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威主义人格是Adorno等人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是揭示偏见的人格基础。在此基础上，Altemeyer提出右翼权威主义，它包含3个成分，分别是因袭主义、权威主义服从和权威主义攻击。后有研究者认为把这些概念作为态度来看待更为合适，而决定这些态度的人格基础是社会服从与自主。权威主义者对冒犯传统价值观的行为十分敏感，视其为威胁的重要来源，而感知到威胁就有可能导致偏见的发生。

关键词：权威主义人格，偏见，服从，因袭主义，攻击。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劫难，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的思想以不可遏制的态势席卷德国全境，人性中恶的一面以集体的方式暴露无遗。人们不禁要问，这场劫难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还是在人性的层面上一直就存在着某种因素，导致了它在这一时间的必然发生？如果是后者，人类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陷入在劫难逃的境地呢？心理学家们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探索，本文将回顾这一系列研究，并尝试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1.概念的提出及早期研究

如果只是为数不多的人对犹太或其他少数族裔抱有偏见，或许很快就会被忽略掉，但在面对纳粹时期大量普通民众身上所表现出的非理性情绪和行为时，人们就不得不正视偏见现象了。导致偏见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心理学家们关心的是，这里面是否有人格层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最初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Adorno等人的工作是最系统、最为人称道的。尽管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做过分析，但对此人格因素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所以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战时德国人的普遍特征，也是纳粹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即拥有极端的反犹主义（anti-Sentimism）、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思想。这种纯粹思想意识领域的内容和心理因素有关系吗？如果有，又如何能通过它找出深层次的心理根源呢？他们以精神分析理论为背景，提出这样一种基本假设[1]，即：一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信念通常构成一种广泛而又一致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他的人格中根深蒂固的倾向。也就是说，存在一种一般性的人格力量，它是深层次的、非理性的、被压抑的人格力量。正是由于它的影响，才使得权威主义者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特定的思想倾向，并进而产生歧视或保守的行为。基于这一假设，他们希望通过对表面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进行测量，能进一步找出那些被压抑的、以间接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并最终使得深藏于被试潜意识之中的人格力量清晰地显示出来。

于是，他们先对反犹主义量表（AS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E量表）得出的结果和临床访谈的材料进行分析，逐个找出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比如，他们从分析中发现，反犹主义者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持有反传统的价值观，于是他们推测，反犹主义的个体特别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价值观。这样，顽固地坚持传统价值观这一人格倾向，就能作为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之一。在找出所有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之后，就能够编制出初始的测量这一人格维度的量表。接下来进行量表施测，将被试在此量表上的反应，与被试在AS量表、E量表上的反应相比较，看两者相关是否较高。相关较高的项目才能被保留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量表不包括那些很容易与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联系起来的项目，也就是不包括容易被视作一种政治“路线”的项目，而且也不提及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名称。被试仅从项目内容来看，几乎无从知晓研究者到底想探索何种问题。Adorno等人认为，既然这份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反民主的表述的量表，能够与AS量表、E量表高相关，那么说明该量表确实揭示了人格内部的反民主倾向。

最后形成的量表被命名为F量表（Fascist Scale，简称F Scale），它所测量的人格因素便是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他们结合精神分析理论，认为F量表的9个子量表中，只有3个子量表代表着较为基本的成分。这3种成分表现了人格内部的一种特定结构，是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三成分分别是：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权威主义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和权威主义攻击（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其中，因袭主义是指刻板地坚持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权威主义服从是指把内群体理想化，屈从于当局，对内群体不抱批判态度；权威主义攻击是指提防、谴责、拒绝和惩罚那些违反传统价值观念的人们。

他们认为，权威主义者一方面会对权威人物表现出过度的尊重、服从、感激，这就出现了权威主义服从，它反映了权威主义人格中受虐狂的成分。权威主义服从并非真实地尊敬权威，而是夸张的、情感上的服从需要[2]。在另一方面，他们会将敌意转移到外群体身上，将权威的坏的方面（不公正、支配他人等）投射到外群体身上，从而对其进行指责和攻击，他们还可能会对违背传统价值观的人进行谴责、惩罚，所以攻击常常是以道德的名义进行的。这反映了权威主义人格中的施虐狂的成分。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吸收了Fromm等人的观点。

此后，这一研究成果被编辑成书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后来的研究者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自己的研究的，因此，Adorno等人的工作在这一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概念分析

