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殊闲:试论杜甫的“安得”情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15-01-09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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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殊闲  

杜甫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写实作家,千百年来,享有“诗史”的美誉。杜甫之受人尊重,令人景仰,除了其诗歌本身的艺术魅力外,更在于其作品散发出来的温煦的人文情怀——尽管杜甫一生穷愁潦倒,但他的诗歌却能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振奋,一种精神。关于这一点,前修时贤已多有论述。本文拟从人们尚未充分注意的杜甫习惯性用语“安得”出发,窥探杜甫诗歌特有的人文情怀。

一、杜甫的“安得”情结

“安得”一词,最早在诗歌中使用当是屈原。屈原在《天问》中有“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①。后来,东方朔在《七谏•哀命》中有“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②,嵇康在《五言赠秀才诗》中有“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③。至唐之前,只有几位诗人在诗作中使用过“安得”一词。主要有:陆机4次,陶渊明4次,鲍照3次,谢朓3次,萧统1次、何逊1次,江淹2次,但最有影响的当数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壮士兮守四方。”④唐以后,诗人在诗作中也屡有“安得”一词的使用,如陈子昂3次,张说3次,张九龄4次,孟浩然2次,王维1次,储光羲3次,都不算多。只有到了李白,可以说在诗歌中才大量使用“安得”一词,共出现20次。而到了杜甫,则使用更加频繁,影响更加深远,总共在28首诗中使用了28次“安得”,分别是:《九日寄岑参》、《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望岳》(七律拗格)、《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洗兵行》、《夏夜叹》、《遣兴三首》之一、《凤凰台》、《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三、《题壁上韦偃画马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石笋行》、《石犀行》、《大麦行》、《光禄坂行》、《寄题江外草堂》、《喜雨》、《客居》、《赠郑十八贲》、《往在》、《王兵马使二角鹰》、《昼梦》、《晚登瀼上堂》、《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后苦寒行二首》之一、《上水遣怀》。⑤

就上述统计可以发现,杜甫是迄他为止使用“安得”一词最多的一位诗人,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些诗中,“安得”俨然已成为杜甫的一句口头禅,成为他感时抒怀、悲天悯人、向往和平、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专门术语,一种具有范式化的个性化诉求,一种融真、诚、爱、怜、恨、痴于一体的特殊语境。一句话,在杜甫的心中,氤氲着浓郁的“安得”情结。

二、杜甫的“安得”情怀

综观杜甫的这些诗,可以说蕴藏了很深的人文情怀。浦起龙说杜甫:“天资惇厚,伦理最笃。诗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都从一副血诚流出。”⑥从杜甫“安得”这一小小的用语,亦足以窥见杜甫的这副“血诚”。

(一)感同身受的悲天悯人

杜甫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儒家强调“仁爱”,强调推己及人,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⑦。杜甫忠实地践行着儒家的这一思想,堪称“醇儒”、“大儒”。

比如,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杜甫这种由己及人的悲天悯人思想的典型表现。该诗作于乾元三年(760)秋,诗人此时正寓居成都草堂。这是他饱经战乱,历尽艰辛之后的一个短暂旅居时期。这一年的春天,在亲友的帮助下,杜甫在这里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谁知到了八月,一场秋风吹破茅屋,接着大雨又至,“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诗人一家的窘困可以概见。然而,就在这最倒霉、最沮丧、最无助、最需要得到关怀的时候,诗人却发出这样的慨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置自己的现实处境于不顾,却生出这样的一桩豪情。这虽是诗人的冥想,或者说幻想,但却在寥寥的数语中将人性的温暖、光辉无限放大,不仅让自己因为有这份希冀和憧憬而变得充实安宁,更让全天下的人读到这首诗,顿生无限的温暖、温馨和温情。自身难保的穷诗人杜甫,因为这几句充满大爱的诗句,感动了且将继续感动无数的人。这种胸怀,这种境界,足以让杜甫流芳百世。“安得”一句的设问,如惊天巨雷,千百年来,在无数人的心中炸响,它让“安得”一词与爱、与情永远结缘。

