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和巴黎知识界别的明星不一样，米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总是不愿意就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不是因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或对人类的苦难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对所谓的思想家“宇宙知识分子”心存疑虑。他这样称呼他们，因为这些人把指点江山，维护国际秩序当作自己的特权和责任，就好像历史已经安排他们代表世界讲话，或者道德要求他们成为人类的良心。

任何读过他1960年代早期出版的书《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医院的出现》（Birth of the Clinic）或他在1984年57岁去世前还在写作的多卷本的《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的人都明白福柯为什么不愿意代表别人说话。他是个独特的实地考察历史学家，花半辈子时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里研究一碰就破的古老文献，是个对小规模过程有特别兴趣的社会理论家，他称这些“微型权力”为穿行在我们生活的机构中间的“毛细血管（capillaries）”。另外，他还是个体现法国独特传统的杰出作家，是超现实主义诗人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所说的“光辉灿烂的不确定性”的崇拜者。在福柯的所有作品里都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浓厚氛围，他一直对某些话题高度警惕，与世界标准模式格格不入---喜欢怪人、幻想家或狂热者的故事，或特异反应，例外情况，或差异等。他是个不合常规的诗人，不讲哲学的哲学家，不讲历史的历史学家，不讲政治的政客。

福柯1950年代早期在巴黎当学生的时候，曾加入共产党三年。后来闹得不欢而散，双方都很糟糕，尽管他一直呆在左派阵营，可是激烈批评左派保守主义，多情善感，和怀旧思乡等情绪的人。他的政治热情从那时起局限在支持散落各处的囚徒，精神病患者和失业的年轻移民，鼓励他们按自己的条件组织起来，根本不提狱吏，护士，或社会工作者，更不用说政党，或者像他自己一样的超现实主义文学（littérateurs）。

不用说他从不指责脱离常规模式的格格不入，精神错乱，过失懈怠，怪癖等，但他的独特性在于他也并不称赞这些。或许他是第一个指出进步思想的倒错反常，期待被压迫者采取抵抗和造反的先入之见模式的思想家。按照进步模式，不公平的真正受害者应该使苦难变得崇高，折磨变得坚强，痛苦变得纯洁。他们会通过在古老的民主抵抗戏剧中扮演主要角色竭力证明其真实性。他们会满足于充当赞助人，给予新动力和好战性，或鼓动宣泄性的革命暴力，更不必说无可争辩的道德权威。如果福柯生活中有任务的话，那就是揭露和反驳完美反抗者的进步模式。

他的从来没有完成的《性史》著作中主要的观点就是“性解放”的鼓吹者可能和他们自豪地挑衅抨击的一本正经者一样虚夸，霸道，自我欺骗。自我任命的解放者的观点，在福柯看来，可以追溯到威廉•莱希（Wilhelm Reich）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但是他认为他们为更大问题的一部分。1978年4月在东京，他甚至建议说性解放的虚假咒语可以在西方的整个历史中听到。福柯说我们欧洲人，确切说，他自己更改为“我们外来者”已经卷入千年之久的唐吉诃德式冒险，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以“性的真理”的形式认真地追求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而且在整个20世纪，我们“欧洲外来者”已经尽情享用关于弗洛伊德如何戳穿长期以来的虚伪面具的故事，让性最终“从羁绊中解放出来”。

第一个运动：古希腊罗马，那时性行为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其次，基督教，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对性实行限制禁止，对快乐和性说不。但是到了16世纪，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处于经济支配和文化霸权的时代，将基督教对性的拒绝吸收过来成为自己的，并用空前的力度和严厉执行，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直到最后面纱被弗洛伊德揭开为止。

为了避免日本听众误解，福柯清楚说明他的观点：性解放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史诗是“误导人的，站不住脚的，有一百个原因这样说。”但是在《性史》中他只是简单表达了一系列蹩脚和和怪异的个案研究，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毕竟，他的目标不是用新东西取代我们从前自鸣得意的确定性，而是用尽可能明显的试验帮助我们形成对自己的不确定性的认识。教条主义和争辩术从来不是他的风格。