F量表发表后，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出现了一次高潮。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Adorno对这一概念认识并不十分恰当，这些人中，Altemeyer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名字。为了找到权威主义人格者，他的做法和Adorno他们不同，他希望编制出一份能够有效地预测偏见的量表，然后从量表的项目中找出权威主义人格者的特征，以此作出界定，整个过程是以统计分析为主导的，不依靠任何理论的指导。

Altemeyer经过了长时间的系统研究，在F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右翼权威主义量表（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cale，RWA），然后根据RWA量表的项目构成，提出了右翼权威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它包含3个成分：权威主义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和权威主义攻击（authoritarian aggression）[3]。在结构上，他基本沿袭了Adorno所认为的权威主义人格的3个主要成分，但所指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权威主义服从指的是接受一个社会中已建立且合法的权力结构，并且服从于权威的要求。这里要强调的是，它并非是一般性的服从倾向，高右翼权威主义者只对权威服从，当他作为领导者时，并不会比别人更多地向其下属屈服[4]。因袭主义是指顽固地坚持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传统规范。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秩序、信仰原教旨主义、严格的性的规范，都是右翼权威主义者要坚持的典型的信念[5]。这种因袭伴随着自认为有道德（self-righteous）、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以及对他人的信念感到愤慨。权威主义攻击，是指对各种人的攻击，而且是被已建立的权威认可的。Altemeyer认为权威主义者是具有广泛的攻击性的。他们相信对那些不符规范的人就应该严厉，所以喜欢用惩罚的方式来控制他人的行为，在家或在公众场合都是如此[5]。任何改变已有生活的企图，权威主义者都会予以抵抗。总之，在Altemeyer眼里，权威主义者与非权威主义者比起来，更多地强调对权威的服从，更倾向于通过惩罚来控制他人的行为，更接受和忠于传统的社会规范[2]。

但Roccato等人指出最早的权威主义的概念包含了两种形式的权威主义，一种是领导者的权威主义（leader’s authoritarianism），是指让他人向自己的权威屈从的倾向。第二种是跟从者的权威主义（follower’s authoritarianism），即服从权威的倾向。而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局限于跟从者的权威主义[7]。Altemeyer的RWA，便是一种跟从者的权威主义。最近Sidanius和Pratto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它是指一个人希望内群体支配或优于（superior）外群体的程度[8]。Altemeyer认为，SDO所反映的正是领导者的权威主义，把它与RWA结合起来，能够较全面地描述权威主义人格。

Duckitt从另外的角度提出质疑，认为RWA及F量表的得分都会明显受到情境中威胁的影响，因此它们所测量的并不是人格特质，而是广泛的思想领域的社会态度和信念[9]。Feldman认为权威主义攻击成分中，有大量的内容与偏见和不容忍（intolerance）很相似，因袭主义中的项目，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量表又如出一辙，几乎就能独立成一个保守主义量表[6]。所以RWA量表离它所声称要测量的权威主义人格，已经太远了。

既然Adorno和Altemeyer都没能没能真正触及权威主义人格，那么研究者们只有继续寻找产生偏见的人格基础。Duckitt以认知—动机理论（cognitive-motivational theory）为基础，认为右翼权威主义的态度会受到人格和世界观（world views）的影响[9]，人格维度是指社会服从对自主（social conformity versus autonomy），社会服从和自主是两种相对的状态，分别位于维度的两端。此维度和危险世界的信念（belief in a dangerous world）这一世界观维度共同影响了权威主义的态度，即RWA，并进而影响了群体间的态度。Feldman也提出了类似的模型[5]。

3.心理机制

寻找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只是权威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如果把它看作是静态的部分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还要进行权威主义的心理运作机制的研究，要找到是出于怎样的心理需要，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经过了怎样的心理过程才最终导致了权威主义行为的出现。

首先要提及的是威胁这种情境因素。很多不同的理论都认为，威胁是产生权威主义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前提，在个人和群体层面都是。Fromm认为，法西斯的兴起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威胁，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要“逃离自由”而服从权威。Lipset提出，工人阶级的更高水平的权威主义，反映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威胁。Doty等人将权威主义行为指标与社会层面的威胁联系起来，分析了高威胁的1978~1982年和低威胁的1983~1987年，这两个时期的档案数据，结果发现权威主义的大部分态度和行为成分，都随着威胁的降低而显著降低了[10]。结论支持了威胁与权威主义的关系。但这种研究只涉及社会层面的威胁与权威主义的关系，它并不能代表个人层面的情况[11]。