关于杜甫的仁慈之心,人们常引用“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典故来概括,这固然不错。但杜甫的忧民情怀,常常是源于自身的感受而推己及人的。这和“物伤其类”的悲悯不大一样。“人溺己溺”,原文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⑧在禹和稷那里,他们自己没有溺、饥的体验,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在不溺不饥的处境中,体会到人溺人饥,而肩负起拯民溺、饥困境的重任。杜甫是“窃比稷契”,祖述尧舜的。禹、稷的这种担当道义的精神和博施济众的胸怀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杜甫。杜甫在唐代,虽然出生并非寒门,但他毕竟又不同于稷、契,而是一生坎坷的文士,他中年以后的时光,大部分是在流离状态中度过的。他的生活也时时处在不安定之中。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溺饥”生涯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却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怜惜,甚至常常是在自己最困难艰苦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天下的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假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甫的诗篇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诗人的形象永远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的推己及人,也是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他为人而悲吟时,他不是带着优越感居高临下悲天怜人,而是感同身受推己及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正是这种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的典型代表。

(二)民胞物与的博大胸襟

“民胞物与”出自张载《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几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⑨

“民胞物与”,意即人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语虽出宋儒,但其思想却是自古就有的。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⑩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1)墨子则讲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2)这是民胞思想的记载。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显然是源自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杜甫关心人,爱护人,核心是关心人的生存、安全和幸福。如《洗兵行》写于乾元二年(759)春二月,即两京收复后,相州兵败前,作于洛阳。当时战争形势很好,大有一举复兴之势。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尚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攻邺城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传达着殷切的敦促和企盼。这几句话虽不多,却显示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萧涤非先生在这联诗的注释中这样写道:“战事一天不结束,战士便一天不能团聚,社会也一天不能安定,故杜甫有此愿望。杜甫当他表达对天下后世的迫切愿望时,总是在诗的结尾用‘安得’两字。这里他是切盼他所表扬的二三豪俊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壮士’的。”(13)的确,没有战争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人向往的社会——尽管这是一种理想,一种企盼,但却道出了杜甫心中的宿愿,彰显其人性的光芒。

《九日寄岑参》是写给朋友岑参的,诗由连绵的秋雨堵住诗人拜访朋友的去路引起,进而由淫雨不止想到淫雨中的苍生稼穑:“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这种升华,使他于一己的私情中,看到天下的大爱与大情。

宝应二年(763)春天,杜甫在梓州、阆州间,时春旱严重,忽有夜雨降临,作者喜不自禁,作了这首《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该诗一波三折,由天旱想到农事,由旱灾想到兵祸。突然的夜雨降临,让诗人喜出望外。作者清楚,久旱之后的一场雨还难以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有“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之说。对作者而言,老百姓安宁的生活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作者心中郁积的愁思心结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再进一步,作者由巴蜀,将思绪飞跃到吴越,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吟诵道:“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作品原注有“浙右多盗贼”句。据《旧唐书•代宗本纪》所载,宝应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14)远在巴蜀的杜甫,刚刚因为一场及时雨缓解了这里的旱情而眉头略为舒展,转眼之间,又担心起数千里之外的吴越之民来了。这种情怀,确实让人不得不感喟。孙季昭曾云:“杜诗结语,每用安得二字,皆切望之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用‘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皆是一片济世苦心。”(15)“诚哉斯言!杜甫以“雷公”救巴蜀于苦旱得到欢颜,希望“雷公”再拯救处于动乱之中的吴越人民。虽然一是天(旱)灾,一是人祸,但在杜甫心中,都是救民于水火,故借题发挥,联想自然,感情真挚。

《夏夜叹》乃夏夜之喟叹,由“炎蒸毒我肠”,自然想到“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似乎诗人只在关注自己的炎热难耐,但诗人并没有停留在一己的感受上,而是由己思人:“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在炎热天,闲夫野人已觉难受,更何况那些披甲戴盔的戍边战士,他们不但要克服天气炎热给生理带来的负担,更有艰巨的军事任务。作者哀时伤怀,于是,“激烈思时康”。一首夏夜苦热的诗作,就这样得到情感的升华,不能不令人动容。

(三)国泰民安的虔诚祷祝

《凤凰台》作于杜甫弃官客秦州同谷县时。诗以同谷县凤凰山起兴,以国泰民安为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由虚而实,由实而虚,折射出令人景仰的普世情怀:

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

杜甫由凤凰台而想到凤声,又由凤声想到西伯,再由山峻想到人迹罕至的山顶,并进而玄想山顶有失母的幼雏。诗笔至此,杜甫情感的闸门彻底打开,不可自禁。诗人愿剖心沥血,饮啄抚慰这孤独的“雏凤”。这想象中的“雏凤”是什么?是作者心中的君主、国家和人民!诗人渴望君主神明、国家安宁、人民幸福,借凤凰以托己意。“安得”二字,挽起诗人千钧的心事。浦起龙说:“是诗想入非非。要只是凤台本地风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颠沛,但期国运中兴。刳心沥血,兴会淋漓。……要之,中后两段,悉是空中楼阁,只用‘恐有’二字领起。而‘恐有’二字,却从‘安得’、‘上上头’引出,其根则从‘凤声’悠悠生出也。”(16)王嗣奭也说: “公因凤凰台之名,无中生有,虽凤雏无之,而所抒写者实心血也。”(17)此乃知言。

