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锋:从苏轼评蔡襄书法论到其“尚法”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1 次 更新时间:2015-03-26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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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锋  

启功论蔡襄诗云:“矜持有态苦难舒,颜告题名逐字摹。可笑东坡饶世故,也随座主誉君谟。”①又云:“欧阳永叔于蔡书誉之于前,苏东坡继声于后,至称为宋朝第一,未免阿好。”②

的确,蔡襄的地位在“宋四家”之中是最特殊的,也略显尴尬,历来聚讼最多,年纪最长而名列苏、黄、米等晚生之后,以风格而论也很难被拉进“尚意”的阵营,更有人认为“宋四家”中本无蔡襄,所谓“蔡”者乃指蔡京,以京之奸佞不齿于士林,才姑以襄代之。这些说法由来已久,我们亦不必更费疑猜,本文所要论及的,首先是作为宋代书坛的领袖式人物苏轼对于蔡襄书法的真实评价。

一、苏轼对蔡襄书法的真实态度

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于文化的贡献是全面的,他不仅开启了宋代金石学的热潮,同时对于宋代书法的复兴无疑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对于宋初书坛的凋敝感到痛心疾首,认为“书之废莫甚于今”③,因而振臂高呼,发出了宋人“尚意”的先声。欧阳修于当世书法推重三人,苏舜元、苏舜钦兄弟和蔡襄,而欧公与蔡襄年纪相仿,志同道合,交谊甚笃,对蔡襄书法之推崇更是不遗余力,试引两则:

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学称盛矣。惟以翰墨之妙,中间寂寥者久之,岂其忽而不为乎?将俗尚苟简,废而不振乎?抑亦难能而罕至也。盖久而得三人焉,向时苏子美兄弟以行草称,自二子亡,而君谟书特出于世。君谟笔有师法,真草惟意所为,动造精绝,世人多藏以为宝,而余得之尤多。④

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⑤

欧阳修要力挽书法之颓、力矫书法之弊,于是为世人树立起一个榜样,那就是蔡襄,蔡襄既能“笔有师法”,又能“惟意所为”,正符合欧公的书学主张。而纵观当时的书坛,客观地说,蔡襄也应是不二的人选,所以,应当承认蔡襄在北宋中期书法发展中的关键地位,欧阳修对他的推赞也并无过誉之嫌。

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学生,老师对自己的知遇和提拔自然是要心存感激的,并且他一生膺服其师的学问见识,相关言论俯拾皆在,那么,在对蔡襄书法的评价这个问题上,苏轼到底是对老师观点的随声附和呢,还是发自内心的推崇?这是一个有关苏轼书学思想的深层次的问题。

苏轼对于书法的集中论述,见于《东坡题跋》卷四。细查《东坡题跋》,我们发现,蔡襄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与蔡襄有关的题跋有十三则之多,其中多是对蔡襄书法的极力称赞,言词之恳切比之其师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略引数条: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议,故特明之。⑥

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⑦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⑧

仆论书以君谟为当世第一,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⑨

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⑩

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11)

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托劲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也。(12)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13)

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绝不应仅目为谙于世故的随声附和,更何况“(论者)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语气中已透露出捍卫己见的近乎固执的态度。

综观东坡论书,从不肯轻易盲从附和别人的意见,若涉及批评,虽口气往往委婉,常顾左右而言他,但绝不至于作违心的虚誉,若是赞扬,也是恰到好处,断无肉麻的吹捧,我们也不妨引证几例。

《题〈遗教经〉》云:

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馀,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法。(14)

显然,苏轼在这里并不赞成欧阳修“《遗教经》非逸少笔”的断然之论,甚至有以其为真的倾向,但碍于情面没有说破,作了“阳奉阴违”的处置,但至少说明苏轼对于欧阳修的观点并非一一不假思索地全盘肯定,而是保持了思想上的独立。

又,《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云: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15)

这是苏轼有名的一段书论,往往被当作其“以人论书”的证据。然而抛开此点,若单就对钱君倚书法的评论而言,其实这未尝不是东坡先生避实而就虚的曲笔,因为我们通观整则题跋便可明白,从书法本体而言,钱君倚的书法并无多少高妙可言,用“仁者其言也讱”的托词转移视线,实在是既不用违心拔高,又不至于得罪人的做法了。

又,《跋欧阳文忠公书》、《题欧阳帖》、《跋刘景文欧公帖》三则: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16)

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17)

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18)

以上三段文字直接评论欧阳修的书法,若以师生之情论,苏轼更应该做的是对欧公的书法大加赞扬,大书特书,甚至推为“本朝第一”,但看这几段话,似乎仅止于礼节性的赞美,从其风神态度、人品性情着笔,避开了对其真实书法水平的评论。由此可见,即便对其师欧阳修本人的书法,苏轼也并没有任意拔高、夸大溢美,他又有何必要因为迎合欧阳修的论调而去对蔡襄大加褒词呢?

