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宏:论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新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98 次 更新时间:2023-06-04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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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宏  

 

摘要: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新变,一方面表现在学院机制和学院批评之成为问题并且导致了诸多不满;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批评文体上具有充分自觉的人们突破学院机制的壁垒和学院批评的文体束缚,面向古今中外批评文体的丰厚传统,坚持和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富有成效和影响力的对话体批评,充分开放和多样化地实践随笔体批评。这些新的批评实践不仅取得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学院体批评”和“非学院体批评”的文体格局。

关键词:文学批评 批评文体 对话体批评 随笔体批评

 

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许多颇有分量的重要成果。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中,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研究是相对薄弱的地方,多种版本的文学史著作,甚至很少有批评史方面的专门内容。这都说明,我们对文学批评的意义与功能缺少应有的认知。马修·阿诺德曾说过,文学批评的功能就是“了解世上的知识精粹和思想精华,反过来又使这些知识和思想为人所知,创造真实正确而新鲜的思想潮流”,并由此“最终创建一种有利于创造力的思想文化形势”,从而“激荡”和“生长”出“一个创造性的文学纪元”。文学批评有助于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创造力。在此意义上,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研究的颇受重视,不仅有助于其增强自我意识、总结历史经验,更有利于发挥批评的基本功能,以激发和加强文学的创造力。因此,回顾和总结21世纪以来正在行进和发展中的文学批评,无疑更有特别的价值。尤其是,由于人们经常会对我们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颇多议论,以“论著体”为基本特点的学院体批评不仅招致许多批评,而且其所包含和体现的问题,也一直根深蒂固,妨碍了批评功能的有效发挥。所以,我在正视和揭示这些问题的同时,更想发掘一些有所突破的“非学院体批评”,以为批评的健康发展寻求启示。

一、作为问题的批评文体

21世纪以来,在全球格局和中国自身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工作,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但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却又存在着许多不满,人们甚至经常会用“危机”“缺席”和“无效”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对文学批评的严重担忧。在这些担忧中,有的论者重点关注的是批评“主体性的危机”和“独立性危机”,有的从“文学公众对文学批评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的状况中,检讨出对于整个社会和对文学公众的引导性而言,我们的文学批评“已失去或正失去其有效性”。而在一篇题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危机与生机》的文章中,施战军则在揭示文学批评“危机”状况的同时,将“危机”的根源直指“学院”,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还是富有活力的,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基本相配,但也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且实际的价值评定环境堪忧,并已经产生了灾变性影响”。而这种导致“诸多问题”和产生“灾变性影响”的“价值评定环境”,“正是由大学构成”。因为他发现,“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批评家属于作协文联及出版社报社的状况相比,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基本队伍几乎在向学院发生根本性的位移”,批评主体受到“学院评价机制”即“以理工科尤其是工科的评价标准”的严重制约,有的甚至“对学院规约自觉投怀送抱”。他认为,在批评的学院化所造成的诸多“灾变性影响”中,“首当其冲的是文学批评的文体”——“评价的机制性板结,进而造成文体的学术化僵硬;与文学现场的关系趋冷,最终导致了批评文体的拘谨窘迫之态”,“很多批评家喜欢搬用外国批评理论来解读中国文本,而把自己的领悟和本土的资源搁置一边。很多学院批评喜欢刻意地过量地引用资料,一篇文章要跟上几十条注释,其中洋文的也要占足够比例,仿佛这样才显得‘学术’”。很明显,施战军所揭示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危机”,最为突出的症状就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文体上。21世纪以后,批评文体成了一个常招不满的突出“问题”。

