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那是个心神不定的一天。心神不定还不是那天的要害，要害是我弄不清自已为何心神不定。于是这心神不定便有了绝望的意味。是人都难免有绝望的时刻，但如果一个人整整一天都在绝望中，就有点不妥了，而且很不妥。当不妥和很不妥的想法冒出后，我便开始寻求自救了。我的自救之道很简单：翻书。我是在那天的深夜开始翻书的，而且是乱翻。
突然，一行字从某本书的纸面上跳了出来：
在世纪末，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对艺术品的收藏，都不是为了艺术。
望着这行字，我惊讶万分。
我惊讶的不是这句话有多惊世骇俗。写这话的是个外国人，外国人写几句惊世骇俗的话我早已见怪不怪了。我惊讶的是在我读到这话的那一刻，我的不定了整整一天的心马上变得平静了平和了，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的了脸上还浮起过微笑，会心的胜利的微笑。因为我终于明白了一天来心神不定的缘由。于是，我坐到了桌前写下一段话：
新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博物馆，那里有无数的“馆藏”，那里“陈列”的物什件件都是艺术品，但却不是为了收藏。
这似乎有点儿夸张。
从那个时候直至这个时候，这句在夜深人静时刻写出的话却是我对新疆的一个永劫无回的“定位”。面对这个“永劫无回”，谁能阻止得了我作点夸张呢？
２
十多年前的一天，与众不同的作家张承志用平缓的语调对我说了句尖锐的话，你和杨牧最大的失策就是离开了新疆。
我离开新疆十多年了。我至今还在为这个“失策”付出代价。在新疆，即便是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我也很少有过绝望的时候。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许多作品写的都是那些没有立足之地却总在奔跑试图寻找立足之地的人。
离开新疆后的前些年我也好象成了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总在奔跑，总在寻找，可笑的是，有时几乎是跟着自已的影子奔跑。
我在新疆的好几处地方生活过。米泉的十三户和梧桐窝子，南疆的喀什，北疆的伊吾，乌鲁木齐的南门和小西沟。前后２７年，从１６岁到４３岁。干过许多职业，工人、学生、农民，小学、中学教师，文学编辑——学生于我，也是一种职业。我就读的学校当时不仅不收费，吃住还免费，每月还给两元钱用于购书、购牙膏，我的盖被实在不能挡寒了，学校就发给我一床崭新的被子，如果我再提出申请，说不定还会给我一只枕头——在校五年，我的枕头是我的棉裤，春夏秋三季，这条棉裤专作枕头，到了冬天，这条棉裤白天便穿在身上，晚上才枕在头下，悠哉游哉，好不得意。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特困生”这个说词。现在流行这个说词。这是个糟糕的用语，就象“特差生”一样对人的一生构成威胁。窥一斑而知全豹。在那２７年，在我生命最重要的那一个个阶区，我真的总能找到“一小片坚实的立足之地”，那是索尔·贝娄小说里的人物渴望的并且大喊“我要，我要，我要！”之所在。
我离开新疆后，在我不多的关于新疆的文字里对此有过未作夸张地记述。比如：《昨天星辰》（载《中国西部文学》）、比如《美丽的克拉玛依哟》（载《芙蓉》）、比如《寻常人生》（载《当代》）、比如《人与事》（载《北京文学》）……不是为这些文字作广告（它们很快便会淹没在深不见底的文海中）而是要为下面的一段话作铺垫：有人写过一篇解释什么叫美文的文章。我读过的，而且心服。之后，我便把上面的那些篇什归入非美文系列。非美文，却又事关新疆，我心里便会涌出对在艰难岁月收容、守护过我给过我一小片一小片立足之地的新疆的深深感激与歉意。我同时还晓得，只要心里怀着感激和歉意，这个人便还不至于不可救药，可能还有点希望。于是，新疆给予我的，便不止我在新疆的２７年了。
３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流行寻根热。始作俑者是湘人，热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湘地。某日，有非湘籍人友人谈到湖南，几近谈虎，有色变之嫌。好象只有湖南的山最奇美，湖南树木的根须最发达，湖南的文化底蕴最深厚。非湘籍人士这么说说也罢，一次，有个土生土长的湘籍作家也作如是观，我便笑应说，你的意思是否可以这样概括，随便在湖南的地面上抓一把土，抛撒开去，抛到哪儿都会很快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长成文学的大树？这位土生土长的本分的湘人竟连声叫道，正是，正是！我便勃然而起了，说，你还是到新疆走走吧！湖南的山，包括张家界那样的奇山，比起新疆的天山和昆仑山来，只能算作小盆景，小打小闹的。好在我碰巧是个湖湘子弟，我的话才没引出这位本分而热烈的文化寻根派的反感。
