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事？
又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了。
这次轮到了深圳。大运会与此前的各种大会没有区别。“盛世”仿佛多了一个佐证。
这个风气是隋炀帝开创的，也许更早。
不过，自2008年奥运会以降，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这些“大事”的气派是一蟹不如一蟹了，当然也与主办城市的级别逐次下降有关。国际奥委会主席希望在中国再办奥运会的新闻，似乎预告中国将掀起新一轮主要面向外国人的各种大会的热潮，“万邦来朝”的盛世之景将再现（有不愿来的，中国代为出资也要请他们来）。但至少在网络上，这又一轮的宏大设想非常不受欢迎了。
其实，并非花钱越挥霍，事迹就越辉煌，虽然钱都是百姓的。百姓也开始明白，那些钱都是从他们的腰包里掏走的——那只另一种“无形的手”现形了。
“大事”也在现形。它们的进展似乎不太顺利，近日的事件有桥梁倒塌、动车追尾、高铁降速、渤海漏油、云南铬污染、大连化工厂几乎泄漏有毒物品——事实证明防波堤是靠不住的。因长期坚持巨额亏损，中投公司被誉为“散财童子”——不是《华严经·入法界品》里53参的善财童子；外管局宣称，中国的外汇不是百姓的血汗钱，那是央行印刷人民币换来的。但央行不是美联储，并没有在国外空手套白狼的能力。事实上，多印的人民币的下落很明确：正在国内制造通货膨胀，更多地剥削百姓的血汗钱。
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官僚体制仍然企图全面控制正在步入现代的社会。
因此，要“办大事”，首先必须彻底改变办大事的方式，否则，所有“大事”都必将如神马浮云般飘散。为此，我们需要看清历史，看清未来，了解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好这件大事只需要学习一点历史和历史哲学的常识，而不必举全国之力去劳民伤财，并大量指定“高危分子”。我们将知道，放在历史之中，现在所谓的“大事”其实都是相对琐碎的小事。
当前的最大事是设法顺应历史潮流。历史知识和历史哲学可以帮助国家避免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历史确实在一路上抛弃垃圾。在冷战时期，中国曾热衷于争夺“历史垃圾堆”的管辖权，并随意往里抛掷宝物，现在又成为拾荒者，想捡回一些丢弃物，有时难免把垃圾当作宝物。
中国有人在历史垃圾堆里埋头翻检，找出来的未必是被丢弃的宝物，甚至未必有循环使用的价值。他们自以为站在宝山上，假装看不到垃圾堆的存在，乃至久而不闻其臭。
美国仍在高声谈论“历史垃圾箱”（“箱”比“堆”有条理些，拾荒者也需要与时俱进，毕竟是垃圾分类的时代了），前一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还要把轻视美国的国家扔进去。前几天，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员里克·佩里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说：“我相信美国是人类的最后希望。”他们都坚信美国在引导历史的前进方向。这不稀奇，小布什和他的班子也是如此。在苏联阵营瓦解之后，还在说这种话的，大概只有朝鲜和美国的政客吧。
历史哲学中的循环论
历史哲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而政治学只有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才被允许存在，在自由受到更多保护的制度中才可能发展，这就像非经院哲学的神学研究只有在神学式微之时或之地才可能繁荣，更何况政治学是关于行动的知识，必须从政治行动以及其他行动中得来。
在专制体制中，政治是平民不可触及的禁区，理论多是控制手段的总结。法家推崇专制制度，法-儒合流是过去2000余年的统治工具，而且战乱及皇帝的无能（或开明）也时常在客观上造成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但法家思想在秦汉以后仍无大的发展。在秦汉模式建立初期，董仲舒（前179-前104）是专制制度的政治理论奠基人之一。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中包含有历史哲学，即三统循环说。他的理论多指向政治实用，而且多是对前人思想的拼凑。但他还是多少保留了早期儒家的悲天悯人的真实情怀，比后代的伪儒家好一些。
根据董仲舒的三统说，朝代更替循着黑、白、赤（红）三色的秩序，夏商周三代即是。汉属赤色，在新的一个轮回中。据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是赤龙之子，还记载了他杀白龙之子的故事。这个神话故事早于董仲舒的“三统”重要思想，把“天命”赋予一个乡间无赖。但刘邦的一些直系后代很有出息，出现了文景之治、武帝之功。汉朝是皇权专制时代的第一个赤朝，也是最伟大的一个。
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由此可知，他的“道”是形而下的“治道”，从属于“天”而非天道；他的“道”也不是道教的“道”，后者更接近他所谓的“天”。新朝只需要改变皇帝的服饰、仪仗等的颜色，由黑而白，由白而赤，不需要改变治道。董仲舒说：“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这些都不必改变，一仍其旧。政权变颜色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新皇帝只需恢复前朝的样子。皇权专制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了。