于是研究者开始关注人们内心感知到的威胁。Altemeyer提出，权威主义者之所以会产生偏见，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倾向以内群体—外群体这一维度作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基本维度。对他人，他们首先以此标准进行分类，内群体中的他人是自己人，而外群体中的他人则是外人，并认为属于外群体的那些人，对传统价值观是有威胁的。这种在个人层面感受到的威胁，能够导致权威主义攻击。通过研究，Altemeyer发现权威主义与“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the world is a perilous place）的感受之间存在.50相关[12]。前面已讲过的Duckitt的模型中，认为社会服从和危险世界的信念（belief in a dangerous world）会影响权威主义的态度，正是对这一结论的验证和发展。在这里，归属于不同的群体被认为是威胁的来源。

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与价值观有关的因素，使人们感知到了威胁。Rokeach提出信念一致性理论。他相信，是信念的不同，而不是群体或人种的不同，导致了偏见。Feldman则认为感知到的其他人对社会规范或价值观的挑战就会产生威胁，它可以来自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也可以是对一般性的威胁的感知[6]。这种观点也有证据支持。Esses等人发现象征性的信念（symbolic beliefs）（它是指个体认为被评价群体认同传统价值观的程度）是权威主义者所持态度的强预测源，特别是他们对那些被贬损的团体（如同性恋者）的态度[13]。Smith等人发现，道德判断是权威主义者对他人进行评价的基本维度，会影响到喜不喜欢他人[14]。而且，权威主义与感知到的犯罪的严重性呈正相关，与感知到的惩罚的严厉性呈负相关[15]。由于人们是按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对事件进行评价的，所以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作是反映了权威主义者的各种价值的优先性，他们有着特定的价值取向，比如更重视服从、安全、保守等方面的价值，而不强调自由、开放的价值[16]，而且，还说明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受到冒犯特别敏感，感知到这一点就可能会对冒犯者给以权威主义攻击。 至于权威主义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需要的问题，Duckitt使用群体认同理论给出解答[17]。他认为是对群体的认同导致了群体凝聚的需要，而外群体会对群体凝聚产生威胁，于是产生权威主义。Feldman的观点与此不同，他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认为人与他人共处一个社会，就会在个人自主和社会凝聚的目标之间的产生矛盾，会有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冲突[6]。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社会成员的互动，使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尽管在社会服从维度上，有些人主要受个人自主的意愿的支配，而另一些人会更倾向于服从社会规范，但是每个人都有保持社会秩序的需要。挑战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行为，就会被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综合而言，Duckitt所认为的权威主义的心理机制可以表述为，人们有着群体凝聚的需要，当个体在社会服从对自主这一人格特质的社会服从一端得高分，而且将世界看作是危险的和具威胁性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拥有权威主义态度和行为[17]。而Feldman认为，人们有着保持社会秩序的需要，如果个体更倾向于社会服从这一价值观，同时又感知到价值观受到挑战，社会秩序受到威胁，那么该个体就很可能出现权威主义态度和行为[6]。

4.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

以上的内容已经能够说明，权威主义人格是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权威主义行为的，接下来人们还是会问，权威主义人格是怎样产生的，它是由后天环境造就的，还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呢？

还是Adorno等人最先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仍然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是童年期的创伤导致了权威主义人格[1]。如果父母（儿童童年时期内群体中的权威）以严厉的、惩罚性的方式来对待儿童，那么儿童对父母会产生敌意态度，而此种敌意态度会因恐惧等原因被压抑。敌意只是被压抑，并没有消失，它会被转移到外群体身上，而且权威所具有的坏的方面（不公正、支配他人等），也会被投射到外群体身上，于是产生了权威主义者指向外群体的攻击。所以只有让儿童得到真正的爱，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才能从根本上阻止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

Altemeyer认为，社会学习理论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一个人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右翼权威主义者的[3]。学习理论认为，在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模仿、强化和条件作用的过程塑造了人的态度和行为。对一个孩子而言，如果其父母就是僵化服从权威、严格按照规则行事的人，那么这个孩子就更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有着右翼权威主义态度的成人。而且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被教育说，外群体是危险而有敌意的，而同伴、媒体和政治宣传会使这些想法进一步得到强化。

以上两种说法都认为童年期的家庭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Peterson等人发现，父母的权威主义的确与儿童的权威主义相关[18]。父母的权威主义的分数能预测权威主义的教养方式。儿童会把这种方式感知为权威主义的方式。这种感知，会增加他们与父母间的冲突。所以高权威主义父母的孩子，更可能成为一个高权威主义者。这个结果表明，权威主义的根源能从家庭中找到，但机制是复杂的。