关于批评文体,曾有诸多不同的定义,比如有的论者就“将批评文体界定为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有的论者则认为:“文学批评文体是指文学批评家在一定批评观念的指导下,运用某种批评方法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文本样式,它折射出批评家独特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一定的社会文化精神,是批评家个性的外在显现”。很显然,所谓的批评文体其实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和“主体”两个方面。所以,我们对批评文体的把握,一方面既是对文学批评本体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批评主体的把握。我们正可以从批评文体的本体入手,深入到其背后或其“折射”与隐含着的批评主体,并且进一步循此深入,拓展和联系于与文体和主体紧密相关的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状况,来反思和总结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新变——“学院化”的问题,显然在其中。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学院化问题,并非起始于21世纪。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批评家们出于对市场化、商业化等一些外在力量的规避或抵抗,加之又置身于被称为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文化氛围,而选择退守学院,试图通过批评的学院化来追求批评主体的独立性,无疑有着良好的初衷。但是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大学扩招、学科扩建等所批量生产的文学博士们纷纷进入批评队伍,学院体制和学院机制也越来越周密、完备、膨胀与固化,时或不长,便暴露出与其初衷南辕北辙的许多问题。早在上世纪末的1999年,贺桂梅在其关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系统考察中,就对学院批评得出了一个不无悲观的结论,认为当时的学院批评发展不久,就遭遇到了“来自商业市场和机制内部合成的‘危机’”,学院批评曾自我期许的批评主体的独立性,不仅“在此后文学研究的发展中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且还被严厉的学院评价机制侵害与吞没,从而使学院批评剥离和丧失了主体,沦落为学术八股的套路展示和学术空转。21世纪以后,随着学院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学院批评凭借其极为强大的学院体制与机制,在从业人员、文本产量等很多方面,按照有论者所指出的,“逐渐一家坐大”,变得越来越强势和主流,“即使在当今媒体样式如此多样化的时代仍然难以撼动其在批评格局中的核心地位”,成了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一种问题性的“新变”。这一“新变”的问题性,不仅表现在学院批评自身所具有的种种问题,更表现在,本身已经很多问题的学院批评还以其强势、主流和核心的地位,排斥和压抑那些非学院性的文学批评。这种排斥与压抑的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批评文体上以“论著体”为文本样式的“学院体”批评大面积地占据着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刊物的宝贵空间,并被各种学术和批评类的评审、评奖所唯一认可,而样式丰富、充满活力的非学院体批评,只能处于少数和边缘性的位置,很多时候,甚至很难看到它们的踪影。

实际上在西方,由于现代性的学院体制先行于我们,学院文体之作为“问题”,也很早就有暴露,并且引起了批评。比如丹纳(1828—1893)在其《艺术哲学》中,就曾以嘲讽性的口吻批评过法国曾经在“社会上形成一套刻板的语言,学院派的文体,装点门面的神话”与“那种可厌的文风和莫名其妙的语言”,认为“重重束缚之下的思想谈不到什么个性,真实性和生命”。在丹纳之后,学院批评特别是其批评文体,也一直遭到人们的贬抑,比如蒂博代(1874—1936)所说的“职业的批评”、T.S.艾略特(1888—1965)所说的“学院批评家和理论批评家”们的批评。迄止当代,像艾布拉姆斯(1912—2015)、乔治·斯坦纳(1929—2020)等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批评家,更是对学院批评不以为然。在《语言与沉默》一书的“序言”中,斯坦纳甚至将自己的批评工作明确定位为对学院派的反对,认为“太多的文学批评满足于19世纪学院式或新闻式的价值观念和表达习惯”,“文学批评,尤其是当前与学院派同流合污的文学批评,不再是有趣的活动、负责的活动”,言语之间,真是颇多不屑与嘲讽。

