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之内，央行连续降息。这引发了市场对于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担忧。事实上在近几年的世界经济版图中，“通缩”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为了达到2%的通胀率目标，日本政府已经苦苦努力了３年，但“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而欧元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近期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已经宣布实施量化宽松购债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通缩同步于世界经济周期变化？与欧洲和日本相比，中国又有哪些方法应对通缩？为此，《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他看来，无论是在通缩原因还是解决方法方面，中国与欧洲和日本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解决通缩的风险有其政策空间。”朱海斌说。

产能过剩VS内需不足

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和欧洲经济都陷入了短期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但朱海斌认为造成两者的原因并不相同。

在朱海斌看来，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而欧洲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则是需求不足。“在中国，需求放缓但并没有大幅下跌，内需不足是相对于供给而言。”朱海斌进一步解释。

衡量生产领域价格变动的PPI指数或许能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统计显示，今年1月份我国PPI指数同比下降4.3%，这是PPI连续第35个月为负值。这意味着近３年来，消费者一直在消耗之前过剩的产能。

而欧洲的情况并不一样。朱海斌告诉记者，欧洲经济长期背负受沉重的债务，这抑制了当地的需求。此外，今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油价出现暴跌。而欧洲大部分国家依赖能源进口，这部分“输入性通缩”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通胀预期。输入型通缩对中国CPI影响相对较小，最近CPI下行很大是因为食品价格的原因。

造成通缩的原因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在朱海斌看来，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政府能选择的工具已经不多了。“在财政政策方面，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47%，而欧元区国家普遍在90%-100%左右。依靠政府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空间并不大。”朱海斌说。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朱海斌认为传统的货币政策在欧美已经用尽。“欧元区都已经实施负利率了，还能怎么办？”为此，日本和欧元区央行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做法，比如QE或是QQE，为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

而中国政府可供选择的工具还很多。朱海斌介绍说，目前我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只有60%左右，无论是在政府投资还是减税方面，中国都拥有较大的空间。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也有助于走出通缩风险。

货币会越来越宽松

2月28日晚，央行再次降息25个基点。此次降息后，中国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已接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对此，朱海斌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意外，“２月初，统计局公布了CPI及PPI数据，两个数据的下滑速度都超出预期。当时我们就预计央行会在2月底、3月初进行降息。”

那么，央行在短短三个月内连续两次降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对此，朱海斌认为目前央行的行动只是货币政策的正常反应，谈论货币政策是否宽松还为时尚早。

谈及未来，朱海斌认为货币政策也不会过于宽松。他告诉记者，2015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0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5394亿元。而在上一轮中国经济探底期间，我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以往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标志是信贷增速大幅上升。“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今年的货币政策仍然中性。”朱海斌说。

那么在未来的一年中，央行何时还会再次开启降准或是降息的通道？对此，朱海斌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告诉记者，央行很可能在未来2-3个月内，再次降准50个基点。至于央行是否还会降息，这取决于未来二季度的经济数据。

“如果到时候经济数据出现好转，那么央行不会降息；否则的话，我们预计央行在年内还有一次降息。”朱海斌说。

经济明年好转？

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放缓。据统计，2014年GDP增速为7.4%。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秉持着“调结构”的经济治理思路，似乎并无意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那么，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底线是多少？今年GDP增速又会保持在多少区间之内？

对此，朱海斌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我们预计GDP增速在7.2%左右。”朱海斌告诉记者。

这无疑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经历的阵痛。朱海斌说，我们需要对此有心理准备，“改革不会立刻释放红利，但改革有利于中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朱海斌特意指出，1994年实行各项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经济也经历过一段下行的时期。但借助加入WTO的契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中国经济得以复苏，并迎来了高达两位数的增长。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经济还需要承受1-2年的短期压力，等待改革红利的释放以及新的增长点出现。“我们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好转。”朱海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