最近，Ronald给出了权威主义人格形成的进化心理学的解释[19]。进化心理学总是从种族的生存与繁衍的角度来解释行为，这里也不例外。那些能快速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群体，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服从的倾向无论在攻击的还是防守的群体中，都是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群体成员过多考虑要不要服从，那么涣散的状态会让群体失去战斗力。根据这种解释，权威主义人格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人格特质，它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

5.讨论

偏见产生的原因在心理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它的研究基本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的。一是从群体的角度，把偏见看作是群体过程的结果，比如社会认同理论。第二个是从个体的角度，认为是个体差异，比如人格特征或持久的信念等，使得某些人更有可能产生偏见。从时间上看，这两条研究路线是相互交织的，Adorno首先提出权威主义人格，到1970年代，出现了社会认同理论，再后来，右冀权威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的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可以说，偏见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的产生可能既有群体过程的原因，也与个体差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二者都有相应的研究支持。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人们对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尽管经历过低谷，却从未停止过，而且往往会随着新的测量工具的出现，激发出新的研究热情。尤其是RWA量表之后，研究者们纷纷使用它来预测包括种族偏见在内的各种偏见。人们发现高权威主义者对非洲裔美国人、女性、同性恋、艾滋病患者[20]有着更多的偏见，这种现象不只在北美，在俄罗斯也存在[21]。RWA还能预测对政府不公正的接受程度、惩罚违法者的愿望、在Milgram型实验中的服从行为以及对几乎任何群体的偏见[12]。权威主义与对社会运动的强烈敌意反应间也有联系，这些运动是对现有经济、文化、思想的挑战，如对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偏见[18]。权威主义者更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也更有可能对心理健康服务持负面态度[5]。广泛的研究内容使得权威主义成为理解当今社会生活的重要概念。

但对这一人格因素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和完善的，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权威主义人格的定义。对它的定义常是用它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成分来进行的，Adorno和Altemeyer等人的做法就是如此，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者如Heaven认为，权威主义是部分的成就动机，部分的支配，部分的因袭，部分的武力，部分的惩罚，部分的种族主义[22]。尽管这些建构的共变是非常重要的，但把它们这样概括为权威主义的概念则是不太恰当的。这使得权威主义没有一种单一建构的清晰定义，而且也缺乏一个能说明为什么分离的建构能共变的理论[23]。从这一角度看，Duckitt把权威主义的人格基础简化为社会服从对自主，似乎是一条不错的思路。

二是RWA究竟是人格还是态度的问题，这还可以理解为情境因素对RWA究竟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很多研究显示了偏见的一般性，即一个不喜欢某个外群体的人，也倾向于不喜欢其他外群体。这个一般性原则（generality principle）被认为是反映了稳定的个体差异。Altemeyer支持这种观点，并且把RWA和SDO整合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两个不同的方面，RWA是权威主义的服从面，SDO是权威主义的支配面，Mcfarland把这两者与同理心（empathy）合称为偏见的大三[24]。高权威主义者是低同理心的。稳定的个体差异意味着它是独立于即时的社会情境因素的。但这种个体差异取向忽略了真实的社会冲突[6]，因为偏见的测量从没有完美地与跨目标群体相关过[11]，对不同的群体的敌意会有不同[5]。于是RWA被看作是态度，会受到人格因素及世界观的影响，当环境发生变化时，RWA也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既然RWA能预测偏见，那么如何控制偏见便与如何控制RWA有关。如果RWA受情境影响，就意味着人们能够通过适当地改变环境来改变RWA，最终达成减少权威主义行为的目标。

三是如何看待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这一维度的问题。Duckitt把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作为一个维度的两端，并且把它们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联系起来，类似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划分。而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维度，学界的声音不止一种。这里结合华人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在杨国枢做的中国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实证研究中，有两种成分，遵从权威和平权开放[25]，和社会服从与个人自主维度相似。按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传统性与现代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是一个维度的两端，正如社会服从与个人自主就是一个维度。但杨国枢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他把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分成了两个维度，分别进行测量，再检验两者的关系，发现数据并不支持两者处于同一维度的结论。Dien认为，中国人既是权威主导的，同时也保留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个人并没有消融于社会关系中[26]。中国人是不是真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而且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权威主义人格，也是需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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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fluence Factor of Prejudic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Lee Qiong, Guo Yongyu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troduced by Adorno and his colleagues, is to discribe the personality dimension of prejudice. Basing on this, Altemeyer introduced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components: authoritarian submission, conventionalism, and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But later some researchers suggested that these concept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ttitudes, the foundation of which is the personality dimension of social conformity versus autonomy. The authoritarians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violation of conventional valu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reat,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reat is the trigger for prejudice.

Key words: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rejudice, submission, conventionalism, aggression.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原载于《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15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