很显然,文学批评的学院化,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其所造成的主要问题,都表现于批评文体。我们的文学批评,正应该突破自我幽闭或孤芳自赏的学院壁垒,冲破学院规约的“重重束缚”,摆脱“学院派的文体”和学院式的“表达习惯”,自觉地进行文体突围,才能重新找回批评主体,坚持和捍卫批评的主体性,进入批评所应具有的开放对话、充满活力的“有趣”“负责”的境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在我们清醒地认识到21世纪以来批评文体积重难返的学院化“灾变”后,一方面,我们自然应该从学院批评自身寻找原因,在破除其形式主义和模式化弊病的同时,增强批评主体的思想理论水平,更加注重观点与见解等方面的实质性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妨从其外部、从其反面,在以“论著体”为文本样式的大量“学院体”批评之外,寻找和发掘那些非学院体批评。也许,正是这些批评文体,代表和体现了21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中值得珍视的文体新变。某种意义上,它也能够反过来触动和激发学院批评的自我反省,并为后者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对话体”的坚持

当我们去发掘和找寻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中的非学院体批评时,会很欣慰地看到它们的丰富多样,像对话体、随笔体、演讲体甚至授奖辞、文学图书的广告、荐语及媒体推介等诸多文体形式,均都富有蒂博代理想中批评的“创造”与“活力”。而在其中,很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对话体批评。对话体的文学批评自然不是首创于21世纪的中国,但是在21世纪以后学院体制“一家坐大”和几乎具有覆盖性影响的背景下,它的坚韧存在与文体活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对话体批评的动因与意义,因此也有了新的变化。

我们知道,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对话体批评便已经出现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吴亮发表于《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在崛起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应该是当代中国对话体批评的发轫之作和第一个标志。自此开始,他又在《上海文学》《钟山》《当代文艺探索》和《文学自由谈》等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刊物陆续发表了多篇“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系列,后又在1987年结集为《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等,开始在《读书》杂志的1985年第10期至1986年第3期,陆续发表了6篇系列性的对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这两组对话,都以其对话体的文体形式而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冲击和刷新了既有的批评文体,形成了当代中国对话体批评的第一波浪潮。

第二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对话体批评,应该是《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王晓明主持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正是这篇对话,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影响巨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正是在这场大讨论中,很多参与者所选择的文体形式,也都是对话体,所以在文体的意义上,这场讨论也可以视为对话体批评的第二波浪潮。而且这一浪潮还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扩展,引发出对话体批评的“文体热”现象,正如杨扬在为其与陈思和教授共同编选的《90年代批评文选》“序”中所总结的:“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形式的最大改变,就是由多人参与的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而且,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

但是在21世纪以后,由于学院体制并不将对话体批评纳入业绩考核中,严重打击或制约了此前20世纪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文体热”。如此造成的后果是,很多学院中人放弃了对话体等与业绩考核无关的工作,专门围绕着考核标准打转;另有一些人则将本来适合以对话体讨论的话题,改为可以纳入业绩考核的“笔谈”,这也是21世纪之初的一段时期“笔谈”盛行的主要原因。与此不同的第三种选择,则是一些身处学院的学者和批评家,并不愿意将自己仅仅局限在学院评价体系和学院批评的文体阈限中,仍然坚持批评的主体性,坚持开放与对话,而选择以对话体的文学批评来作文体的坚持与突围。在这些努力中,像《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和《文艺报》《文学报》等文学批评类报刊,以及《上海文学》《钟山》《作家》《天涯》和《花城》等文学刊物,都发表过许多这些学者和批评家们的对话体批评。其中较有规模的,尚属《上海文学》和《当代作家评论》专辟的对话体栏目。2011年,《上海文学》杂志意图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亮、王晓明等的对话体传统,重新恢复“批评家俱乐部”栏目,连续发表了十多篇题为“新世纪文学反思录”的系列对话,试图以对话体的批评方式及时、系统地总结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文学,颇受关注。而《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则分别从2002年第1期和2008年第5期开始,先后开辟“小说家讲坛”和“诗人讲坛”栏目,连续数年发表了多篇对话体文字及作家与诗人的演讲,在杂志主编林建法后来主编的十卷本“《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中,曾经专辟一卷,专门收录21世纪以后该刊发表的对话体批评,有29篇之多。此外,林建法还和“小说家讲坛”栏目主持人王尧以该栏目中的对话为基础,邀请和组织多位作家与批评家共同努力,主编出版了对话体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如果我们将以上种种作为对话体批评的第三波浪潮,那么,其中第三个标志性的对话体实践,应该就是《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对话体实践。这一实践,非常突出地显示了他们以对话体批评坚持和突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力图超越学院、开放对话、进行思想探索的自觉。这一点,诚如王尧和林建法所曾指出的,他们主持和主编“小说家讲坛”及“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的基本动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无忧虑地发现,在学院体系中“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封面是学术,正文却远离学术”,远离了思想与文学。也正是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他们选择“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并且“试图推动对话文体的发展”,通过很多“面对面的对话,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也“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某种意义上弥补和克服了学院机制和学院批评的诸多局限。

