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迟到的悼念——回忆李慎之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9 次 更新时间:2005-08-13 2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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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说来惭愧,我与李慎之先生同住一个楼,当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得知他病逝的消息,已是在告别仪式的一个星期以后了,当时只能默默地以“心丧”向他告别。一年之后,张岱年先生逝世,我陆续写了几篇悼念和回忆的文章,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类文字。在我写悼念张先生的文章时,总觉得还有一种哀思应该向另一位我所尊敬的长者表达,这位长者就是曾经给我以教益和鼓励的李慎之先生。

  我第一次见识李先生,是在80年代中期社科院召开的一个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上。当时李先生任副院长,出席座谈会,听取中青年学者对发展社科院的意见。我发言经常是在多数人发言以后,那次也是如此。发言的内容不外是希望院领导能够重视发挥中青年学者的作用,但我提到,我们这一代学人因有十年文革期间辍学的经历,所以在学识上是有“缺陷”的,希望院领导不仅给我们“加担子”,而且还要尽量提供一个比较宽松合适的环境,能够使我们一边从事工作,一边逐渐弥补自身的“缺陷”,这样才有利于社科院今后的发展。李慎之先生最后作总结发言,记得他曾说,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并不容易,希望大家保持虚心的态度,一方面自己努力,另一方面院里也会积极创造条件,给大家以充实发展的机会。我那时对李先生毫无了解,只是觉得这位副院长不是“形式主义”地坐在那里“听”,而是真的在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他理解中青年的心声。

  李先生在我心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是在80年代末。当时院里把几位院领导的反思材料传达给大家,我听到李先生在反思材料中说,他自担任副院长以来,最关心的就是社科院如何“培元气,养太和”。我对于中国哲学的气论是作过一些较深入研究的,故我对于“元气”一词有着特殊的情感。“太和”一词出于《易传》,所谓“保和太和,乃利贞”。宋代的气论哲学家张载,其代表性著作《正蒙》的首篇就是《太和》。所谓“太和”就是指最高的或理想的“和谐”。“培元气,养太和”意谓培养、充实内在的生命实力,克服冲突以达到理想的和谐。张岱年先生在40年代所作《天人五论》中把“和谐”列为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认为事物的发展“一乖一和”,“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李慎之先生当时没有读过张先生的著作,但他所说“培元气,养太和”与张先生所说“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意思完全相同。

  我自1984年从北大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虽然社里待我“不薄”,但1988年担任哲学编辑室主任之后,常感力不胜任,压力甚大,困难甚多,在编辑工作与科研之间疲于奔命。我最希望的就是能有一个“培元气,养太和”的环境。自1994年我担任杂志社的副总编,当时内外环境对杂志社很不利,许多中青年编辑从杂志社调出,而院里规定只有科研主系列的人员才能从院外调入,编辑人员属非主系列,故杂志社的编辑只出不进,多数编辑室只剩下一两个人。当几年后院里终于“破例”同意杂志社调入一个人时,我谓之“一阳来复”。我在此期间感到一种从未遇到过的工作压力,而当时杂志社内部也有一些矛盾,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杂志社最需要的就是“培元气,养太和”。当时李慎之先生并不识我,而我每念起李先生的这句话,就由衷地升起一种对他的敬意。其实,不仅杂志社需要“培元气,养太和”,整个社科院也是如此,乃至整个国家和全人类都需要“培元气,养太和”。张岱年先生在40年代说:“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在“大化三极”(元极、理极、至极)中,“兼和”乃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准则。李慎之先生在写于1992年的《辨同异,合东西》一文中也说:“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虽然实际上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以至厮杀,但是中国人从来追求的是‘和’,而且总是从‘争’中看到‘和’。……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由此可见,两位先生在思想上是相通的。

  90年代初,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的杂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出刊,张岱年先生担任主编。此刊物在当时很受学人的重视,可惜后来停刊了。我曾拜读过李先生在此刊发表的《中国哲学的精神》,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李先生说:“把人定义为‘天地之心’,真可以说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我被李先生的雄健文笔所打动。据我所知,李先生在90年代之前可能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哲学史。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尤其是有超绝的理解力,他在90年代初可能读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对于“中国哲学的精神”有了鞭辟入里、融会贯通的理解。他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方面,一出手就达到了“大家”的境地。此文纵论中国哲学的定义,中国哲学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中国哲学的未来,所论无不精彩。在讲到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时,李先生说:“中国哲学并不像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那样认为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之后还有一个‘本体’或者‘真如’,前者为虚为幻,后者为真为实。中国哲学认为宇宙即是真实。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源而歧出,同体而异用,循宇宙自然而然的规律而生灭变化。……中国哲学不但视宇宙为一个真实不虚的存在,而且视宇宙为一个大化流行的过程。”我知这里的思想源出于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而李先生敏锐、透彻地把握了这一重要思想,并把它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李先生说:“中国哲学是一种有待于发扬光大,应当要发扬光大,而且必然会发扬光大的思想体系。”这个结论可以说是“圣人复出,不可以易”。李先生又说:“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题目太大,本来是不应当冒昧落笔的。但是世变日亟,社会的失序、生态的失衡是大家都已普遍感觉到的危机。……人类今后是走向衰亡还是走向兴盛呢?问题,或者说任务,就是这么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这个任务要靠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协作才能解决、才能完成。而对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帮助重新树立中国人应当树立的价值系统,这就是本文之所以作的原因。”我从李先生对“世变日亟”的忧患意识,从他研究中国哲学的“经世致用”目的,以及他那带有感情的文笔,觉得有如梁任公之再现。1998年,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同仁编辑出版了《中国精神(1)·百年回声》,书中收入20世纪上自严复,下至余英时,计30位学问大家论“中国精神”的名作,李慎之先生的这篇文章也在其中,我认为编者的眼力不凡。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的首篇文章是李慎之先生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在这篇文章中,李先生指出:“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为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而提出的伟大目标。但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却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列国平等的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来说就是全球主义。”“如果我们不以虚幻的愿望来代替切实的行动,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振兴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其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且加速和加深使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交流融合,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当时,我对于“全球化”这个题目还感到陌生,而我后来才知道,李先生在1991年就已经写了《迎接全球化时代》,在1993年又写了《全球化:二十一世纪的大趋势》,他是我国最早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之一。