当福柯的日本主人感谢他说清楚自己的立场，他优雅地拒绝了感谢。他说晦涩难解是不可原谅的，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形式。但是他承认他自己的注释解释有时候受到（cafouillage,）的影响，把很多事情纠缠在一起，让读者看了后更加不知所云。但是至少他从来没有被指责为虚假和宗派性的清晰。他从来没有模仿弗洛伊德主义那种自信地发现大量潜藏在我们生活的虚假意识外表下意识不到的现实。他也没有渴望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不移，这些人责骂愚昧无知的政治现状，描绘任何人都没有见过的光辉未来。福柯从来没有打算区分最初的已知者和无知者，他的论述不是漫无目的的废除知识分子的责任，废除逃避权威原则性，他只不过想显示不确定性。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福柯得到另一个到非欧洲地方的机会。1978年初以来伊朗抗议沙政权的示威游行越来越激烈，到了8月份的时候，数百万的伊朗人参加罢工和示威活动。9月份福柯作为意大利日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特约记者来到伊朗，在伊朗的街头和罢工者和示威者一起呆了10天。

在他的一份早期报道中，他采用标准的西方视角分析伊朗的危机。沙国王虽然不是最让人愉快的政治家，仍然体现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力量，应该有自己的未来，而那些反对者只是一帮由落后的农民，和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现实的宗教极端分子组成的乌合之众。而福柯在伊朗的新闻同行则不这样看。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斗争是反对腐败而不是反对现代化。

西方“诚实的人民”可能对“充斥于我们贸易，工业，和金融领域的欺骗，腐败，贪污，诈骗”视而不见，但是抗议者已经忍无可忍了。伊朗的腐败明显表现在“权力使用的灵活和根本的经济体制”，但是它是个寄生虫已经开始在摧毁自己依附的主体。那曾经看似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被腐败扭转了方向。福柯写到“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原则，现代化成了伊朗的历史。”

十月初，福柯描写没有武装的示威者大声呼喊“伊斯兰，伊斯兰，以及我们共同挽救可兰经”拦截政府的军队车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格言“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刚开始他吃惊地发现左翼学生高呼“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口号，后来他认识到什叶派神职人员和等级分明的天主教同行根本不一样。它没有教皇，没有红衣主教，没有集中的权威体制，如果毛拉煽动民众反抗腐败，不是因为他们有命令的权威，而是因为他们给了普通伊朗人正好需要的东西：“一种团结的方式，一种听说的方式，一个相互理解和相互安慰的途径。”

呼吁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抗议者向福柯解释了原因，说按照他们理解的伊斯兰价值观形成的“理想或乌托邦”：劳动的尊严，尊重少数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要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福柯承认他感到尴尬和失望，因为他们说：人们常说伊斯兰运动的定义是不准确的。但对我来说非常清楚，而且再熟悉不过，必须说不是为了强调，“这些不过是民主的口号，资产阶级或革命民主的口号。”我说“我们西方人从18世纪开始就一直在重复它们，在看他们理解我们多少。”但是他们立即回答“这些口号在你们的哲学家采用之前很久，就是可兰经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工业化的基督教的西方，民主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是伊斯兰要恢复它的价值和力量。”

福柯没有被说服，但是在学生详细解释他们理想的伊斯兰政府，他突然意识到他在经历“政治脱俗和净化”的爆发，类似于在加尔文或克伦威尔时期席卷欧洲的情形。虽然没有达到政治项目的程度，但是仍然给人印象非常深刻。被称为“政治意愿”的东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为对现行问题的回应，来把社会和宗教结构政治化，作为在政治中打开精神维度的尝试。

