又再次获得了新的生命。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莎士比亚是如何“重写”历史的。

   公元前509年,卢修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驱逐了暴君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终结了王政时代(前753—前509),建立共和。布鲁图斯死后,执政官普布里乌斯•瓦勒留斯(Publius Valerius)为了维护共和制度,制定法律,其中有将“图谋称王者”处死并没收财产的条律,深受人民欢迎,被尊奉为“人民之友”(Poplicola)。③由建国英雄布鲁图斯创立并由“人民之友”普布里乌斯加以巩固的共和传统深入人心,此后近四百年中,无人试图恢复王制。共和末期,爆发了长达百余年的内战(前146—前27),其间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胜出,公元前82年自任终身独裁官,尽管后来又突然引退、自动放弃了最高权力,④其军事独裁还是令罗马共和制遭到了重创。古罗马历史上第二位担任终身独裁官的,便是朱利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内战后期,凯撒称雄,建立新的独裁,人们对他敬畏空前,称他为祖国之父,元老院任命他为终身独裁官和执政官,并规定最高行政长官就职时应立刻宣誓不反对凯撒的任何命令,他的身体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在祭祀、赛会、神庙和公共地方为他竖立雕像,享有神一般的光荣。⑤共和末期长达百余年的内战时期,史家称之为“共和制帝国”,至此罗马共和国已名存实亡。

   公元前44年,凯撒由于“图谋称王”,被马库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罗马共和国创立者卢修斯•布鲁图斯的后裔——等共和派击杀。⑥凯撒死后,群雄起而争胜,又经过十余年的内战,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统一罗马,开创帝制。号称延续了近五百年的古罗马共和国(前509—前27)覆灭,走向帝国。

   我们知道,莎翁的《凯撒》一剧取材于普鲁塔克《名人传》(The Lives),使用了托马斯•诺斯爵士的英译本。诺斯译本文字优美,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散文,在本国影响甚巨。⑦莎翁在剧本中多处“照抄”了诺斯的译文,莎剧“阿登本”(The Arden Shakespeare)对此注解甚详。⑧对这样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文本,莎翁不由分说拿来便用,这是他不拘小节之处;而唯其国人耳熟能详,剧中那些原本之外“从天而降”的情节,不但对莎翁同时代的观剧者更具冲击力,也更加值得研究者关注。

   《凯撒》一剧最受诟病的,便是剧中“凯撒”这个形象了。作为主人公的凯撒,在剧中仅出现了三场:第一幕第二场,凯撒吩咐妻子在逐狼节(Lupercalia)庆典中,站在安东尼(Antonius)的跑道上,以治疗不孕症,⑨是为迷信;此后无视卜者“当心三月十五日”(Beware the Ides of March⑩)的预言,是为固执;之后凯撒和安东尼叙话,我们得知他有“一只耳朵是聋的”;最后凯斯卡(Casca)向布鲁图斯和凯歇斯(Cassius)转述节日庆典现场的情形,据说凯撒竟然当众昏厥。实际上,普鲁塔克的传记并未记载凯撒让自己的妻子在逐狼节去接受鞭打,包括“耳聋”以及凯撒在庆典当日昏厥等情节均属于莎翁杜撰。迷信而又固执,年老体衰而兼有残疾,这便是凯撒在剧中的第一次亮相。

   第二幕第二场,在三月十五日前夜,那个雷电交加、气氛紧张的夜晚,凯撒——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穿着英式睡袍(night-gown)上了场!这是一件颇为有名的睡袍,曾经引发观者的惊叹:“在《凯撒》这部悲剧中,莎士比亚让他的主人公穿着睡袍上了台,而那个时候凯撒正在罗马大权独揽,处于权力的巅峰。”(11)无论如何,莎翁为何要让凯撒大帝穿着睡袍站在观众面前,着实耐人猜度。在这一场中,凯撒不听妻子的劝阻,无视“天象示警”与占卜的凶兆,执意要在三月十五日这天去元老院。有趣的是,当凯撒在此终于表现出“勇敢”特质的时候,突然开始用第三人称“凯撒”来指称自己:“不,凯撒绝不躲在家里”,“凯撒比危险更危险”,且前后连说三次“凯撒一定要出去”,语言生硬,仿佛是演员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台上的“凯撒”和传说中的“凯撒”顿时间离开来——不知伊丽莎白时代后期熟悉凯撒故事的观众在台下将作何感受。

   接下来,第三幕第一场,凯撒开场第一句话是“三月十五日到了”,而卜者则回答“是的,凯撒,但这一天还未过去”,紧接着凯撒进入元老院,众人围了上来。可以想见,熟知这段故事的观众此刻屏息凝视,等着观看这一历史上著名的一幕。然而,就在这个一触即发的时刻,凯撒突然大段地演讲起来:“我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在天宇中是无与伦比的。天上布满了无数的星辰……只有一颗星卓立不动。在人世间也是这样……只有一个人能够确保他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动摇,我就是他。”(12)这段话的虚妄性质不证自明,因为凯撒话音刚落(“不可侵犯”),众人便扑了上来;莎翁在这当口羼入如是一番话,除了反讽,真不知还有什么其他用意与效果?特别是,凯撒遇刺这一古典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莎翁的剧中,全无普鲁塔克笔下的惊心动魄(13),反倒呈现出一种反高潮的(anti-climatic)、乃至反戏剧的(anti-dramatic)场景:众人刺向凯撒,凯撒辄高呼那句著名的“Et tu, Brute?”(“也有你吗,布鲁图斯?”),说完这句拉丁文后,随即又讲了一句英语:“Then fall Caesar!”(“那么,倒下吧,凯撒!”),言毕倒地而亡。仓促而又怪异,《凯撒》一剧的同名主人公就这样完成了全部的戏份。

