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亚东:互文性视野下的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

——兼及钱锺书古典诗歌批评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15-03-19 10: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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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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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书,是将各种古籍中的文献资料依据内容分门别类加以辑录或杂抄,编次排目以供人们检索、查阅的一种工具书。“凡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皆是也”①。这样看来,在体例上区分部类、胪列文献,在内容上兼综众说、博揽杂取,是类书的基本特点。类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尔雅》和《吕氏春秋》,前者取其分类标目的编排体例,后者取其博采众家的文献来源。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类书,则是魏文帝曹丕令诸儒按照“撰集经传,随类相从”②的原则编纂而成的《皇览》。此后,类书的编纂在历朝历代都很盛行,据统计,从《皇览》到最后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其间一千五百余年,历代史志书目和官私书目所著录的类书即多达1035种③,其中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类书。

   类书常被人比作“百科全书”,如胡道静就认为类书“兼‘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者而有之”④。这与它们都具有检索查阅的功能和分类编排的体例有关,但如做认真区别,二者性质仍有不同。首先,在文献处理上,类书是“述而不作”,只编排文献,不阐述观点⑤,而百科全书则按照学科区分条目,著述而成。其次,在编纂目的上,类书主要是为保存文献史料,因此刻意求“全”求“备”——如宋代类书《玉海》就被誉为“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⑥。而百科全书最初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学派”为了教育目的而编写的,因此更强调已有知识的更新,侧重“新”、“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类书的功用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事实上,后来的类书在启蒙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初学记》、《兔园策府》之类的类书,本身就是有名的童蒙教材;同时,如果考虑到类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就更应该给予重新的评价。

   类书按照所录文献内容可分为类事、类文和事文兼备几种。唐以前,基本上是类事类书,及至隋唐开科取士,内容多以诗赋策问为主,受此影响,于是《艺文类聚》这样事文兼备的类书开始出现。有宋以降,伴随着考试制度的日益规范和竞争的日益残酷,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应试者常常望洋兴叹。当“整个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被‘考试’这种所谓的智力较量所控制”时⑦,对应试用书的需求和应试技巧的研究也日渐高涨,在此过程中,类文类书开始出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类书的功能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导致类书功能演变的还不仅仅是科举考试。诗赋辞文,最初是少有世俗功利性的,所谓“感物”、“缘情”是也。至少在钟嵘的时代,人们还坚守着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样的诗歌理想⑧。但是,大约自唐代始,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写诗不再是一种只为寻求个体感情宣泄的行为了,它渐渐具有了社会交际和往来应酬的意义,以诗作为交际应酬手段的场合越来越多,外交献酬、宴会制作、朋友赠答、诗社唱和甚至青楼寻欢,无不需要它来沟通助兴,营造气氛。诗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⑨。正如林语堂所言:“如谓中国诗之渗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⑩钱钟书也曾指出:“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11)。