到了1978年10月，街头仍然回响着“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口号，但是沙国王仍然在他的王宫，精神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在公开谈论他在巴黎的日子，不排除任何选择。在国内，自由派评论家在尽力把新的政治可能性结合进传统的进步诉求中。但是伊朗并不代表类似的特征即在思想纯洁的年轻反抗者和心灵黑暗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这个困难同样出现在1968年的中国，古巴，越南，或第二版的巴黎。同时，“政治脱俗净化”的观点本身就像时代错误，在现代世界根本没有吸引力。

刚刚回到巴黎的福柯不敢这么肯定。他承认“他对伊朗了解很少，”但是在他看来，整个伊朗人民的表现就像庞大的政治刺猬，有单一的矛盾的激情：渴望一个过程能够某种程度上“阻止政治得到立脚之地”。这个运动明显不能持久，但是并没有让它偏离常规或面目可憎让人悲叹。伊斯兰政府的主张最终会扎下根来，但是它将证明是“个妥协，一个矛盾，或新东西的门槛”，结果如何现在还不知晓。福柯在10月中旬总结说“我们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西方人并不适宜给伊朗人提供建议。”

两个星期后他回到伊朗。他惊讶地发现反抗不仅蔓延到军事力量，而且通过情报力量。抗议通过情报交流系统持续进行，国家根本无法监督或控制。没有明确出处的消息通过电话和讲道，最重要的是通过“反消息的绝妙工具”收录机传播开来。他说“如果沙要倒台，就要首先归功于磁带。”与他谈话的每个人都期待霍梅尼很快就回来，但是福柯相信“没有霍梅尼党，也不会有霍梅尼政府。”抗议者想要的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革命。“每个人都明白他们想要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它的后果可能让政治行家感到惊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的新反叛是“无法阻挡的”和不可预测的---“反叛的形式是最现代化的和最不理智的。”

福柯进行政治新闻报道的实验从一开始就遭到法国舆论界的批评。一个德高望重的伊斯兰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西姆•罗丁森（Maxime Rodinson）告诉他伊斯兰政府肯定迎来某种程度的“过时的法西斯主义”。一个流亡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声称“福柯对 “政治净化”的兴趣使他盲目，像许多别的西方人，对伊斯兰的继承下来的不公平，尤其是对妇女的苦难视而不见。就在当时，福柯拒绝反应，但是事情的发展好像证明他的批评者是对的。沙国王在1979年最初的几个星期就逃亡国外，霍梅尼胜利返回，在3月底，伊斯兰共和国在公民投票中获得正式批准。这是个经典的例子，好像反动派的极权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福柯预测的种种可能性都没有出现，在4月份，他发表了给伊朗新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的公开信表达在新成立的“毛拉政权”下权力限制的失望和惊讶。

尽管他劝戒过伊朗的朋友，但从来没有对巴黎的批评家屈服一英寸。虽然受到他们的指责，他并没有鼓吹伊斯兰政府。他只是记录了抗议者的一些愿望，同时试图拆除西方观察家头脑中的陈腐的，保护性的观念。他写到“作为政治力量的伊斯兰问题对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以后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以一点点的情报就去接近它，我们不能从憎恨的立场出发。”在3月底，当老资格左派分子布罗埃夫妇（Claudie and Jacques Broyelle）呼吁他承认他的“错误”，说“让我想起我一直在反对的一些事，许多事。”如果在伊朗，事情确实变得很糟糕，并不能让他的观点作废，也不表明事件肯定会颠覆熟悉的模式，失去让我们吃惊的能力。但是批评者的奚落和嘲笑伤害了福柯。在1979年5月底，福柯放弃了这个争论。他作为敌对政治记者的冒险结束了。

福柯有关伊朗新闻总共有15篇文章和评论，1994年在法国重新出版，作为他四卷本的零碎作品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法国批评家一直利用他的伊斯兰“错误”做文章，有些人试图把他和2001年华盛顿和纽约遭受袭击联系起来。然而，在英语世界，伊朗人一直忽视这些，但是这个反常现象现在被有权威的詹尼特•阿弗雷（Janet Afary ）和凯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被更正了。在《福柯与伊斯兰革命》（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中，他们交代了福柯突然进入记者领域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他和在巴黎的流亡者和在伊朗的反抗者的接触，最后还附上100页的附录福柯文章的翻译本，包括这些文章引起的反响，以及大量的注释和解释。（翻译的质量还可以，虽然我修改了一些地方）人们不大可能找到更全的东西了。