由《凤凰台》,可联想到杜甫的另一首写山的拗格七律《望岳》: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如儿孙。

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

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这是杜甫贬官华州时所作。这里的岳,乃西岳华山。这首诗写得较为隐晦。诗人失意彷徨,仍视西岳为尊。诗人想象能借仙人九节杖,直抵神秘的华山祠。无奈“车箱入谷无归路”,但毕竟“箭栝通天有一门”。“车箱入谷”与“箭栝通天”、“无归路”与“有一门”,两两相对,象喻味道极浓,令人揣度玩味。这无路与有门之间,洞见诗人拳拳的报国情怀和蹭蹬失意的现实打击。这种情怀,甚至可以从诗题“望”字中得到提示。浦起龙阐释该诗时这样说:“从贬斥失意,写‘望岳’之神,兼有两意:一以华顶比帝居,见远不可到;一以华顶作仙府,将邈焉相从。盖寄慨而兼讬隐之词也,笔力朴老。”(18)其实,第二层意思在这里并不明显。杜甫念念不忘的是他对自己报国无门,报国无路的伤感和着急。这里的“安得”,有明显的急迫、忧愁的况味在里面。

《大麦行》作于代宗宝应元年(762),时党项羌攻梁州,吐蕃陷成、渭等州,麦熟而为羌胡所割。诗人忧时感怀,写成这篇谣歌:“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簿领辛苦江山长。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归故乡。”杜甫远在成都,但心却在集壁梁洋四州,因为那里的人被寇流亡,眼看一年辛勤的劳动被掠走,而蜀兵却鞭长莫及,难以为助,诗人突发奇想:“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归故乡”。这归故乡的,既有军人,更有乡民,还有诗人的心。这种对国家的忠爱,对军队的企盼,对人民的关切,在字里行间渗透弥漫,令人景仰。

《昼梦》大历二年(767)作于夔州,作者借春天饶睡,折射当时社会的困顿和无序:

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

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虽为想象之词,但亦是安史乱后的实景。当时洛阳数百里化为丘墟,此乃“荆棘底”之谓。而吐蕃入侵,藩镇跋扈,宦官弄权,不亦豺虎?所以,诗人高唱:“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没有战争,没有官吏借口军需而进行的财物勒索,老百姓安稳地从事自己的生产与生活,这就是杜甫的梦想。在杜甫看来,这点小小的愿望,可能也是镜中月,谈何容易实现,故用“安得”设问,显出几许无奈。

《石犀行》以上元二年(761)秋天,成都附近发生的水灾为背景,以蜀人刻石作五犀牛镇水患为话题,讥刺这些石犀“不经济”,以致洪水“恣凋瘵”。作者盼望“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所谓“壮士提天纲”,“正谓贤相操国柄也”,而云“安得”,则“伤时无贤相也”(19)。可见,作者以时事寄怀抱,以自然寓社会,希望国泰民安,天地祥和。

宝应元年(762)七月,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叛变,蜀中局面混乱。杜甫带着家眷避乱到梓州,《光禄坂行》就记述了这一路的惊险:“山行落日下绝壁,南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在这荒寂的山陵峭壁, “马惊不忧深谷坠”,即不担心马受惊坠深谷,“草动只怕长弓射”,只怕草丛中突然窜出蟊贼乘险劫人。其实,马坠深谷,对人而言,何尝不是一件恐怖的事,但对作者而言,此时已经无暇顾及,因为那些随时可能窜出的蟊贼更让人防不胜防。写到这里,作者发出慨叹:“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开元被称为盛世,时“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20)。这一时期,杜甫曾漫游吴、越、齐、赵。今昔对比,杜甫由衷发出感叹,希望那样的太平盛世还能再现。

(四)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杜甫虽为一介书生,但却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在诗中,杜甫不时抒发这样的满腔豪情,愿为天下太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客居》),这样的想象与气度,颇有李太白的风采。诗人由客居他乡而想到故国未归;由时局动荡不宁(吐蕃患剧,藩镇拥兵)而想到欲倾覆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杂,为天下扫除祸患。此虽为诗中想象,亦足见作者奋勇当先的责任意识。

