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吹响了2015年中国经济的集结号。在这份沉甸甸的任务书中，李克强总理从深化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政府建设等多个方面对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提出了要求、作出了部署，可谓系统丰富、高屋建瓴。
为此，《瞭望》新闻周刊选取了若干热点话题，以独特视角深入剖析，探寻新一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
GDP为何定为7%左右
7%左右，是政府工作报告刚刚公布的今年GDP增速目标，这一本世纪以来GDP预期增速的最低值，背后有何深意？
其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还在微调过程中。
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五年实现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经济增速回落到9.6%，2009年进一步降至9.2%。2010年由于采取大力度刺激政策，增速回升到10.4%，但这种回升明显后劲不足。2011年经济增速回落到9.3%，2012年和2013年继续回落到7.7%。
这说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仍在调整中。同时，增速回落幅度的日渐缩小，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合理的增长速度轨道。
其二，中国经济调整的战略回旋空间仍然充分。
之所以敢于连续降低预期目标，除了决策者的果敢和胆识，关键在于目前中国经济已积累了强大而坚实的战略调整空间。
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个闯过10万亿美元大关的国家，是第三名日本GDP的两倍多，是新兴经济体印度的五倍有余。此外，中国手里还掌握着3.8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全球经济危机深化中其他竞争对手所无法拥有的巨大物质和心理优势。
其三，7%是可以期待但需着力争取的“新常态”中高速增长。
7%的增速仍然只是潜力，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实现多高的增长水平、持续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未来改革演进的变化和影响。直白地说，就是如何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成功践行到底。
其四，改革创新以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是7%左右的增速可持续实现的根本保障。
过去30多年，“中国奇迹”得以实现的普遍共识就是改革红利的释放。如果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需要比前30多年更加重视持续不断地创造制度红利，以保障源源不息的增长动力。
其五，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必须化解新常态增速转换期三大风险。
当前国外局势瞬息万变，国内需要化解的问题不少，这个过程中，如果预判和调控全局的警惕性不高，政策应对不力或者不及时，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
这其中，尤其要重视处理好三大风险：其一，经济发展下行调整阶段可能暴露的金融风险；其二，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社会矛盾逐步凸显的社会风险；其三，增长转换期无法顺利实现增速对接所导致的落入增长陷阱风险。
读懂一个百分点的深意
增长目标放低，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经济陷入颓势？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一点，要看增速，还要看增量。
根据统计，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较2013年多出了8665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
有两组数据可资参照，其一，1996年中国全年的经济总量为8608亿美元；其二，2014年土耳其的GDP为8389.7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一年所实现的增量，从纵向看，比1996年全年的总量还高出约57亿美元；从横向看，比土耳其去年全年的经济总量还要多275亿美元——而后者是当今全球排名第十七的经济体。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2014年中国的GDP增速“只有”7.4%——对于“速度控”来说，这好像不怎么给力。两相对比，阐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真实的增量，乃是增速与基数的乘积。当基数不同时，每一个百分点所代表的数量也不同。
在此不妨将2014年与2007年进行一番比较。2007年是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水平最高的一年，当年GDP较上年增长14.2%，属于名副其实的高增长。如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新增GDP约合7944亿美元。这意味着2007年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所对应的GDP新增量是559亿美元。
而2014年7.4%的增速尽管是中国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增速最低值，但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GDP新增量高达1171亿美元，是2007年的两倍多！
这背后，得益于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去年中国的名义GDP达到了63.6万亿元，按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计算，首次超过了10万亿美元大关。
如此的天量GDP，意味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每一个百分点的“含金量”都不同于以往。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就业。去年，就业在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不减反增，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这说明如今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体能带动180万人就业。而在2009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体只能带动80万～100万人就业。
正是有了这样的改变，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和回旋余地，决策层面对增速下滑的现状，依然能够“稳坐钓鱼台”，谋局新常态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笃力推动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继续加大有效投资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部署里，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是重要举措。对此，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中国对投资的情结太深了？
其实不然。从中国发展实际观察，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超过7000美元。在这一跨越历程中，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投资。
即便是经济发展转向了一直所期望的创新驱动，但创新活动本身也离不开投资的支撑。关键是要追求投资的效率。区别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有效的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增加未来的消费，而且会为未来扩大消费和消费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
事实上，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府层面已经选择了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的七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生态环保工程、清洁能源重大工程、粮食和水利重大工程、交通重大工程、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
这些工程项目包，主要是聚焦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都是为了扩大公共产品，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投资方向，都是群众急需的，是迟早要干的事。在这些领域加大投入，既能补足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又能更好服务百姓，而且还不会引起重复建设，为什么不干呢？
当然，未来的投资不可能再以政府投资为主，这就需要创新投融资机制，充分调动社会资金的力量。比如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推行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就为社会资金投入公共领域建设开启了通道。
未来的投资图景，应是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搭建好投资平台，以少量政府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撬动社会资本对创新、创业的扶持，更好地在市场中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当中国真正形成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形成万流汇聚的磅礴力量。
深化国企改革不能跑偏
在刚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国企改革“意料之中”地位列其中。最新的消息是，作为顶层设计的“国家版”国企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两会后出台。
