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师生情谊七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7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23: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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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 (进入专栏)  

   诸位老师、诸位同学:

   我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参加我们新年的晚会,同时还有我们两项奖学金的颁奖典礼。我今天想要讲一个师生情谊七十年的故事,因为今年是2012年。我出生在1924年,1941年十七岁考上了当时北平的辅仁大学。那时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他教我们目录学,刘盼遂先生教我们经学史,陆颖明先生教我们声韵学,另外还有赵万里先生,他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教我们戏曲史。大二那一年,也就是1942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有“唐宋诗”的一个课程,是由顾随先生担任我们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是“驼庵”,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设立了“驼庵”奖学金。而且很巧的是,从1942年到今年2012年整整有七十年之久了,所以我所要讲的是一个七十年的师生情谊的故事。当然像刚才我所说的,所有的老师我都是非常感激的。我1979年回国的时候还约了几位老师聚会,当时陆颖明先生还在,周祖谟先生也还在,我们的同学也有很多人都还在的。可是转眼之间,从1979年到现在又是三十几年过去了,老师不在了,同学大多也都不在了,我今天还能够很幸运地站在这里来讲这个七十年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纪念的意义的。我说“七十年的师生情谊”,还不只是因为我曾经跟老师受教,距离现在有七十年之久了,而且也确实因为七十年之间我们经历了死生离别,后来虽然不能够见面,甚至于也没有机会通信,但是我们师生间的情谊一直是永远长在的。

   龙榆生先生曾经给他的学生题写过一首《浣溪沙》的小词,下半阕说:“文字因缘逾骨肉,匡扶志业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我把他这几句改写了一下,变成“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时甚至于比骨肉更亲近。因为骨肉是天生来的,是血缘的关系,而不在于个人精神、思想上有没有一种自我的选择。而师生的情谊,则是他们的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师生的情谊是更为可贵的,这是“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我们讲授古典诗歌,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是寄托在歌诗里边的,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志意,我们也透过古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他们的情操、修养,传递给同学。我很庆幸自己能得到很多非常好的老师的教导,但是他们在课堂上所讲的大半只是知识的传授。而让我能够在品格、修养、人生上又提升一个境界的,我觉得是顾随先生。顾随先生讲课其实很有特色: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他上课是一片神行,完全凭灵感来讲诗的。我从小在家里就读旧诗,大概十岁左右就开始作诗了。等我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初中,我母亲给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其中有很多名家的词,同时还有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从此没有人教我,我就无师自通地

   师生情谊七十年也学习了填词。我伯父喜欢藏书,不但是经史方面的书他收藏了很多,而且他也买了很多词曲的书,像《元曲选》、《散曲丛刊》之类。他并没有教我去读,我就自己找来读。所以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已经自修学会作诗、填词和谱曲了。上了顾先生的课,我就把一些旧作写录出来呈交给先生去批改,其中包括了我母亲于一年多以前去世时我所写的《哭母诗》十首绝句和《忆萝月•送母殡归来》一首小词,以及表现悲观厌世之情的一些散曲小令。顾先生在我的习作上写的总评语是:“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勉之,勉之。”我看到老师这个评语以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欣喜,“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我以为那当然应该是如此的。可是当我教了学生以后才知道,要想“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另外老师在我所写的《忆萝月》一首小词后则写了“太凄苦,青年人不宜如此”的十个字,结合两处评语来看,我后来才感到,原来从我第一次交上去的幼稚之作,老师就对我有了一种惜才的爱护之心。而另外我得之于老师的,则是我在听老师讲授诗词的课堂上所获得的极大的启发。我虽然早就在家庭长辈的薰陶下学会了作诗、填词、谱曲,可是顾先生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觉得自己本来像一只苍蝇,关在屋子里边,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等到忽然间有一天开了一扇天窗,我一下飞出去了,才看到了天光云影的高远美丽,那是顾先生为我打开的这一扇窗,所以我对老师是特别感念的。我听了顾先生的课以后,就不仅听他诗选的课,也同时听他很多别的课。当时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只教诗选、曲选,另外他在中国大学也教词选的课,所以我就骑自行车赶到那边去听词选的课。一两年后,老师发现我什么课都听了,就不想重复讲同样的内容,所以他后来就常常开新的课,比如《论语》、《中庸》,还有陆机的《文赋》。而我听老师讲课,则总是心追手写,记很详细的笔记,所以我的笔记也记了很多,大概有十本笔记本,另外活页的笔记则不计其数,那都是我七十年前的旧笔记了。后来经过多少流离迁徙,我把它们一直带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的书籍、衣物都是不重要的,那些东西丢了以后还可以再买回来,只有老师这十几本笔记,我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的笔记了。顾先生讲课,虽然听讲的同学很多,但是像我这样心追手写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的却极少。老师上课时随说随写,常常只在黑板上写几句重要的话,而就是这样的讲授,很多同学并不记录。为什么不记录呢?一个原因,因为顾先生讲课常常引一些古人的诗词,如果对于古诗词不能熟读记诵,就没有办法记下来。还有老师写字常常有一些行草的书法,也是很不容易认出来的。所以我可以说天地之间,再也没有别人记下来这样的笔记了,我以为这些笔记是非常可宝贵的。因为我的老师讲诗,实在是讲得好,我没有碰见过另外一个人讲诗讲得这么样好的。我以为自己平生做了两件事情,在文化的传承上是有意义的:一个就是顾先生说诗的笔记我记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他的吟诵非常好,当年我并不知戴先生会吟诵,后来在台湾我偶然听到了戴先生的一次吟诗,就请我的学生为戴先生录了一卷录音,包括五七言古近体,有将近一个小时的录音,现在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以为戴先生的吟诵是最为正统的吟诵,在今日吟诵几乎成为绝学的时代,戴先生所传下来的吟诵,是极可宝贵的。我觉得在文化的传承上,我所做的这两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最初顾先生在我所交的习作上常有些指点和批改,及至1944年我交给老师我的近作《晚秋杂诗》六首习作,他非但没有批改,而且还和了我这六首诗。可是我其实跟老师不大讲话,因为我当时不是很爱讲话的一个人。1945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中学去教书了,不过我还一直坚持在听老师讲课。1946年夏天,顾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老师以为他所传之“法”,我这个学生都已经得到了,而他所期望的,是我能够在他的“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只是做孔门的曾参。曾参是夫子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顾先生不希望我只做一个唯唯诺诺的能够遵守师说的弟子而已,而希望我如同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那样,能够“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老师对我的这种期望,我当年觉得非常地惶恐和惭愧,我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竟然把这份期望加在我的身上了。我当年只不过是一个女学生,而且小的时候是关起门来在院子里长大的,非常害羞,所以在同学之间公开的场合,常常一句话都不敢讲。后来老师的女儿顾之京告诉我说,她父亲的学生很多她都认识,而对于我,她当年只知道我的名字而并不认识。因为我不是喜欢说话和表现的人,所以在老师面前我也只是和同学一起听讲,常常并不讲话,我真的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把这样的期望加在我的身上了。不过我从老师的讲课中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种诗歌中的兴发感动的生命,也许老师是希望我能够继承他,能够把诗词里边那种真正的感发的生命传播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还在讲课的缘故。可是1948年的春天,我因为结婚的缘故就离开了北京,去了南方,当时老师曾经写了一首诗送给我:

