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新一任的总书记，如今两年时间匆匆而过，回首习近平两年来的施政举措和他所阐述的施政理念，我们不难发现，习近平正在努力改变中国原有的发展、稳定和改革模式，努力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2.0版。

中国模式的三阶段

一个国家采用的模式是一个国家的大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它至少要能回答三个问题：如何实现发展？如何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发展和稳定之间如何保持变革的张力？围绕这三个问题，中国建国以来，共采用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毛泽东时代的苏联模式。在毛泽东时代，建国不久后就把苏联的模式照搬了过来，苏联模式也即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发展上实行政府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国营经济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农业不惜代价支持工业发展；在稳定上实行政府绝对控制经济和社会，人民的衣食住行都要国家来安排，意识形态在国家各领域处于突出位置，通过思想的道路来实现对人的管理和控制；在发展和稳定的张力方面，因为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绝对控制，发展是低效的、粗放的，甚至是盲目的，由于计划的极其不合理，国家出现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盲目发展，在国家绝对控制形成的超稳定结构下，发展处于次要的地位，而要改变这种结构、释放发展动力的变革自然就难以实现，毛泽东时代，国家有过几次经济管理变革的尝试，但都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循环之中。

毛泽东时代的模式是斯大林模式，不是中国自己的模式，因此不能称为中国模式，真正的中国模式是邓小平时代探索出的，这即是中国模式的1.0版，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放弃了计划经济和国家对价格的管制，在发展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国有企业仍然在支配国民经济的命脉，但社会被赋予了极大的发展自主权，非公有制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构市场、明确政府的发展职责、培养企业家，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在稳定上，国家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但制定游戏规则，进行威权主义，并把经济增长当为实现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撑，实行惠民政策，事实上这样的策略很成功，富起来的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变革方面，通过中西对比的差距感，中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变革，变革也是政治精英、政党精英的普遍共识，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保持长期执政，就必须不断变革、不断适应新时代、不断让自身变得更强大。

邓小平时代开创的中国模式实现了中国的发展，保持了中国的稳定，中国变得日渐强大，中国模式也日益引起世界关注，不过这种模式也存在致命的不足，主要是：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环境，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是粗放的、低附加值的，且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把经济发展当为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导致中国数据的水分太大，中国陷入虚高增长中；在稳定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自我利益意识不断增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而且更为值得担忧的是政府官员和军队腐败的泛滥，内外两个因素把中国政治稳定置于危险之中；在变革方面，虽然各方都意识到了变革的重要性，但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已经可以操控变革，让变革成为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变革的正义性正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模式1.0版虽然外表依然光鲜，但内在已经问题重重，已经到了必须更新换代的时候。

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升级版，即中国模式的2.0版，为此他采取了多重举措。当然，为了比较逻辑的阐述他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措施，这里先说变革。在变革方面，他针对中国模式1.0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计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政党和社会六大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作用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几个方面改革提供动力；在发展上，发展是围绕变革的发展，通过摈弃追求高GDP、放弃大举政府刺激的投资、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民间企业发展，经济的变革正在进行；通过把经济发展带入新常态，从而促使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转变发展观念，严格控制或不再审批、新建“三高”企业，着力把生态保护放在重要地位，并制定了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哪些国土应该禁止发展、哪些国土应该限制发展进行了规定；在稳定上，通过反腐来刮骨疗伤，治标的反腐能为治本的法治建设树立氛围和环境，并通过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等优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从而提高国家确保稳定的能力。习近平两年中采取的措施有很多，更多的措施还在酝酿中，不过他打造中国模式2.0版的决心和策略已经显露出来。

中国模式2.0版的特点

治理一个国家，至少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无为，即只保证政府的日常运转和稳定，至于发展则不是关心的话题，这种无为的方式很大可能沦为无所作为；二是有所作为，在保证政府日常运转和稳定的基础上，还积极推动发展，领导人争取在自己任期内保证经济的增长、就业增加、民生和谐，争取有所所为；三是领导人不仅仅追求自己任期内有所作为，还放眼长远，着力建构制度，为未来若干年后的发展奠定基础。采用第一种治理方式的领导人很可能是无所为的人，甚至是庸人和懒人，采用第二种治理方式的人只是守成之人，即在任期更替的接力棒中，确保自己这一棒不落后、不出乱，而采用第三种方式的则是创业之人，他能为日后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如是君主的话，则是中兴之主。

习近平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一词是核心，可以说全面现代化是他追求的目标。然而仔细分析他的改革蓝图和施政措施，“现代化”的最大特点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这是国人对“现代化”理解和认识的提升，而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又可以细分为七大方面，即七大特点：

一是政治的民主化。中国的政治发展要坚持自己的道路，走中国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这一条道路是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结合的民主制度，在今年人大成立60周年、政协成立6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详细的阐明了中国的民主改革策略。

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变化，继续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更加强调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减少行政干预和行政设限；调控的市场化，更加完善行政调控和市场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是文化的中国化。习近平多次在多种场合提到中国文化，多次强调要发挥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此外，他还把中国文化作为决定中国要走独特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10月份召开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学习的主题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超过了建国后的历任领导人。

四是治理的法治化。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的《决定》，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上的重要性文件。为什么要在此时推进法治建设？从《决定》来看，我国现在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任务和目标，例如全面改革、全面小康、环境保护等的实现，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而从行政保障到法治保障，也是变革的自身内容，只有实现这种转变，中国才能摆脱行政过度干预和行政权力滥用现象，建立起现代的治理体系。

五是社会的自治化。在习近平的思路中，社会自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约束政府权力，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而社会自治能弥补行政权力收缩留下的权力空间，并对行政权力是否收缩、是否滥用起到监督作用。此外，社会自治是保证人民合理权利和利益的需要，一个连自治权都没有的社会，其合理权力是很难得到保证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的价值是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要实现这个目标，社会的自治化也是必须的，没有自治何来自由？当然，政府权力收缩后将更多依靠法治来管理。

六是环境的生态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环境的状况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弥漫的雾霾，让我们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而这个变革思路就是生态化。生态包括两个方面：环境和生物链，有一个优美的环境，且这个环境中有完整合理的生物链，但环境美化容易，生物链完善则难。在许多山区，虽然封山育林不少年，但以前被破坏的生物链并没有建立起来，生态链的恢复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业。

七是政党的廉洁化。围绕治理腐败、建设一个廉洁的政党，习近平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现在党内生活也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但未来在如何约束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方面还应该有更长效的机制，尤其是应该建立腐败的一票否决制，一旦发现腐败，即使是苗头，哪怕腐败金额没有达到惩处的标准，也应调离重要岗位、甚至直接免除领导职务，以免带病上岗、带病提拔，而不是口头教育、警告了事。　　（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