21世纪以来,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达,对话体批评还由以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常见的“现场实录”,扩展和转换为更多的“网络虚拟”,以网络“接龙”等更为便捷的新的方式“创作”对话,非常类似于巴赫金曾指出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话”由起初实录和追记性的“回忆体”,而到后来“只是保留了苏格拉底用对话揭示真理的方法”的“自由创作”。特别是,随着速记行业和录音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以往只能以“简讯”或“会议纪要”的方式“摘要”发表的对话内容,也能高效便捷地转换和呈现为对话体文字,不仅保持了对话体批评的产出与活力,还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批评主体的生动形象,复现、保留了许多鲜活的对话场景。比如一篇题为《当代文学的思想性问题——漫谈近年来小说创作倾向》的对话,原本是海南大学2019年底的一次会议中安排的“对话型讲座”,会议结束不久,就被转换为文字发表于翌年第3期的《天涯》杂志。这一活动由刘复生主持,罗岗、倪文尖、毛尖、李云雷等四位批评家为对话嘉宾,但当他们围绕着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和纯文学之间关系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主持人刘复生突然临时邀请当时作为听众的吴晓东和霍艳也发表意见,殊不料在文学趣味上素来显得“严肃”与“纯正”的吴晓东,却又力挺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这一状况,以及他们在对话中的观念冲突、思想差异、多样趣味和话语风格(如刘复生的激烈、罗岗的雄辩、毛尖的直率),不仅栩栩如生地呈现了他们各自的主体形象,更能看出他们思想探索和话语交锋的过程与脉络,以对话体的方式,恰如前述王尧他们所追求的一样,“原生态”地复现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思想剧场”。巴赫金在谈到“苏格拉底对话”的时候,曾经高度评价过对话体塑造和呈现“思想家式的主人公”的重要特点,认为“苏格拉底本人就是个思想家;他的交谈者也全是思想家,如他的学生们、哲人,还有普通人被他引进对话中,也被迫成了思想家”。他认为对话体“这个体裁形成的基础,是苏格拉底关于真理及人们对真理的思考都具有对话本质的这一见解”,“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上述对话,正是这些方面的生动体现。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中“对话体”的坚持,在学院体制、学院批评的压力和不利语境中,不仅延续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对话体实践,更是相关学者和批评家们坚守批评主体、保持思想活力,自觉和不自觉地接续人类历史上更为久远和深厚的对话传统的可贵努力,这也是我们发掘和重估对话体批评并且对其未来充满关切、保有信心的重要原因。

三、“随笔体”的开放

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文体新变,还表现在随笔体批评的重现活力。这一状况,以一个重要且具有“现象级”意义的“文体事件”作为标志。2000年,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的《书屋》杂志自第6期开始,先是紧接着在当年的第9、10、11、12期,后来又在2003年的第5、7期,陆续刊出周泽雄、张远山和周实一起托名“庄周”发表的《齐人物论》,以少则一两百字、多则三五百字简短的随笔体批评,以时或激赏、时或中正、时或偏激刻薄的风格率性纵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百多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戏剧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该刊主编当时就介绍:“首篇《齐人物论》在今年第六期《书屋》发表后,不仅获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而且引起了知识界、文学界的瞩目。于是我又与作者商量了《齐人物论》的后续选题……从第九期开始,《齐人物论》又陆续刊出,反响更为热烈,大量读者来电、来信表示共鸣或发表意见,不少报刊和网站也纷纷转载或选载。许多读者还说,最新的《书屋》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读《齐人物论》”。