我没有跟这位友人谈新疆的文化。我虽然身为所谓的文化人，最不愿谈的却正是文化。文化人没文化几乎是个时代病。在许多人看来，所谓文化，一为有高学历；再为能说善辩，满嘴新词；再为高超的技艺，能搞笑，还能搞大钱……这些当然也是文化。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却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有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厄普代克说得更离谱：未曾堕落过的人不是人，是猿。在孔教盛行的中土，这个“堕落说”可能被当作离经叛道的同义语。但就我的感知而言，这个所谓的堕落不过是对自由表示的一个向往。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心灵的自由绝对比多会几个新词来得重要。其实，某些新词比如“特困生”“特差生”还有近年流行在一些大城市的所谓“三无人员”的发明其实是一种反文化现象，其中的歧视色采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的本质意义就包含着铲除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歧视。在六十年代上页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不把大量涌向兵团的内地劳动者叫“盲流”，而叫作“自动支边”。如果我们还继续听任某些反文化的用语大行其道，有一天，某些有文化的家伙可能把“三无人员”再改作“偷渡者”叫了。
我在新疆接触到的原住民和持有公安部门颁发的迁移证或没持迁移证但最后顺利地在当地取得住民资格的移居者大多是普通人，他们中一些人读的书没我多，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他们更文化。在维吾尔乡村，我无数次听及望及他们自由得令我眩目的言谈与举止，那个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把他们个个当作智者阿凡提，个个沐浴过《福乐智慧》的甘霖。新疆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是我能望其项背的。而真正的文化有时恰恰只存在于民间。在新疆诸多少数民族的农舍与毡房，看看那里的林木与花草吧，听听那里的琴声与歌唱吧，无论老少，不论男女，只要亮起了歌喉，只要抖动起了肢体，他们的生命，似乎仅仅是这歌这舞的一种附丽了。这歌这舞似乎成了生命的主体。每每在那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涅克拉索夫的一部长诗的题目：《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只取题意）
我在新疆２７年，在地道的维乡生活过两年，却始终没学会唱歌跳舞，这也许便是湘文化力量的一种了。
也许，若干年后，湖湘的民间艺人中，会出现新疆草原上的阿肯那样的文化承载者与传播者，弹唱起屈原的作品来就象阿肯们弹唱玛纳斯一样有声有色而且经年不衰代代相传……
４
伊吾县城是座小小的山城。
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伊吾的时候，全县的人口不过七千，但土地面积却比阿尔巴利亚还大（这个比喻有它的时代性）。县城有多少人，我从来没有没打听过，无须打听的，没过一年，全城的人我都认得了，其中的大半还能叫上名字。这对我很有点亲和力。就象四人帮垮台后我回到湖南乡下的老家，无须扮笑脸说大词就能一脚溶进的一个社会。
我是在阶级斗争搞得很邪乎的年月（文革时期）去伊吾的。我在当时的处境现在想来使我惊讶莫名：我不仅受到重视，当着教师，而且还得到强有力地保护。
比如，在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当口，我的老家一个生产大队（现在叫村）的当政者一次一次来信要把我弄回去，可是，伊吾县的当政者却不为所动。
有一次，县革委主任（他还是县武装部部长）为了打掉我的不安，专门找到我，说，现在不是农村领导城市，放心好了。接着还幽幽一笑，当然，伊吾城里的人虽然是城市户口，这儿更多的却象个村庄。
正是在这个“村庄”里，我结识了我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一批人。他们中有汉族有维吾尔族有哈萨克族，有干部有农民有牧民。我调乌鲁木齐后，在新疆日报上写过两篇感念伊吾的小文，我用我了全部的恭敬，写下过这些好人的名字。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其中的一些人依然保持着联系。那是人与人的交往，那是心与心的交换。在电话普及的今天，我们还常常通通电话，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多感受到的是人性的温暖和中华的博大。
有博大才有宽容，有宽容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温暖，有温暖才有人性、文化这两个话题。
渴望人性、文化“更上一层楼”的人儿最好到新疆去走走、住住。到那边去交友，去观光，去探险，去感受，去想象，去创造。只要你用的是一颗善良的心走进新疆，新疆就会毫不吝啬地把它的无与伦比的博大注入你的骨血，使弱者变得强大，使强者变得悲悯。如果有一天你经过艰难攀登登上了新疆的某一座大山大岭，那是你的幸运，但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你征服了什么。新疆的大山大岭是不可征服的。新疆的大山大岭和西藏的大山大岭一样，是人类梦寐以求却永远也达不到的一高度：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