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苏联外交研究:外交部与国际部——组织结构与权力博弈的视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5 次 更新时间:2015-02-10 09: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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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建立了由执政党最高层决定国内外一切大政方针和掌控全部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体制、决策机制和行政管理系统,形成了在党中央领导下,政党、政府两套既合作配合、又彼此制约的权力运营系统。苏联的外交政策的拟制、决定、实施和演变,一直是一个处于黑箱操作中的秘密决策过程,党.政.军.警、情报等国家权力子系统各自在政府外交决策体制中占有何种地位、拥有何种权力、发挥何种作用、维持何种关系,从来都是讳莫如深、鲜为人知。特别是同为外交事务部门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政府外交部,分别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学术界长期以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拟通过对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形成演变、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系统功能等方面的阐述,分析和研究其在苏联外交决策和对外事务中的权力、地位、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及其与外交部之间竞争合作、权力博弈的关系。

   关键词:苏联外交 外交部 国际部 组织史

    

   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建立了由执政党最高层决定国内外一切大政方针和掌控全部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机制、管理系统和政治体制,形成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政党、政府两套既相互合作配合、又彼此掣肘制约的权力运营系统。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的框架内,苏联政府有关对外政策的决定一直是一个处于黑箱操作中的秘密决策过程,苏联的党.政.军.警、情报等国家权力子系统各自在政府外交决策体制中占有何种地位、拥有何种权力、发挥何种作用、维持何种关系,更是讳莫如深、鲜为人知。尤其是同为外交事务担当部门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政府外交部,分别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更是研究者、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苏共中央国际部掌握着苏联对外政策的决定权,外交部只是执行党中央决定的行政机构(1)。也有的学者认为:苏联外交部在对外事务中具有特殊地位,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2)。还有的学者在访问了前苏联外交官以后主张:苏共中央国际部与政府系统的外交部既有权力竞争,也有互相合作,是一种“竞合关系”(3)。随着俄罗斯政府逐步公开包括包括大量外交文件的苏联秘密档案,使学术界逐渐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了解。

   本文作为政治结构分析和外交史的论文,拟通过对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形成演变、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系统功能等方面的阐述,分析和研究其在苏联外交决策和对外事务中的权力、地位、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及其与外交部之间组织机构、竞争合作和权力博弈的关系,从而描述和阐释,当权力演化成为一种具体的政治行为在外交政策的制订、外交事务的处理过程之中,反复交错的组织构成性及其在政治构造和党政机关内部的权力转化性,力图从“组织构成性及在政治构造内部的权力转化性”的组织史和权力博弈的演变过程,讨论和揭示苏联外交的政治运营、权力运作和政策实施等问题。

    

   一、共产国际的解散和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成立

   苏共中央之所以决定成立一个主管对外事务的中央直属部门与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密切相关的。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宣布解散,这个决定无疑是在斯大林主导下、由苏共中央作出的。斯大林在阐述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时说:“经验证明,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国际性指导中心是不可能的。无论马克思时代,还是列宁时代,或是今天,都是不可能的。恐怕还是要象南美.美国和加拿大.部分西欧国家那样,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当然,这样的事不能着急。”(4)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却提到了两个判断:一是“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国际性指导中心是不可能的”;二是“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是必要的。但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国际共运的实践,还是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现实,以及苏共作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之指导者的现实需要,都不能没有一个搜集、调查、分析和研究国际情报,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并向党中央决策核心提出有关政策建议的专门从事管理对外事务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即使不是“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国际性指导中心”,也应该是“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同时,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中央仍然需要对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指导,也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来接管共产国际留下来的卷帙浩繁资料和宝贵的资源,因此在苏共中央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平心而论,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国际性指导中心是不可能的”,而“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又是什么样的、应该怎样进行。而且就在几年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恰恰又是斯大林本人提出,需要成立一个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用以指导和协调各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对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来说,为了从莫斯科有效地控制各国共产党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指导中心总是需要的。问题在于这个指导中心应该何时成立、形成何种运行机制和决策程序、由谁控制和主导、怎样运转才能符合苏联的利益。

   考虑到当时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最后阶段的国际环境、历史背景和政治外交现实,可以看出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其实是另有原因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原因。战胜纳粹德国是当时苏联一切政策行为的第一任务和最大目标,为此就必须加强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尤其是与美英等国的合作关系,共同抵抗法西斯德国的进攻,没有美英等国的支持和援助,精疲力竭的苏联无法独自战胜德国法西斯;而共产国际一直从事指导各国共产党人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而奋斗的工作,这就不能不影响苏联与美英等国政府建立和发展互助关系,不利于苏联实现这一现实利益和战略目标。