  在同一期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我的一篇拙文即《析“天人合一”》就发表在李先生文章的后面。这篇拙文是有感而发,虽然我承认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是解决今日生态环境危机的一种文化资源,但我不同意笼统地说“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同意只靠古代的“天人合一”就能解决今日的生态危机,更不同意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主客不分”、“缺乏主体性”。因此,这篇拙文主要就阴阳五行家、道家和儒家关于“天人合一”的一些不同思想进行分析,并且论述了“天人合一”与“明于天人之分”思想的关系。我在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虽然是主张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但人高出于自然界的‘人本’意识(主体性)仍然是十分突出的……中国古代虽然不乏保护、爱护大自然的思想,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广泛落实到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由于战争的焚掠、气候的变迁等社会和自然方面的原因,更由于人口的增长、科学技术和生产效率的相对萎缩,为糊口而大面积地破坏植被、开垦耕地,致使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在历史上呈日趋恶化的趋势。……要解决今日和未来的‘天人’关系问题,不仅需要发扬中国文化的环境意识,而且需要补之以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人类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离不开环境科学。”尽管此文有个别的表述不够严谨,但文中的基本观点我一直坚持。我认为,中国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了如果没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计划生育,那么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必然的。而且,按照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人本”思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要以人际和谐为前提,在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下,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和平”可言。

  大约在1995年的春节之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编辑部给我寄来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打印稿,题目是《泛论“天人合一”——给李存山先生的一封信》,此文后来发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2期。李先生在文中对我的《析“天人合一”》一文给予了肯定,并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他在文中还提到,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精英文化)是无神论的,而“小传统”(世俗文化)是有神论的,他希望我以后对于“小传统”也有所研究(我后来发表过一篇谈儒家的“以神道设教”的短文,大意是发挥荀子所谓“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指出中国的世俗文化中有较浓厚的多神崇拜传统,但现世主义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倾向)。我在收到李先生的打印稿后,在电话中向他表示感谢。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与李先生交谈,此后向他请益也多是在电话中。记得有一次谈到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他说有人认为张先生的“玄思”不够;我说,张先生的思想可谓“很实在而有理想”,他不追求“极高明”的“玄思”。

  1996年末,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全集》发行,当时在北大召开了一次祝贺张先生《全集》出版发行的座谈会,许多著名学者与会,李慎之先生也参加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先介绍了《全集》的编辑出版情况,谈到书中的文字是经过比较精心的校对的。张先生向出版社和与会者表示感谢,还谦虚地说但愿《全集》的出版不是“殃及梨枣”(古时候木版印刷多是用梨木、枣木)。记得李慎之先生在发言时,一是对《全集》的出版表示祝贺,二是指出现在许多出版物的错字太多,他粗略翻阅了《全集》,觉校对质量是比较高的,但仍有错字。我当时很佩服李先生的眼力,因为我从职业编辑的角度也发现《全集》中有个别错字。李先生在发言中还对张先生提出了“批评”,他说:你在1957年提出的意见都是对的,把你打成“资产阶级右派”是错误的,你怎么能在回忆录中说是“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呢?张先生对于李先生的“批评”微笑颔之。我觉得这很能体现李先生和张先生在“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性格特点。张先生在回忆录中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这是把自己的“大厄”既归于“命”之所限,又归于己之所为,表达了一种传统的安命、豁达的境界。他在回忆文革期间在五七干校时,竟也说:“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北斗俨然在目,另有一番乐趣。”这是一种传统的“孔颜之乐”。张先生不愿在思想中绷紧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那根“弦”。而李先生当时已经把学术的关注力集中在政治文化的批判上,在他的思想中那根“弦”是绷紧的。尽管张先生与李先生有此不同,但我觉得两人的思想又是相通的,此所以张先生对李先生的“批评”不以为迕,微笑颔之。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5期在首篇位置发表了我的另一篇拙文《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此文肯定“从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和发展方向来说,五四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无疑是正确的”,但又指出“他们将民主与科学同中国原有的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却又有其时代环境和思想方法的局限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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