然而，人们可能有更多的疑问。虽然阿弗雷和安德森花费10年时间撰写这本书，但不是出于对福柯的爱，他们对福柯成就的总结是一贯的充满敌意和偏见的。注意到福柯对自我恭维的西方进步和现代化的描述的怀疑，他们做出了荒谬的假设认为“福柯喜欢前现代社会关系而不是现代社会。”说到性，他们引用福柯在日本的关于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性解放的演讲，但是把它解释成对忠实的庄重宣言，而不是微妙的讽刺，因此不仅表现了对讽刺的缺乏认识，也说明没有认真阅读原文，没有阅读福柯的提醒说这些故事在他看来是“误导人的，站不住脚的，有一百个原因这样说。”一点都不奇怪，他们后来又误解了福柯对收容所，医院，学校的历史的描述，作者阿弗雷和安德森看来这些不是庆祝受压迫者的自我认可的内心主观性，而是主张主观性作为纪律系统的复杂的副产品。最后，他们企图给他们的谴责以哲学的深度，暗示福柯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走向死亡”观念的影响，也许是真的，我根本不知道，虽然福柯可能告诉他们海德格尔试图解释我们对未来的意识和我们对过去的意识之间的差别，而不是拥护提倡一些不顾后果的与“有限的情形”赌博。

阿弗雷和安德森塑造了一个想象的福柯，在他的著作中陶醉于“真实性”“创造性”“危险地生活”的观念，除了作为他戏弄的矛盾说法的靶子以外没有别的。该书让读者吃惊的发现“福柯的真实性概念意味着，观看人们危险生活的情形，一直和死亡纠缠，创造性产生的地方。”把眼花缭乱的不确定性的温和信徒转化成邪教徒杀人魔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的哲学版，他们竭力宣扬福柯“对伊朗伊斯兰运动的不加批评的热情。”福柯对伊朗既激动又失望的古怪组合，连同他对腐败作为政治议题的敏锐的评论以及穆斯林世界政治净化的复发都被悄悄地忽略过去了，因为阿弗雷和安德森谴责他“不加批评的拥抱”伊斯兰并试图用别出心裁地热衷于“有限的经验”“创造性的新形式”和（他们是严肃的）霍梅尼的“超越约束的权力”。

阿弗雷和安德森注意到福柯有时候把伊朗革命描述为“不可阻挡的”，建议说法语词汇irréductible对他有特别的意义，传达了包括一切的合理性为任何形式的“反抗西方现代性”。但是关于这个词没有神秘可言，随便进入法国幼儿园，你就会发现在经典的小儿书里的阿斯特力克斯（Astérix）和其他勇猛的高卢人，都被作irréductibles Gaulois为因为他们拒绝服从历史已经建立起来的法律，不向罗马帝国的强权屈服。不管你对他们还能想到什么别的，伊朗革命者就像Astérix, Obélix and Panoramix;一样是不可征服的，因此哲学历史学家也一样，他尽可能听他们说的东西。

我曾经和福柯见过一面，在1976年巴黎他的无瑕疵的白色公寓里。他表达了对自己的著作翻译成英语的不安。他说反对共产党的万事通左派主义，没有了那个框架，就不知道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试图向他保证，就在我品尝威士忌，他头往后仰，对我微笑，然后喝矿泉水。这些年后，阿弗雷和安德森好像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怀疑激进主义不容易被移植。有人提醒我福柯以平静的方式面对吹毛求疵的批评：他只不过乞求政治存在的最原始的公理。有些人非常喜欢（Some Like It Hot）“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译自：“The Treason of the Clerics”by JONATHAN RÉE

http://www.thenation.com/docprint.mhtml?i=20050815&s=ree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