安史乱起,国运中衰,生灵涂炭。杜甫作为亲历者,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但杜甫并没有停留在揭示伤疤,咀嚼苦痛上,而是着眼未来,奋勇当先。《往在》这首诗就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其中的“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就是其形象的表述。西极,即京师。山东,代指河北诸镇。作者希望能让寰宇清净,免受骚扰,天下祥瑞:“尽驱诣阙下,士庶塞关中。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灵寝,永永垂无穷。京都不再火,泾渭开愁容。”这幅图画就是杜甫心中的理想,他愿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求索不已,奋斗不止,这就是“安得”的真实内蕴。

(五)亲情友情的真诚呼唤

杜甫是一位非常重情的诗人,这些深情,除了前面所述的对国家、君主和人民外,还包括那些亲人、友人。这种亲情、友情,在他的“安得”类诗歌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杜甫乾元二年十一月所作的一组诗。此时正值安史之乱,国家板荡,诗人亦穷愁潦倒,狼狈不堪:“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一)白头乱发的杜甫,过着一种衣不蔽体,即所谓“短衣数挽不掩胫”(之二),食无着落,即所谓“岁拾橡栗随狙公”的悲惨生活。杜甫有弟四人:颖、观、丰、占,此时只有杜占跟着杜甫。就在自身难保的背景下,杜甫仍惦记着自己的兄弟,这就是第三首诗的内容: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

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

东飞驾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傍。

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兄弟天各一方,动乱中的手足情,更显珍贵。杜甫已经自顾不暇了,但还对远方久无音讯的兄弟放心不下,感叹谁能“送我置汝傍”。无奈之下,结语生离已作死别,凄怆哀惋,令人感喟。

韦偃离开草堂时,曾在草堂的东墙壁上为杜甫画马,杜甫因此作《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渠画无敌。

戏拈秃笔扫骅骝,歘见骐驎出东壁。

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

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据《唐朝名画录》所载:“韦偃,京兆人,寓居于蜀,以善画山水、竹树、人物等,思高格逸。居闲尝以越笔点簇鞍马人物、山水云烟,千变万态。或腾或倚,或龁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跂,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山以墨斡,水以手擦,曲尽其妙,宛然如真。亦有图骐驎之良,画衔勒之饰,巧妙精奇,韩幹之匹也。画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妙上品,山水人物等居能品。”(21)韦偃临别前给杜甫画了这么一幅精美绝妙的马图,顿时让草堂蓬荜生辉。杜甫唏嘘感叹,结语生出浩叹:“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这生死之愿,既是杜甫对朋友韦偃的一往深情,更是对身处危时的国家和人民的深情。也难怪浦起龙有“结联,见公本色”之慨。(22)公之“本色”,不就是对家国天下的眷念与衷情吗?

(六)疾恶如仇的刚勇品质

杜甫一方面对国家、君主、人民和亲友充满感情,另一方面,对小人、奸臣、叛军等一切作恶为非的人亦深恶痛绝,不惜笔墨挞伐。《石笋行》借成都西门外两株石笋起兴,比喻那些危害国家的“小臣”得宠:“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作者对这种弄权误国的小人恨之入骨,企盼有大力士能将这石笋抛掷天外,以免再遗患后人。诚如王嗣奭所云:“此诗专为俗好蒙蔽,小臣献媚,有感而借石笋以发之。”(23)浦起龙亦说:“言俗人好怪,专喜此辈之巧为‘蒙蔽’者,不知‘石笋’享镇海之名,特如献媚小臣,政堕不知,厚恩空受,名直虚擅耳。恐俗人犹奔走而承奉之,不如投掷之为快也。”(24)

杜甫写于夔州的《王兵马使二角鹰》,以角鹰赞美王兵马,又希冀王兵马能群力为朝廷讨乱诛谗:“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王嗣奭曾这样评论说:“公时在夔,因角鹰触目发兴,奇崛森耸不待言;而尤得力在‘角鹰翻倒’句,随插入‘将军勇气’二句,承接得住。盖通篇将王兵马配角鹰发挥,而穿插巧妙,忽出忽入,莫知端倪,而各极形容,充之直欲为朝廷讨叛逆、诛谗贼而后已。他人起语雄伟,后多不称;而此诗到底无一字懒散,岂不雄视千古!”(25)而《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则幻想王将军能率众平祸乱:“安得突骑只五千,崒然眉骨皆尔曹。”诗人急迫的心情表露无遗。