以上的论述,我想大概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轼极力推崇蔡襄书法为“本朝第一”,这确是出于其对蔡襄书法的独到认识和心悦诚服,而不是出于对其师欧阳修的尊重而随声附和的泛泛之论。明乎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苏轼推崇蔡襄书法原因试析

蔡襄的书法,在北宋中期为一代大家,这自然毋庸置疑,但我们把他放到历史的维度中考察,就会发现他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宋代“尚意”精神的代表。蔡襄书法的特点仍在于重视法度,他的行草书取法二王,楷书取法颜真卿,整体风格典正娴雅、矜庄妍美,但在风格的独造和性情的抒发上则略显逊色。据载,“蔡君谟妙得古人书法,其书《昼锦堂》,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当时谓‘百衲本’”(19)。这种斤斤求好的创作心态,与后来的“尚意”书家们所标榜的“点画信手烦推求”的潇洒率意的确判若两途。后来的书法大家如黄庭坚、米芾等,对于蔡襄虽也算敬重,但态度总不免有所保留,黄庭坚云:“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处。”(20)米芾亦云:“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花。”(21)试推二人之意,似亦认为蔡襄书法犹如张怀瓘评右军书所谓“有女郎才,无丈夫气”(22),这大概也是苏轼所云“或谓君谟书为弱”的所指。这种看法应该是苏黄时代的人对于蔡书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认知,所以才有了苏轼对于“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的慨叹。

苏轼推蔡书为“本朝第一”,其理由何在呢?从苏轼的言论来看,这首先是因为蔡襄的书法有法度,能够成为学书者的楷则。东坡自己说得很明白:“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天资高固然是成为优秀书家的必要条件,但笃学之功更是必不可少。在苏轼看来,蔡襄最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系统出色地继承了前代优秀书家的法乳,特别是接续了二王和颜真卿的正脉,使书法回归到典正儒雅、法度完备的正途上来,而这正是从五代到宋初的书法所最欠缺的地方。苏轼《跋陈隐居书》云:“轼闻之,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23)这里,苏轼引用的典故很能说明问题,《后汉书•马援列传》载:“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阯,还书诫之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24)在苏轼看来,蔡襄正像龙伯高一样,是最可楷法的人,他“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仪表堂堂、庄重谨严,书法学蔡襄就如同说话先学“庄语”而不至失态。苏轼将蔡襄推立为学书者的榜样,正说明了他对书法法度的重视。

另外一点,是苏轼书法审美观与蔡襄书法实践的契合。蔡襄书法的取法路径十分清晰:行草书学晋人,尤其是二王,楷书学颜鲁公,而晋人与鲁公,也正是苏轼所极力推崇的对象。书学晋人,几乎是宋代书家的共识,他们对晋人韵致的向往常常溢于言表,如欧阳修曾言:“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25)苏轼对晋人的学习更是身体力行,《西楼苏帖》中刻有他临摹王羲之的《汉时讲堂帖》和桓温的《蜀平帖》,这使我们直观地看到了他追摹晋人的痕迹。《东坡题跋》中《跋桓元子书》亦记:“‘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26)(按,与《西楼苏帖》所刻文字略有出入)对桓温的尺牍临习尚如此之勤,何况其所爱之右军者乎?其《题王逸少帖》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锺,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恖恖”(27),更不惜将张旭、怀素一并大加贬斥,而以反衬右军书法无可比拟的高妙境界。苏轼对于颜真卿的推崇更是人尽皆知的,他的著名的论断“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8),直将鲁公推到了书史顶峰的位置。从苏轼的楷书作品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也不难看出他于鲁公楷法用功之深。他为何如此推重颜真卿呢?其实道理也正同于他对蔡襄的推重,除了受到颜氏忠义正直的人格力量的感召这种道德感情因素之外,正由于颜书的法度完备,也即在苏轼看来,颜真卿书法是人品与技法的高度完美的统一,是士大夫书法的典范。此外,颜真卿还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书家,在二王之外别构一体,为书法带来了新的面貌风格,所谓“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29)。正是因为对书法史的认识和取向的契合,苏轼对于蔡襄书法的高度认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尚法——苏轼书学思想的另一面