   类书功能的变化,主要就是在这样两个背景下悄然发生的(12)。无论是科举还是交际,类书都是人们以简驭繁、举重若轻的必备之物。对于前者,除了汇集时文范本的程墨、房稿、行卷和《唐宋八大家文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类的古文选本外,类书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所谓“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13),急功近利的时代孕育了投机取巧的心态。对于后者,大量汇聚在一起的前人诗句由于“朝夕讽咏”已成烂熟之语,它们不仅可救燃眉之急,而且还能暂时浇灌枯竭的文思。在唐代,为举子场屋之用和为文人应酬之用的类书就已开始盛行,白居易《白氏六帖》、虞世南《北堂书钞》以及官修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即被称为“唐代四大类书”。宋代的官修和私修类书在数量上更是突飞猛进,多达七十余部,其中《文苑英华》、《玉海》、《类要》等均为当时有名的类文类书。所以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将“书”比作“户牖”,“经”比作“厅堂”,正史比作“正寝”,杂史比作“东西两厢”,诸子百家比作“书舍花园”,而类书呢——“类书如橱柜”(14),饥饿时不妨收罗一番,聊以果腹。虽是调侃之语,却也颇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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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献汇编渐渐变成写作的范本与摹本,类书功能的演变,始于唐,至宋基本完成,到明清则已成俗例(15)。这一变化,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随园诗话》里,袁枚还调侃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16)类书成了文人学士摇笔弄文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在类书里猎取辞藻、借用典故、采撷成句,暗中模仿甚至公开偷窃,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之下,一方面,原本应该通过个人化的阅读与思考来完成的创作习进过程,就被简单直接的摹仿与因袭所替代;另一方面,在类书的流布过程中,社会和群体会自动选择那些最具效能、最受欢迎的本子,这使得写作的范本和摹本变得愈来愈狭窄。可以想见,当文学言说变成了一个在狭隘的语言圈子里择词选句的乏味游戏时,伴随着言说者主体性的渐渐销蚀,诗歌在典故、字法、句法、命意、取象等方面与前人的重复与雷同现象自然会日益凸显。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类书加剧了文学的孳生现象,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这一转向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两个问题是过去类书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的,它们是:一、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剪不断,理还乱”之关系的类书,如何在新的视野下——比如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视野下——给予重新观照?二、类书的研究价值,除体现在文献学、思想史等方面外(17),还能否在文学批评学的意义上做进一步的思考?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继续探讨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为“文本间性”,是20世纪后期西方文论从结构向后结构(解构)过渡时催生出的重要理论概念。尽管此术语是由克里斯蒂娃在《词、对话、小说》(1966)中最先提出的,但它的产生先是受到巴赫金的影响,后又经过罗兰·巴特、里法特尔、热奈特、J.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阐释与补充,已经成为一个包含多重意旨的概念:一、从文学生产的角度看,意义的生成来自文本的自我指涉,文本成了生产力。克里斯蒂娃说:“任何文本都仿佛是某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8)先在的文本是诗人无法规避的,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与他者无关。刻意模仿甚至剽窃的诗作自不必说,就是有些连诗人自己都自信为独创的诗句,也常常会在漫长的诗歌历史与庞大的话语网络中现出其与前人诗句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从文本构成的角度看,文本就是异质之文的共存兼容与错综相交。这就是人们常常使用拼凑、借用、剽窃、掉书袋、人言己用、旁征博引这类生动的说法解释互文性的原因。布洛克曼指出,一个新的本文就是语言进行再分配的场所,“是用过去语言所完成的‘新织体’”(19)。罗兰·巴特也将文本视作“编织物”,认为:“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20)他们所描述的,正是作为“织物”的文本所具有的“文中有文”的内部构成特质。三、从文本关联的角度看,文学历史中的文本彼此勾连,组成形形色色的链锁或网络,显示出强烈的关联性。这就像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所描述的那样,文本中总是“隐居着一条寄生性存在的长长的连锁——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来客、幽灵”(21);或者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所言:“在书的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号之外,在书的内部轮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他书籍、其他本文和其他句子的系统中,成为网络中的结。”(22)任何文本都不可能作为单独的个体而存在,它存在于自己与他文本的关系之中。四、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阅读的过程表现为对他文本记忆的重现。在互文阅读中,他文本总会作为理解的基础和参考从读者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为阅读活动搭台布景。法国学者洛朗·坚尼说:“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形地阅读文本。”(23)互文阅读注重对隐性语境的寻找与钩连,因此它没有顺序可循,而是成为在交错纵横的迷宫里往来反覆的行为,无始,无终,“永远也不能接近不断后退的地平线”(24)。

   在互文性视野下审视传统类书,可以清晰地看出,类书编织的正是形形色色的互文性话语空间。这同类书的编撰体例是分不开的:由于按照部类“区分胪列”文献,类书实际上就在意义层面上聚合了大量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所以相同子目下的文献,就很自然地构筑了一个互文性话语空间。这里以《文苑英华》为例,来具体说明类书的这一特点。《文苑英华》是宋代的大型类书,全书共一千卷,上起南朝萧梁,下至晚唐五代,选录作家两千余人,作品近两万篇,按下列编撰体例统合文献资料:

   首先是“类”(文体),共分为:

   1.赋;2.诗;3.歌行;4.杂文;5.中书制诰;6.翰林制诰;7.策问;8.策;9.判;10.表;11.笺;12.状;13.檄;14.露布;15.弹文;16.移文;17.启;18.书;19.疏;20.序;21.论;22.议;23.颂;24.赞;25.铭;26.箴;27.传;28.记;29.谥册;30.哀册;31.谥议;32.诔;33.碑;34.志;35.墓表;36.行状;37.祭文。

   其次是“部”(题材),如“诗”共计一百八十卷,按照题材分为:

   1.天部;2.地部;3.帝德;4.应制;5.省试;6.朝省;7.乐府;8.音乐;9.人事;10.释门;11.道门;12.隐逸;13.寺院;14.酬和;15.寄赠;16.送行;17.留别;18.行迈;19.军旅;20.悲悼;21.居处;22.郊祀;23.花木;24.禽兽。

   再次是“目”(内容),每一题材又再加以细分,如“悲悼”可分为“追述”、“哭人”、“哭僧道”、“哭妓”、“送葬”、“坟墓”、“第宅”、“怀古”、“遗迹”、“挽歌”十子目。“天部”可分为“日”、“月”、“星”、“雨”、“雪”、“风”、“云”、“霜”、“露”、“烟”、“上元”、“寒食”、“端午”、“七夕”、“除夜”等三十一子目。

   最后是“细目”(具体内容),是对内容更为明细的划分:

   如在“天”部之“月”目下,分出“月”、“中秋月”、“玩月”、“杂题月”、“对月”、“望月”等细目。每细目下即开始胪列所能收集到的诗句。譬如,“望月”细目即列有梁简文帝至晚唐陈陶等人诗歌二十五首,“杂题月”列有梁虞骞至晚唐李商隐等人诗歌三十一首,如此等等(25)。这些诗句凸显出了一个以“月”为核心,同时又相对独立的诗歌话语网络,而这在洋洋千卷,作品近两万篇的一部大书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我们注意到,每个细目下的诗句,编织而成的正是一个典型的互文性话语空间,而由此往上,从细目到子目再到部类,这个空间越来越大,整部类书,就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包罗万象的巨大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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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新解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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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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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京)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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