   送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他说自己在讲台上教书几十年,如同“梦呓”,就好像说梦话一样。而在他所教的学生之中,有几个人真的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理念呢?“几人传法”,能开出像佛经所说的优婆昙那样美丽的花朵?我是1948年3月走的,在南京我也曾经跟老师通过几封信,可是1948年11月因为我先生赵钟荪工作的调动,当时国民政府要从南京撤退到台湾去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去了台湾。到了台湾我还跟老师通过几次信,可是后来就断绝了音信。从什么时候断绝的呢?从1949年以后就断绝了。1949年5月台湾发布戒严令,“白色恐怖”的阴霾从此笼罩了整个台湾,打击的对象包括知识分子、军人、农民、工人,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人则首当其冲。当时我在台湾的彰化女中教书,我先生在左营,因为他属于海军。1949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晚上,我先生从左营到彰化女中来探望我,那个时候我们的女儿还只是四个月大。25日圣诞节的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就敲门进来一群海军的官兵,他们怀疑我先生有思想问题,搜查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把我先生就带走了。那我不放心,就匆匆忙忙地准备一些小孩子的东西,带着我的女儿坐火车跟着他们过去了,一直到左营的海军军区。从此以后,我先生就被关起来了,我无以为生,就又回到彰化女中继续教书,而且我隐瞒了我先生因为思想问题被关的事情,否则的话彰化女中就不敢请我了。可是第二年夏天我的女儿还没有满周岁,我跟我的女儿还有校长和另外四个老师也都被关起来了。从此以后,我就跟顾先生再也没有通信了。

   而去年(2011年),差不多已经是六十多年以后了,我在整理我们家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先生在四年前也过世了,家里很多杂乱的东西需要整理。我就在一堆旧信里边,找到了一封我老师的信,是我当年没有收到的一封信。台湾拍过一个电影《海角七号》,讲一封没有投到的信,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就真的发生了。我是六十多年之后才知道老师给我写过这样一封信,其实还不是给我的信,是顾先生在给我的信里附了一封给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的信,给我的信已经不见了,而这封附信居然保存下来了。信封的正面写的是台湾大学台静农教授的名字,信封的背面写了几个字:“左营海军军事学校教练处赵钟荪转。”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信,我是去年(2011年)才看见的。这封信证明老师是非常关心我的,他曾经要把我推荐给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可是这封信我没有收到,一直到去年我才看见这封信。我当时从被关押的地方出来就失业了,无以为生,寄居在亲戚的家里。后来当我先生被放出来以后,经由我另外的老师许世瑛先生、戴君仁先生的介绍,我还是到台北各大学去教书了,我也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台湾几位师友的文章(《怀旧忆往———悼念台大的几位师友》),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意。而我不知道,原来顾先生也曾经给台静农先生写过一封推荐我的信,信的内容说:

   静农吾兄如晤:穷忙久未书候。闻台中此际天气温煦,有如北国春夏之交,想起居佳胜也。兹启者,辅大校友叶嘉莹女士,系中文系毕业生,学识写作在今日俱属不可多得,刻避地赴台,拟觅相当工作。吾兄久居该地,必能相机设法,今特令其持函晋谒,倘蒙鼎力吹嘘,感等身受。南望驰怀,书不能悉。敬颂   撰祺

   弟 顾随 拜     手十二月十日

霁野、因百两兄统此(整理者按:霁野即李霁野先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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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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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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