作为“尚意”书风的开创者和领袖,苏轼的书学思想最常被提及的是任情适意的一面,而这一思想倾向集中体现在他的诗歌《石苍舒醉墨堂》里,兹俱录于下: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不减锺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30)

其中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甚至被后人当作是“尚意”书风的宣言。但这是否能如实全面地反映苏轼的书学思想呢?我想这是一个还需要认真考察的问题。《石苍舒醉墨堂》作为一首诗歌,需要我们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要知诗歌是富于浪漫和夸张的,诗人可能因为一时的豪气而放言作惊人之语,有时不免感性甚至偏激,这是诗歌抒情性的需要,但我们若将它一一坐实就未免拘泥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苏轼并不是一味主张“不学”、“无法”的,相反,他所主张的“尚意”是“尚法”基础上的“尚意”,否则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对法度的推崇正是苏轼标榜蔡襄的深层动因。

苏轼《题二王书》云: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31)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石苍舒醉墨堂》中那个藐视法度的主人公完全不同的苏东坡,他在这里把“积学”、“功力”强调到了一个极致。这会不会是东坡早年学书的真实写照呢?我想是极有可能的,前面曾提到,一件桓温的尺牍他就临写了数百遍,更何况那些经典的法书,如二王、颜真卿的作品,说“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也未必是夸张。看苏轼早期的作品,如《治平帖》等,笔法精到、体势遒媚,充分展现了他的学古功力。苏轼自云“醉中亦能作小楷”(32),没有精深的功夫,这也是绝做不到的。

又,《跋黄鲁直草书》云:

“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按,曹宝麟认为此‘过’字可能为‘得’字之讹(33))之。鲁直书。”去病穿域蹋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34)

这一段中苏、黄二人借同一个历史人物发出了不同的书学观点,体现了二人思想上的差异。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见《汉书•霍去病传》:“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35)黄庭坚借霍去病之语认为古法可以不学,倒颇有点“我书意造本无法”的意思。其实黄庭坚未尝不学,其自云:“予学草书三十馀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36)大约他正是自觉被周越之法所累,所以才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感叹不如不学法,只要“得笔”即可。“穿域蹋鞠”,亦见《汉书•霍去病传》:“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37)士兵食不果腹,而霍去病还自顾着游戏作乐,这当然是犯了兵家大忌,苏轼认为这正缘于其不学古兵法之过,由此引申到书法,则古法不可不学。同是“尚意”书风的主将,在这里黄庭坚的思想显然是有偏颇的,而把此段看作是师生间的对话,则这无疑是苏轼对黄庭坚的点拨和矫正。另有《跋山谷草书》云:“昙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黔安居士(按,指黄庭坚)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坡云,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38)在肯定其创新精神的背后,是否也有苏轼对黄庭坚草书无古人法的委婉批评呢?

《书唐氏六家书后》云:

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按,指张旭)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39)

学书须先有楷法,循序渐进,由真而行,由行而草,书法才能根基扎实,这也是苏轼一再重申的观点,如前引《跋陈隐居书》:“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由上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苏轼书学思想的另一面——“尚法”精神。他真实的思想并非像他在诗里说的那样“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40),而是强调学书要有“积学之功”,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技法训练;要从古人处取法,化前人法度为己有;要循序渐进,先学成楷则,再放笔行草。从苏轼个人的书法实践来看,也体现出了他这一方面的书学思想。黄庭坚云:“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馀。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豪劲多似之。”(41)又云:“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42)可见他一生都在从前人处汲取养分,学古以开新,他的书法虽然有很强的个人风格,但又时时透露出古人的法度和神韵,这也正是他能够成为一代宗匠的根基所在。

我们说苏轼的书学思想中包含着很强的“尚法”精神,但并不是说其书学思想的全部或主要内容就是“尚法”,若要这样理解,那显然也是一种矫枉过正。实际上“尚法”与“尚意”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是辩证统一的,本文之所以要特别指出其中“尚法”的一面,是因为这一面长期处于被遮蔽、被忽视的状态,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当代,其实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就已然如此。“尚意”书风从“宋四家”(准确地说是三家)以后逐渐走向末流,就是因为后来的书家们没有真正领会“尚意”的精神,忽视了其深层所包含的“尚法”精神。南宋的朱熹批评“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43),其实字不是被苏、黄写坏了,而是因为后来的学书者没有能够深入全面地领会苏、黄,特别是苏轼的书学思想,导致一味放纵刻露。所以,应该全面地把握苏轼的书学思想。其书学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苏轼自己的那句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44)反过来说,就是“新意”之中应有“法度”,“豪放”之外应有“妙理”,若不重视“法度”、“妙理”,而一味求“新意”、“豪放”,则势必会误入歧途。苏轼《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云:“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规,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45)在苏轼看来,即便智永恪守右军旧法,刻意不求新意、不求变态,但其实他的字仍然是有新意、有变态的,也就是说新意与变态已经内蕴于法度之中了。