一种批评文体的尝试,却能形成热点,形成一个现象级的文学文化事件,足以见出人们对当时已经积重难返的学院体批评的厌倦。实际上,《书屋》杂志约撰和发表《齐人物论》,针对的正是学院批评。主编周实当时就坦承:“《书屋》创刊以来,始终注重批评文体的创新、批评形式的非学院化、批评角度的独立性”;“《齐人物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话的长处,也吸收了西方文论的长处”,“是对个性化批评的一次颇具开创意义的成功尝试”。在这段文字和这一事件中,批评文体的非学院化、批评的个性化,批评文体在综合继承中、西方文体传统基础上的开放创新甚至批评的“匿名性”——三位作者托名“庄周”,起初一直秘不示人,并不想暴露真实身份——等重要问题,均已包含其中。可以说,“《齐人物论》现象”,毫无疑问是21世纪中国批评文体的最初突破。它的“成功尝试”,对后来批评文体的诸多新变,具有原型性的和批评史的“开创意义”。

以随笔体的方式来突破学院机制和学院派文体的壁垒与束缚,是在批评文体上具有充分自觉的报纸、刊物、批评家、作家与诗人们所经常选择的文体策略。比如《文艺争鸣》自2015年第1期起,一直到目前,专门开辟“随笔体”栏目,倡导和推进随笔体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该刊的众多栏目中,从2016年第4期开始,唯有这一栏目基本上每期都会刊发一则内容固定的“栏目说明”,从这一细节和侧面,足以见出该刊对“随笔体”的偏重。这则“说明”所明确揭橥的栏目宗旨,便是要以随笔体批评超越其所揶揄的“八股气日浓”的学院体批评和“数字游戏”一般的“学术评鉴”机制,“希望”“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在批评家那里,陈超在谈到被其自称为“现代诗话”和“游牧性文体”的随笔体批评时,也曾坦诚地说过:“我既忝列学者,又一直在高校工作,经常不免要写些中规中矩的供圈子里交流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但那个‘内在的我’,其实是个诗人,注定对那种讲坛森严、城堡傲立的学院作风心存厌倦”;“即使‘内行’如我,在那些由所谓‘体系’‘学理’‘行规’制导下的文章、著作里,心灵的真实体验和奇思异想也往往被勾出了页边”;“于是,我便常从‘城堡’里溜出来……诗话,便是我私心偏爱的游牧性的文体”。陈超的坦诚,非常突出地显示了批评主体在学院“制导”下的心灵痛苦以及随之产生的逃离渴望。实际上,突破学院“制导”,以随笔体的批评方式重新找回和重建被束缚的批评主体,应该是每一个真正具有文学心灵的学院里的批评家的共同渴望。

在已经坚持多年的“随笔体”栏目中,《文艺争鸣》所刊发的随笔体批评,实际上并未固守和局限于源自蒙田的Essai(法)/Essay(英),而是采取一种开放性的随笔体观念,书信、札记、对话、答问、序跋、记事、人物印象记和回忆录等,一应包容。随笔体批评的倡导,本身就是为了突破僵化了的学院体批评,显然不应该再故步自封地重蹈覆辙。唯有通过开放多样的文体实践,形成健康积极、富有活力的文体生态,批评文体的真正创新才有可能。21世纪以来,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一种如同《书屋》主编总结《齐人物论》的文体创新时所指出的开放吸纳中国古典诗话传统和西方随笔传统的文体——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它们分别被呈现为“随想”“断章”“语录”“格言”“警句”“断片”“札记”“随笔”“片语”“笔记”“琐记”“碎笔”“诗话”或“现代诗话”等——已经取得不容忽视的成就。