清末，当世界的“天”早已变了，而原来按部就班的政治传统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还有人坚持“道”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学的传统，以及《礼记·礼运》的“小康”和“大同”两个历史阶段，提出“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在三世说中，历史呈步步上升的趋势，而不是三统说的简单重复，包含了康有为希望中国进步的愿望。三世说的影响至今不衰，根据邓小平理论，我们现在正摸着石头过河前往“小康”社会。
康有为希望借“天变”的警示，打破满清“道亦不变”的绝不政策。他失败了，前清也因此灭亡。
康有为走到了中国历史哲学与西方历史哲学的交汇点上。一般而言，历史哲学可大致分为线性观和循环观两大类，后者在东方思想（但不包括伊斯兰思想）中是主流，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却不多见。古希腊人认为，城邦的各种政治制度在彼此转换中。专制可以走向民主，民主也可能转向专制，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永久不变的。古代民主制不像现在这样稳固，而现代专制也远不如以往那样稳定。
在基督教世界，人们普遍相信历史是线性的向前发展，他们很少想到循环和倒退的可能。有几位重要的思想家是例外。
列奥·斯特劳斯把现代性的起源上推到尼可洛·马基雅维里 （1469-1527）。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以推崇理性、相信进步为标志的现代性达到了一个高峰。但马基雅维里与那些哲人们不同的是，他持历史循环论；相似之处是，他也支持自由的共和制，蔑视专制制度。
相对于线性历史观，历史循环论不仅符合现实，还有一些好处：它把人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使他们敬重自然，敬重神灵，避免无知的狂妄；历史各阶段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进步也不是必然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为了正义的制度，人们必须奋斗和抗争，而不是等待它的自动到来。这对相信永远进步、相信历史的尽头有天堂（或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是有效的解毒剂。在直线前进的历史观中，人们向往天堂，在“没有救世主”的歌声中寻找“大救星”，放弃他们的自由，然后温顺地被领入屠场——他们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场景在20世纪许多国家上演过。
在现代性的潮流中，乔万尼·维柯（1668-1744）几乎孤独地反潮流，在也是反理性和进步的浪漫主义于19世纪兴起时，他才被发现。维柯的《新科学》是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他认为，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都要经过三个阶段：诸神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这个理论展示了一个权威逐渐下降的情景。当人获得了完全的理性，耗尽了他的智慧，政体和哲学腐化，凡人时代也就结束了，虔诚、信仰和真理回到人间，历史在神的注视下开始进入新的轮回。
维柯的论证很深奥，大都以古罗马历史为依据，但这不妨碍他的理论对其他民族的启发作用。在维柯的三个时代论中，时代的转变须有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变革，不同于董仲舒的三色转化，那只是简单的夺取政权；也不同于康有为的乐观向上的三世说，因为时代变迁不必然带来进步。如果没有真正的制度变革，所谓的“新社会”并不会比“旧社会”更好，也许还会更坏。为了改善，甚至只为了不变坏，一个社会需要时时获得强大的动力。
从维柯的理论可以推论出，那些还没有进入人民统治（民主共和时代）的国家现在处在英雄时代的末期，而过去的“英雄”已经被人民识破和抛弃，作为专制权力的基座，他们已经在垮塌中；带领国家进入民主制度的人将成为新的、最后的英雄；民主国家的种种弊病，可以用诸神时代的“虔诚、信仰和真理”来治疗，这样的治疗已经出现；历史不可能产生一个时代，人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安享，如在天堂一般。
人们不应无视自己更为严重的问题，而放眼世界，一心观看遥远之处他人的弊病并为之欢欣鼓舞。一个人的疾病不能证明另一个人的健康。我们可以肯定，专制不应是民主的未来——即使民主已经被腐化，因为专制的腐败与残暴最为恐怖。
社会动力与历史走向
在大致了解历史的发展模式之后，我们还需要知道社会的发展动力。
维柯的“动力”理论以神学为基础，最初产生于个人心灵中通往至善的神圣力量。维柯认为，这个动力也出现在社会中，宗教、婚姻和财产这三者推动全部民族在历史中的运动。
在现代，社会动力学的概念是皮季里姆·索罗金（1889-1968）提出的。他很可能受到维柯的启发。
索罗金是俄国的科米人。俄国产生过很多天才，但我们从不愿意向他们学习，俄国政权曾经也非常拒斥本国的杰出人物。索罗金三次被沙皇政权逮捕，三次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列宁的党宣判他死刑，然后又豁免了他，把他驱逐出境。在移民美国的时候，索罗金已经是颇有声望的社会学家。
20世纪国家间的竞争主要在英、美、德、俄（苏）之间展开。有些极权者能够在短期内促进国家的发展——至少在统计报表上。但他们在俄国和德国的胜利却更快地加速了美国的崛起，因为极权不仅扼杀了国家的中远期发展前景，也在人才方面为渊驱鱼。苏联和纳粹德国在人才的逆淘汰还不算是最成功的，在贫瘠的石缝中仍然产生了一流人物，虽然其数量比以前大幅度下降。