   二是为改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舆论。1943年4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令屠杀近2万名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被揭露出来以后,苏联的国际形象受到很大损害,国际舆论谴责苏联残杀战俘、违反国际法,苏联与波兰断交,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转趋紧张,在国际社会趋于孤立;斯大林为恢复苏联的国际形象和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需要以解散共产国际来表明放弃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目标,向美英等国传递一个愿意改善彼此关系的信息。

   三是军事方面的原因。为了减轻苏联红军所蒙受的来自德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急需美英等国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实施东西两面夹击;这就有必要减轻和缓解西方国家对倡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恐惧和敌意,而解散共产国际则不失为一个现实而有效的策略选择、信息传递和姿态表白。

   四是对于世界战略格局的考量。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红军逐步转入战略反攻,纳粹德国虽然困兽犹斗,但其灭亡之时已指日可待;斯大林开始思考如何在战后欧洲和世界瓜分和建立势力范围的问题,为了苏联的国家安全,斯大林力图在苏联与西欧之间的中欧东欧地区设立一个缓冲区,构成保障苏联国家安全的战略空间,这就需要与当时还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东欧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负责指导东欧各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共产国际的存在与这一外交政策方针显然是不大适应的。综上所述,解散共产国际完全是斯大林的个人意志,是他在现实主义政治外交理念指导下,基于苏联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安全需求,从现实国际环境出发所作出的一次策略性战术调整。

   通过对共产国际之解散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在这一过程中不容置疑的权威、巨大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1943年5月8日,莫洛托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执委会组织人事书记马伊利斯基转达了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季米特洛夫、马伊利斯基两人对莫洛托夫转达的斯大林的决定,自然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或不同的意见。季米特洛夫和马伊利斯基随即草拟了宣告共产国际解散的执委会决议草案,于5月11日晚提交斯大林批准。5月12日,季米特洛夫把经斯大林同意的决议草案分别通知了执委会全体成员,并准备翌日召开执委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但这时斯大林对如何解散共产国际却又有了新的指示: 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必急于开会通过决议,留出2-3天,让执委会成员有时间提出不同意见。斯大林之所以要推迟开会通过决议,留出几天时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以便提出不同意见,是为了避免给外界留下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专权专断,把一己意见强加于各国共产党人的负面印象。既然斯大林允许提意见,那么确实在心里有不同意见,只是慑于斯大林的权威而不敢明言的执委会成员,也就不再一言不发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皮克提出,鉴于德国国内目前处于非常时期,此时解散共产国际恐怕不大合适。当然,这些意见不足以使斯大林改变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到了5月15日, 虽然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报告还没有经过执委会的讨论、并作出决议通过,但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意见已经在苏共各级干部之间和共产国际内部非正式地流传开来。

   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共党内,在斯大林威望极高和权倾一时的环境下,他的意见自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几乎没有人敢于从正面加以反对。这就在实际上左右了当时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的舆论导向,毫无疑问会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形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当5月17日再次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共产国际是否需要解散的问题时,就再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了(5)。5月20日,斯大林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询问能否立即在报刊上公布执委会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要求季米特洛夫公开发布共产国际执委会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正是宣布共产国际的解散。按惯例,共产国际作出的任何涉及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决议,都应首先送交各国共产党征求意见,然后再公开发表。但共产国际的解散,却是斯大林提出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遵照实施,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执委会决议草案在公布之前必须要提交斯大林批准,甚至共产国际执委会什么时候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解散问题,什么时候公开执委会决议,都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意志。

而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对共产国际的事务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关键在于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形成的以苏共为核心、以斯大林为领袖的运行规则和处事惯例。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是各国共产党之组织形态的国际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指导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绝对服从和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国共产党中央必须定期向共产国际寄送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并交纳党费,各国共产党的定期会议或紧急会议,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才能召集,共产国际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更为关键的一条“潜规则”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章程之明文,却实际存在并严格遵照执行,即: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实际上成为高踞于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而共产国际实际上又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共产国际的决策,首先从苏联的利益出发,随着苏联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调整,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作为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斯大林虽然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内未担任任何职务,却实实在在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共产国际一切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完全掌控于斯大林之手。各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因此几乎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命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国际共运内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一旦斯大林决定解散共产国际,几乎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即使有反对意见也不足以改变或阻止斯大林个人一直的贯彻和实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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