在具体的形式上丰富多样的随笔体批评,虽然它们在吸纳中、西传统时各有偏重,但在总体上,它们最基本的文本特征,还是更加类似于蒙田的随笔,一种更多地具有断片性特征的、篇幅简短的随笔。或者说,我们以源自蒙田的本身就很自由开放的随笔体为基本形式,进一步向包括中国传统诗话、明清笔记、世说清言等在内的各种文体资源充分开放,已经创生出形式更为丰富多样的随笔体,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西方随笔体的原有格局、体式与面貌。像陈超的《诗野游牧》、耿占春的《退藏于密》、柏桦的《白小集》、孙文波的《洞背笔记》、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胡亮的《琉璃脆》和泉子的《诗之思》等,语言、体式、气息与风格,不仅互相颇多差异,而且无论是相对于我们的传统诗话,还是相对于西方的随笔,都有明显的超越与创新。比如柏桦的《白小集》,其实所收录的,就是从2013年7月到2015年8月间日常生活中的三四千则即兴思绪与读书随札,从三言两语、似是而非的话头与格言,到灵光一现、令人叫绝的诗思与诗评,尽所收录。如:“一颗露珠里有一半欢乐一半痛苦”“缺了韵律,如何与现实相处?”;又如:“《小实验》(张执浩诗),这样的机趣,对于整天苦大仇深的中国人来说的确太稀罕了,可这就是生活之一种,唯有诗人才能帮我们发现”,语风与玄思中西兼有。而陈先发的两部《黑池坝笔记》(一集、二集)分别收录939则、636则以断片为主的随笔,虽有生活与心灵的细节与记事,却更多西式的抽象运思,集中于诗学问题的丰富思考。如:“当代新诗最珍贵的成就,是写作者开始猛烈地向人自身的困境索取资源。此困境如此深沉、神秘而布满内在冲突,是它造就了当代诗的丰富性和强韧的内生力,从而颠覆了古汉诗经典主要从大自然和人的感官秩序中捕获某种适应性来填补内心缺口,以达成自足的范式。是人对困境的追索与自觉,带来了本质的新生”(《黑池坝笔记·216》)——如此精辟的见解,若以学院体来论述,足以撰写出一部篇幅浩大的学术专著,而陈先发却以随笔体的形式举重若轻地仅凭感悟,径作断语。也因如此,由于拆除了学院批评的那些时或必要、时或冗余的文体框架、逻辑推演特别是填充其中的大量例证,随笔体批评的批评主体,便很自然地得以裸露。

实际上,随笔“文体”对“主体”的“裸露”,国外学者亦多揭示与肯定。如英国学者里顿·斯特拉奇就曾指出“蒙田本人”便是其《随笔集》的主题之一,认为正是在《随笔集》中,蒙田的“自我揭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生动、个性鲜明的蒙田。而两位法国哲学家在论及断片这一德国浪漫派标志性的批评文体时,也一再指出“断片也是主体性的形式”,“浪漫派的断片最终承认和确立了艺术家作为作者和创造者的形象”。日本思想史家鹿野政直在其思想史著作中,甚至专辟章节,来发掘随笔体突出和表达个体自我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认为近世日本“随想的盛行就像是一颗颗曾被阻挡着的探索之心的发酵”,“那些被教养主义培育出的人,想要寻求不被过去论说框架所局限的思想表达,同时他们也在探求一种表达形式,即能够在繁忙的瞬间恢复自己”,“当不得不将那快要溢出的能量紧紧收于心底时,随想便成为人们用于表达旺盛思想的一种方式”。在21世纪中国的随笔体批评中,我们同样能看到每一位批评家“作为作者和创造者的形象”,看到他们“本人”。而我以为更加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是,我们还能从他们的随笔体批评中,看到他们的敏感、丰富、很容易被学院体所遮蔽的心灵,看到一个个曾被“论说框架”所“局限”和“阻挡”着的心灵主体——这便是我们前面所引述的文字中陈超所说的具有“心灵的真实体验和奇思异想”的“内在的我”,以及陈先发希望读者从他的《黑池坝笔记》中所“捕获”到的“心灵线索”(《黑池坝笔记·309》)。