这段历史正在其他国家重演。虽然才华之士不再受到死刑的直接威胁，他们也同样在大量流向美国。在智力之外，比沙皇俄国更彻底的道德逆淘汰制也在积极施行中。排斥智力和良心只是为了给新权贵们留下舒适而稳定的享受空间。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的整体利益于不顾，甚至把民众当作敌人。如果这种趋势保持下去，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竞争中的各国在今后数十年间的地位了。
索罗金反对用外部因素解释社会变革。他认为，社会的动力来自内部，不同社会之间可以取得动态平衡。这个判断对理解国家间政治是有益的，也有助于减少对外部影响的排斥。
索罗金是历史循环论者。他认为，真理的存在有三种方式：感性、灵性、理性，历史也相应地分为三个时期，三种方式之一各占主导地位。他认为，我们处在感性时期的最后阶段，新的灵性（精神和宗教的）时期将要开始。这是以真理的方式划分历史周期，与维柯以社会主体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都在预示一个精神时期的到来。
其实，感性、灵性、理性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都不是均匀的，在不同地域也各占主导地位。对三者的不同侧重成为各文明的特点，而三者的交流与融合或将创造出新的世界文明。
循环论者告诉我们，历史不会终结，人类不会到达并永远停留在自由民主阶段。人性的多变、社会的脆弱都可能改变政治制度。“自由需要时时用暴君的鲜血浇灌”的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此外，对真理的认知方式也会改变制度。“变”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这大概也是社会动力学吧。
三不朽与道统
在全盘西化时期，“历史分期”是一门显学，剪刀手们按照外国理论的图样裁剪中国历史，对祖先的遗产痛下剪刀，历史和文化都只剩下一堆碎片。现在那些人又在强调中国“特色”。他们摇身一变，自封为那堆残破碎片的守护者，好像站在他们不知道如何拼接的碎片上就可以对抗变革。
当我们相信历史在进步时，却被带入历史最野蛮、最愚昧的阶段。现在，除了那些碎片之外，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金钱，许多人似乎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办大事”的气氛也越来越浓厚了。
宋儒朱熹也要“办大事”。他的“大事”观与孟子的不同。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怜恤别人的心，如果统治者“行不忍人之政”，治理天下易则如反掌；如果统治者“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也”——简直不是人哪！新儒家朱熹严正指出：“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朱子语录·论治道》）这句话是他的指导思想。朱熹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儒家亚圣的教导，把怜恤之心视为“小”。他倡导理学，要以冷酷之心“做大事”。这个传统，清朝人戴震斥之为“以理杀人”，民国人鲁迅称之为“吃人”，今天似乎又走“红”了。
朱熹的“大事”属于今天的意识形态的范畴。这种“大事”最后往往被证明是荒诞和残忍的。层次较低的“大事”，如一个又一个运动会，最后只剩下虚荣、浪费和折腾；动车或高铁一类的“大事”需要以平常心去认真做，不然就会在腐败中草菅人命。这些“大事”不是经济动力，更不是社会动力。
真正大事的起点是百姓的日常生活。明朝人王艮说：“百姓日用即道。”这个立场是对理学的反动。在政治中，这种真正“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不是来自民主制，却只有在民主制中才可以做到。只有在百姓有了政治权利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才能够成为统治者的“道”——治道的目标。
相比今天的“大事”，还有其他更大事。
《左传》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之言，这三者“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因此被称为“三不朽”，而福禄祭祀都是有朽的。“三不朽”是没有宗教的国家中的宗教，为后世的追求目标。现在看来，三不朽与维柯、索罗金的三个历史时期划分有某种微妙的暗合之处，虽然三不朽的追求目标自有高下之分，与时代无涉。无论怎样，三不朽的目标都可以高于“大事”。
此后，儒家建立了道统。这个思想是孟子确立的。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孟子·公孙丑下》）王者是“三不朽”兼备的圣人，而早期儒家的圣人只能是最高统治者，从尧舜禹开始，到周文王和周武王结束。儒者把他们放在辅佐王者的位置上。孟子按照以往的规律，期待每500年有一位王者出现，但他失望了。从周初到孟子已经过了700多年，仍然没有新的王者。
历史周期有时是很漫长的。王道的消失已经3000多年了，自孟子以来也有2000多年了。也许该有王者和王道了，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现代的王者只能是人民。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王道才有可能出现。
可以肯定，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周期的上升阶段，虽然新的历史高峰还很遥远。无论历史是直线的还是循环的，中国都要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