   一反人们熟悉的凯撒大帝的传统形象,莎士比亚的“凯撒”衰老,耳聋,迷信,虚妄,并且在名为《凯撒》的五幕剧中,在第三幕第一场就死掉了。难怪批评家们对此大为不满,自本•琼生以降,或讥讽莎翁不通古典,厚诬古人,(14)或认为布鲁图斯才是真正的主角,凯撒只是名义上的主人公,(15)甚至还有凯撒一剧无真正英雄一说。(16)不过,所有这些并不妨碍英国的观众深为喜爱这一剧本,此剧自从第一次上演以来,连年搬演不衰,乃是莎士比亚剧团以后近四十年的保留剧目,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戏剧之一。(17)问题在于,莎翁为何要如是“篡改”历史?何以这样明显有违“史实”的版本,仍能得到观众的热爱?学者T.S.多什在“阿登本”《凯撒》那篇著名的“导言”中说:尽管莎翁“强调了凯撒不那么高贵和令人敬畏的特质,然而却无损其本来的伟大”,“《凯撒》一剧中的人物,无论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都像真实存在的人那样具有了生命”。(18)此系强为之说。衰老,耳聋,兼迷信而虚妄,人物便“真实”了么?关键在于,莎翁为什么要杜撰(而不是“强调”)凯撒“原本”所无的“不那么高贵和令人敬畏的特质”。这才是问题所在。

   二

   撒路斯特(Sallust,前86—前35)、李维(Livy,前59—17)与塔西陀(Tacitus,55-120)并称古罗马三大史家,他们或曾亲历、或记述了凯撒遇刺事件。撒路斯特是凯撒同时代人,在政治上对凯撒寄予厚望,后者遇刺之后,希望破灭,于是退隐著书,其中《喀提林阴谋》一书(发表于公元前43年,凯撒去世一年之后)中曾着力描写凯撒的仁慈(19),有人认为其中有为凯撒辩护的意图,《喀提林阴谋》一书的中译者曾就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无论如何,从书中那段著名的凯撒与加图的对比描写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凯撒的雄才大略与不朽功业一唱_一叹的意思。(20)

   李维与塔西陀对凯撒的态度显然不同于撒路斯特。据我们所知,李维与塔西陀都是坚定的共和派,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尽管李维与屋大维过从颇密,其历史叙事在大多时候是克制而含蓄的,但他在《罗马史》中仍直言凯撒由于其“傲慢自大”而“招致公众的愤恨”,终于被杀。(21)据说李维还发出了这样激烈的一问:“凯撒的出生,对人们来说是一项福祉,还更是一个诅咒?”(22)至于晚于李维三十余年出生的塔西陀,言论则更加大胆:“独裁者凯撒的被刺在一些人眼里是极为可怕的罪行,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极其光荣的功勋”。(23)按塔西陀生于尼禄统治时期,仍属于屋大维开创的尤利乌斯-克劳迪乌斯王朝治下,他敢于这样直言不讳,真有史官“秉笔直书”的风骨。塔西陀之后的史家,几乎无一例外,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从而,“罗马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撒路斯特,留给我们的对凯撒的描述,几乎成了古罗马史学著作中全从正面书写凯撒的唯一例证。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撒路斯特追随凯撒,乃是以光复共和的名义:他热切地期盼凯撒“重建共和国”,建议他“将共和国建立在最为有效且永恒的基础上”,并以“不朽的神明”的名义,吁请凯撒“照拂共和国”,因为“只有凯撒才能治疗共和国的伤痛”,“凯撒就是为治理共和国而生的”。(24)也就是说,包括撒路斯特在内,古罗马历代史家有个一以贯之的“共和情结”,实际上,在曾经代表着共和国的元老院沦为屋大维个人统治工具之后,是史家们以笔为剑,延续和维护着罗马人民心中的共和理念。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元首”与“奥古斯都”称号后,事实上已成为帝国的皇帝,但他仍小心翼翼地表示拥戴共和,致使名义上的共和制仍然存在,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凯撒遇刺,殷鉴不远,另一方面从中亦可看出“史官”传统的威慑力。

与史学传统相映成趣的是,在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统治期间,文人们争相为凯撒及奥古斯都歌功颂德,谀辞如潮,将所谓的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前100年—前17年)推向了高潮:当时的著名诗人无一得免,都写有谄媚的“应制”文学,例如大诗人贺拉斯(前65—前8),本来是激烈的共和派,并且曾任布鲁图斯对阵屋大维时的军团长官,在布鲁图斯兵败自杀后投靠屋大维,转而开始歌颂凯撒及“凯撒的复仇者”奥古斯都。(25)诗人奥维德(前43—前8)亦不甘人后,在其名作《变形记》的末尾写有令人不忍卒读的阿谀文字,并且请求“一切值得诗人吁请的神祇:千万把奥古斯都放弃他统治的世界而登天、在天上倾听我们的祷告的日期推迟到遥远的将来,推迟到我们的身后!”(26)甚至还有维吉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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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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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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