21世纪中国随笔体批评的开放,还应该包括网络文学批评。在对网络文学批评的各种理解中,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们只是指那些在线发表的文学批评。它们即兴、随性,又常基于网络平台的空间对话互动,与印刷媒体上的文学批评显然有着巨大差异。但是就文本本身而言,同样属于随笔体。在线发表的网络批评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匿名性。它在不期然之间,接续和呼应了《齐人物论》的作者们在以随笔体实践突破学院批评时的匿名性初衷。网络批评无以计数的匿名性主体,隐身在面目不清的“网民”身份之下,打破了学院批评所构筑与依托的专家系统,“形成网络时代人人都是‘批评家’新局面”,这无疑是对学院批评的巨大超越与突破。它们的文本形态,在有学者所指出的“独白式批评文本”“交互式批评文本”和“碎片化批评文本”等三种存在方式中,除了前两种功能性的指称,实际上最基本的,还是“碎片化”这一更接近于断片、语录等随笔体的文体。

碎片化的网络文学批评当然是一种海量性的存在,除了少见学院体的高头讲章,有“吐槽”、有“恶搞”、有“酷评”、有“爽文”,泥沙俱下,难以把握。但是我们切切不应该忽略其中真诚的文字,不能以学院派的“专业水平”为由而将它们简单抹杀。比如在“豆瓣网”上关于余华小说《活着》的评论中,就有很多真诚的文字。“豆瓣网”的图书评论一般都发表在“原文摘录”“短评”“书评”和“读书笔记”等几个板块,截至目前,关于《活着》的短评有174688条、书评有11293条、读书笔记有2177篇。其中一个名为“炎樱”的网民发表于2013年10月9日的短评这样写道:“读《活着》的过程我很平静,除了有庆献血而死的描述让我呼吸急促。在那个年代像福贵式的悲剧小人物多如牛毛,他们愚昧,勤劳,坚强,隐忍,他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无法喘息,唯有努力活下去才能活下去。福贵的悲哀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哀,谁都无法幸免。第一次读余华,他看似沉重冷静的描述却字字见血。”这则短评的良好品质显而易见,其所获得的14058条较高数量的点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网络批评中亦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文字——他们显然属于开放性的随笔体批评。

通过我们的考察与发掘,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新变,一方面表现在以论著体为形式的学院批评之成为问题,造成了人们对它的诸多不满;另一方面,更表现在批评文体上具有充分自觉的人们突破学院机制的壁垒和学院批评的文体束缚,面向古今中外批评文体的丰厚传统,坚持和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富有成效和影响力的对话体批评,充分开放和多样化地实践随笔体批评,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但我需要明确说明的是,我们并不否认论著体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论著体所取得的成就和它对文学、文化与文明的推动作用都无可否认,具体在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同样有以论著体而取得杰出成就的名家与大家。问题的关键只是,长期以来,学院机制简单化地在文体形式上“唯论文”“唯论著”,排斥和压抑包括对话体、随笔体等在内的批评文体,在极不利于其他文体,极不利于营造积极健康、百花齐放的文体生态的同时,反而容易使自身丧失活力、走向僵硬。所以在新的时代,我们批评文体的重建工作,就应该走出既往“唯论著”“唯论文”的误区,面向中、西方丰富深厚的文体资源充分开放,让包括论著体在内的不同的批评文体都能获得充分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激活和释放出批评主体创新创造的活力,有效发挥和履行文学批评的应有功能。

作者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40)。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P87—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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