三、杜甫“安得”情怀的意义和影响

自古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杜甫的这种“安得”情怀,其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的体现,是发扬儒家仁爱思想的一个历史结晶,这种伟大的人格感动了且还在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人。王安石对杜甫非常尊敬,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曾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26)这种“死而不亡”的诗人,乃是其精神的生命力之所在。闻一多先生认为杜甫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7)这里所谓的“光彩”,不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表现吗?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杜甫作为一名诗人,最好地诠释了这种精神。其难能可贵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总能透过一己的遭遇,联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体验天下苍生的苦难。他的痛苦多是来自国家和大众的危难,因此面对无法排遣的痛苦,他没有躲进“象牙塔”中去咀嚼个人的悲哀,而是将自己的悲哀扩散开来,由自己而想到同样遭遇的他人。他的畅怀,同样来自国家和大众的安泰,因此即便自己并没有脱离困境,只要国家和民族有好的消息传来,他一样为之欢欣鼓舞。尤为可贵的是,只要诗人一息尚存,无论写作何种题材,其中念念不忘的总是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和人民。杜甫真正将自己的脉搏与国家和民族的脉搏紧紧地连在一起跳动,孔子所谓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8),或许即此。因此,通过杜甫的“安得”类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心灵,一个高尚的人格,一种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良知。诗人试图用他孱弱的双肩,担负起自孔子以来优秀华夏儿女都曾试图担负的伟大使命。而诗人既韧且刚的性格、包容万有的胸襟、鞠躬尽瘁的品格、博爱慈悲的情怀,作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铸就了华夏民族的脊梁。

杜甫爱用“安得”呐喊,后世文人多受其濡染。查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自杜甫在诗歌中大量使用“安得”之后,后世诗人对这一词语可谓情有独钟,使用之频繁,超过以往。仅以唐宋两朝而论,唐代诗人踵继杜甫,对“安得”一词表现出特别偏嗜的有四人,分别是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而宋人则更多,王禹偁、范仲淹、宋祁、刘敞、刘攽、曾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王令、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周紫芝、陆游等对“安得”一词都颇为钟情,特别是苏轼和陆游,诗中频频出现这一词语。宋以后,诗人作品中对“安得”一词的偏爱就几乎数不胜数了。

浏览这些诗人的“安得”类诗作,可以说随处都可见到杜甫的“影子”。可以这样说,“安得”从某种角度言已成为杜甫精神品质的象征和缩影。后世文人缅怀凭吊杜甫,甚至也用“安得”连缀意蕴,直入杜甫“诗心”。如裴说的《题耒阳杜公祠》:

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29)

还有韩维的《读杜子美诗》:

寒灯熠熠宵漏长,颠倒图史形劳伤。

取观杜诗尽累纸,坐觉神气来洋洋。

高言大义经比重,往往变化安能常。

壮哉起我不暇寐,满座叹息喧中堂。

唐之诗人以百数,罗列众制何煌煌。

太阳垂光烛万物,星宿安得舒其芒。

读之踊跃精胆张,径欲追蹑忘愚狂。

徘徊揽笔不得下,元气混浩神无

方。(30)

这种杜甫精神,已演变为后世文人潜意识中的皈依和膜拜;而“安得”所指向的,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人伦之美和人伦之境。杜甫的伟大与不朽,庶几亦正在于此。

注释:

①(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天问章句》第三,中华书局,1983年。

②(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七谏章句》第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

③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九,中华书局,1983年。

④(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二,中华书局,1963年。

⑤(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

⑥(清)浦起龙《读社心解•发凡》,中华书局,1961年。

⑦⑩杨伯峻撰《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

⑧杨伯峻撰《孟子译注•离娄章句下》,中华书局,1960年。

⑨(宋)张载撰《张子全书•西铭》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杨伯峻撰《孟子译注•梁惠王章句上》,中华书局,1960年。

(12)孙诒让撰《墨予闲诂•兼爱中》:《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

(13)萧涤非撰《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4)(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99年。

(15)转引自《杜诗详注》卷十二。

(16)(清)浦起龙撰《读杜心解》卷一之三。

(17)(明)王嗣奭撰《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8)《读杜心解》卷四之一。

(19)《杜臆》卷四。

(20)(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纪三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21)(唐)朱景玄撰《唐朝名画录》,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

(22)(24)《读杜心解》卷二之二。

(23)《杜臆》卷四

(25)《杜臆》卷六。

(26)(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杜甫画像》,四部丛刊初编本。

(27)闻一多撰《唐诗杂论•杜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8)杨伯峻撰《论语译注•里仁》。

(29)(30)《杜诗详注•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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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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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杜甫研究学刊》(成都)2009年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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