“尚法”与“尚意”,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尚法”是根基,是必要的技法训练,而“尚意”是书法境界的升华,是由技进道的过程,当学成楷则之后,还需要忘怀楷则,使法度内化为一种为表情达意服务的“习惯无意识”,从而才能真正做到心手双畅,在书写中作逍遥之游。苏轼《跋王巩所收藏真书》谓“(怀素)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46),论述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实际上正体现了“尚意”的精神,也就是一种心理上极度放松的创作状态。这里可再引一段话作为印证,《题鲁公书草》云:“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47)“瓦注贤于黄金”语出《庄子》“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48),这就是说书法创作要有轻松的心态,才能让法度和神采同时流注于笔端,得到自然的呈现。颜真卿《争座位帖》的创作状态就是苏轼认为的最佳状态,真正是“点画信手”、“无意于佳乃佳”(49)了,但不要忘记,这是以深湛的功力作为支撑的。

所以,苏轼的书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有“尚意”的一面,同时也有“尚法”的一面,二者辩证统一,“尚法”是作为“尚意”的基础条件而存在的,如果割裂了二者的关系,就会造成误读,而这种误读确又是在历史中长期存在的。

注释:

①②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2页。

③刘有定:《〈衍极〉注》,《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页。

④欧阳修:《跋永城县学记》,《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3页。

⑤欧阳修:《试笔•苏子美蔡君谟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第310页。

⑥苏轼:《论君谟书》,《东坡题跋》,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⑦苏轼:《跋君谟飞白》,《东坡题跋》,第254页。

⑧苏轼:《跋君谟书赋》,《东坡题跋》,第254页。

⑨苏轼:《跋君谟书》,《东坡题跋》,第254页。

⑩苏轼:《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东坡题跋》,第263页。

(11)苏轼:《王文甫达轩评书》,《东坡题跋》,第264页。

(12)苏轼:《跋蔡君谟书》,《东坡题跋》,第269页。

(13)苏轼:《论沈辽米芾书》,《东坡题跋》,第289页。

(14)苏轼:《题〈遗教经〉》,《东坡题跋》,第221页。

(15)苏轼:《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东坡题跋》,第261页。

(16)苏轼:《跋欧阳文忠公书》,《东坡题跋》,第259页。

(17)苏轼:《题欧阳帖》,《东坡题跋》,第279页。

(18)苏轼:《跋刘景文欧公帖》,《东坡题跋》,第279页。

(19)董逌:《广川书跋•昼锦堂记》,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20)黄庭坚:《题蔡君谟书》,《山谷题跋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21)马宗霍辑《书林藻鉴 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22)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9页。

(23)苏轼:《跋陈隐居书》,《东坡题跋》,第258页。

(24)《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4页。

(25)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26)苏轼:《跋桓元子书》,《东坡题跋》,第238页。

(27)苏轼:《题王逸少帖》,《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2页。

(28)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题跋》,第303页。

(29)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诗集》,第372页。

(30)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苏轼诗集》,第235页。

(31)苏轼:《题二王书》,《东坡题跋》,第223页。

(32)苏轼:《题醉草》,《东坡题跋》,第257页。

(33)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34)苏轼:《跋黄鲁直草书》,《东坡题跋》,第271页。

(35)(37)《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59页。

(36)黄庭坚:《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山谷题跋校注》,第182页。

(38)苏轼:《跋山谷草书》,《东坡题跋》,第287页。

(39)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东坡题跋》,第293页。

(40)苏轼:《次韵子由论书》,《苏轼诗集》,第210页。

(41)黄庭坚:《跋东坡自书所赋诗》,《山谷题跋校注》,第258页。

(42)黄庭坚:《跋东坡墨迹》,《山谷题跋校注》,第125页。

(4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6页。

(44)苏轼:《跋吴道子地狱变相》,《东坡题跋》,第308页。

(45)苏轼:《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东坡题跋》,第239页。

(46)苏轼:《跋王巩所收藏真书》,《东坡题跋》,第241页。

(47)苏轼:《题鲁公书草》,《东坡题跋》,第244页。

(48)《庄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1页。

(49)苏轼:《评草书》,《东坡题跋》,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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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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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艺研究》(京)2012年1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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