与国家版方案的“姗姗来迟”相比，“地方版”的国企改革方案却是“精彩纷呈”。去年至少已有20多个省市出台了国企改革方案。而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31个省份都提出了2015年地方国企改革的蓝图。
看得出，在推进国企改革方面，各地还是蛮拼的。不过“争先恐后”的结果往往是“萝卜快了不洗泥”。
比如，在一些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中，就出现了不顾企业发展阶段和现实情况，定指标、下任务，“为混而混”、“一阵风”式的现象。
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搞好国企的办法之一，但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不可能也不能指望“一混就灵”，混合失败的案例并非少数。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及国企国资改革时，首先就明确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其背后的考量，正是不同企业所处阶段决定对改革的短期目标和路径不尽相同，如果“一刀切”盲目去混合，恐将违背企业发展规律，结果也必将适得其反。
更令人担忧的是，本应由各种资本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在一些地方的方案制定和政策实践中有被演变成“单向混合国有资本”的倾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半私有化改革”。
这显然有违国企改革的初衷。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决策层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加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这正是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在内的诸多国企改革措施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怎样运用手段，都需要围绕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来考虑。否则一旦把手段当成了目标，改革就有可能跑偏。
三大支撑带孕育新期待
“三个支撑带”虽是第一次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但相信民众对其内涵并不会感到陌生。在过去的一年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直作为区域发展的三大布局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更多强调区域间的协调，由环渤海辐射整个华北地区；长江经济带囊括了长江的上中下游11省市，着眼于东中西之间的串联；“一带一路”则是包括了国内一半市场、国际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宏大布局，是由内而外的联动。
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标指向都一致，即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力度，促进资源要素在统一大市场内的配置，促进不同区域的合作共赢。三大战略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重要的增长支撑，将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过去的区域发展战略，主要是按地域确定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板块。更多是从地理位置上，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将具有一定共性的地区切分在一起。总体上是比较粗线条、简单化的划分。
当前地区之间的联系，已远非过去的西部供应原材料、东部市场加工的简单分工。随着价值链、产业链的延伸，已经要求要素的配置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不仅一省一地需要打破，而且传统的东中西大板块之间也需要打破。这就对区域布局的优化提出了现实要求。
不仅如此，过去的区域战略，发展成果上也存在着地区上的分化，相互之间的连接不够。比如东部率先发展，受益的也更多是东部民众，而中西部难以在东部的发展中享受到阳光雨露。现在的三大支撑带布局，着眼全国一盘棋，追求的是全面带动，能更好地贯穿东中西，打通中国的统一市场，打开中国与周边的巨大市场。
可以期待的是，在新的区域布局下，不同区域将能实现有机统一，让发展的动力在不同“肌体”之间传导。发展带来的好处也能够更好地实现跨区域共享。在政策待遇、民生的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就能共同受益于协同带来的效应。
找寻新常态下农业的未来
史无前例的粮食“十一连增”，见证了中国农业刚刚度过的一段澎湃的岁月。然而在经济增速下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常态大势下，粗放式的传统农业增长模式已经没有维持的空间，中国需要为延续农业的黄金时代寻找新的路标。
这注定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征途，坎坷不仅在于农业文明本身的弱势和衰落，更有工业文化和城市主义的浪潮冲击。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尽管连续1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更接连出台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但时至今日，与工业现代化水平比较，中国农业现代化仍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
更深层的危机是，囿于传统GDP的思想藩篱，在中国，许多的地方主政者对于农业的认识和思维已然固化，在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利益驱动下，农业常常被贴上“落后”、“封闭”等消极的标签。
新常态对农业变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倒逼农业加速转型，同时亦强化了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之于国家的战略意义。国内粮食生产的长期紧平衡状态和国家粮食贸易风险的加大，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进一步而言，新常态之新不仅在于形势之变，更有思维理念的革新，具体到“三农”领域，新的变化促使我们要对农业文明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思考，重塑中华母体文明的尊严，并使之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指南。
农虽旧业，其命维新。如果说传统农业往往囿于一产的界限，那么现代农业则已深度融入二三产业，并借助后者的技术、管理等优势，不断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丰富农业的内容。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勃兴，在提升农业效益的同时，亦开拓了农业的一片新天地。农业文明完全可以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制度建构亦需快马加鞭。重农不能止于惠农政策，还要完备的制度、机制的有力支撑。新的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需要为重农主义重新谋划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农业现代化的工作与官员的政绩实现挂钩，让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农业区获得合理的补偿，令轻视农业甚至牺牲农业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
当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文明的新生根本在于自身的改革。一如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当农业生产力来到一个新的坐标时，中国需要对土地、人力、技术等要素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升级。
莫将新常态庸俗化
新常态的火热在意料之中，各界对于中国这一经济发展新阶段多一些有建设性的研究和讨论，既可为主政者治国理政提供参考，亦能增强全社会改革创新的共识。
但近来有一种不良的倾向，新常态俨然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各种会议、总结、报告、文件中，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矛盾、新变化都要和这一概念挂上钩，其中，牵强附会者有之，曲解滥用者亦不少。
事实上，新常态的提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它是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演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趋势性、阶段性新变化。
对于新常态的认识和讨论可以开放、全面，但不能庸俗、泛化。新常态不能变成一个筐，好的、坏的都往里面装。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人将一些历史欠账或不好处理的难题都以“新常态”搪塞，以逃避责任，推卸工作。
譬如，产能过剩，主要因素是长期以来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的结果，并不是新常态的表现，相反，新常态为彻底解决这一深层问题增添了动力和压力。又如，通货紧缩之类的经济风险是短期的经济波动，而不是一个长期的经济趋势，与新常态没有必然联系。
面对新常态，我们不回避问题，也不能夸大问题。新常态不能成为畏难的托辞和不负责任的借口。这样的故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本身有着深刻内涵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屡屡被曲解，成为很多庸官政客不作为的挡箭牌。这种对科学理论的滥用，不但积累了社会矛盾，而且消解了政治权威。
背后根本原因还是懒政、惰政的习惯作祟。面对棘手问题、重大困难、历史积弊，要么下不了决心，要么没有能力解决。由此，把所有消极的现实都贴上新常态的标签，自然就成了最省事、最简单的办法。
因此，对于新常态，要正本清源，更加理性积极地认识。更为关键的是，要采取务实有效的举措去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