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6 次 更新时间:2022-04-17 0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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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2020年9月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教授莅临屈子书院讲坛,以“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为主题发表演讲。讲座由凤凰网湖南频道全球同步直播。以下为文字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道学友:

   大家下午好!

   我非常荣幸参加屈子书院讲坛第11期的学术交流。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汨罗市离岳阳市很近,大家都参观过岳阳楼,所以大家对《岳阳楼记》都比较熟悉,我们在语文课本里也都会读到这篇文章。范仲淹作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大家对他是比较熟悉的。但一般人都把范仲淹作为一个文学家,很少把他作为思想家、政治家。今天我就想从儒家文化,尤其是从宋代儒学发展这个角度,和大家做一次交流。也就是说,我想深入地讲一讲《岳阳楼记 》这个千古名篇的写作背景与思想内涵。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 》正文的前面写了一个序,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后署写作的日期是“时六年九月十五日”,也就是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把日期写得非常清楚。他在《岳阳楼记》中说“进亦忧,退亦忧”,这实际上概括了范仲淹一生的仕途经历。因为他自从政以来,曾经“四进四退”,也就是四次被提拔到中央,又四次被贬到地方。这个仕途经历和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有密切的关系。若要了解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政治背景,就需要了解他的生平际遇,在庆历六年之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

   1、范仲淹的身世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卒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在58岁时写成《岳阳楼记》,六年之后就去世了。《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在他的仕途达到最高峰,然后退下来在河南邓州写的。此后他又到杭州、青州任职,最后被移官到颍州,但途中走到徐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去世了。范仲淹的祖籍是苏州,但他生在徐州,死在徐州。

   范仲淹在徐州出生两年之后,他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无所依靠,就改嫁给长山朱氏,这个“长山”就是今山东省长山县。范仲淹也改姓朱,名为 “说”, 读为“悦”,“朱说” 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26岁中进士,之后才恢复范姓。

   范仲淹21岁时寄居在长自山醴泉寺(今山东省邹平县南)刻苦读书。直到23岁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于是他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南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当时叫睢阳,又名“南京”。在临走的时候,范仲淹和他母亲相约“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关于范仲淹年少刻苦读书的故事,《范文正公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说:“公与刘某同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齑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此者三年。”也就是说,他在青少年读书时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做一碗粥,划成四块,放一点儿菜和盐,这就是一天的食物,如此过了三年。成语“断齑画粥”讲的就是范仲淹的这个故事。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说:“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以勉强支持也。”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想要有所作为,而生活非常艰苦,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学习了孔子的弟子颜渊之“箪食瓢饮”与范仲淹之“断齑画粥”。

   青年毛泽东1913年在《讲堂录》中记载:“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讲堂录》中还记载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他说的“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指的就是诸葛亮和范仲淹。在宋朝的时候,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朝的时候,曾国藩、左宗棠并称。青年毛泽东认为韩、左是“办事之人”,范、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是青年毛泽东对范仲淹的一个高度评价。当时毛泽东非常佩服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而范仲淹和曾国藩一样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对范仲淹有较多的记述,我想这可能是杨昌济先生对这一段历史了解比较多,所以讲课的时候讲得比较多。《讲堂录》中又有:“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程朱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骎骎比隆东汉焉。”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就是刚经历过唐末和五代十国,那时社会动荡、道德沦落,宋朝统一之后所面临的就是儒学的复兴与如何砥砺士风的问题,范仲淹在这里起了一个率先引领的作用。

   关于宋代儒学的复兴,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经说过一段话:“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 、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道学指的就是理学。周、张 、二程的学说在北宋时期主要称为道学,到了南宋时期多被称为理学。朱熹在总结宋代道学或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的时候,认为自范仲淹开其端,而后有“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他们被认为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这“宋初三先生”都是范仲淹带出来的,他们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宋初三先生”之后有周子、程子、张子。周子就是周敦颐,程子就是程颖、程颐,张子就是张载。“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这是朱熹对北宋儒学发展的一个记述和评价。

   《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范)纯仁皆与从游,昼夜肆业,至夜分不寝……”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大儿子,后来也当过宰相。这里说“宋初三先生”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范纯仁和他们一起交游读书,“昼夜肆业,至夜分不寝”,揭示了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真实关系。

   青年毛泽东说要“学颜子之箪瓢,范公之画粥”。“颜子之箪瓢”这个典故出自《论语》。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述而》)孔子不是拒绝富贵,而是坚守道义的原则,如果违背了道义而追求富贵,孔子是不干的,他把道德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取向。“饭疏食,饮水”,就是指吃的粗食淡饭。“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虽然生活艰苦,但他在精神上仍然是愉悦自足的,因为他实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道德价值。“颜子之箪瓢”,是孔子对其弟子颜回的表扬。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说颜回的生活穷苦,饮食只能是粗食淡饭,住在粗陋狭窄的巷子里,常人对此是不堪其忧,但颜回仍然能在精神上保持一种“乐”的境界。孔子和颜回在生活艰苦的状况下,为什么能够“不改其乐”,后来这个话题成为宋明理学家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叫“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按照周敦颐的解释,就是在人的一生中价值有高有低,当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时,其他所谓的贫富穷达、利禄得失等就显得不重要,乃至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他们在生活很艰苦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一种“乐”的境界。

   史料记载,范仲淹到南都(商丘)后,“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如此刻苦读书五年,范仲淹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史· 范仲淹传》)。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范仲淹在26岁时中进士。那个时期中进士是非常难的,当时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读书人比以前多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也多了,但是朝廷录用官员的名额是很有限的,所以中进士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的。我们在前面讲的“宋初三先生”,比范仲淹小几岁,他们到四五十岁也没有中进士,后来因有范仲淹的奖掖、推荐、提拔,他们才在宋代的儒学复兴中起了重要作用。

   范仲淹在登第后,作诗云:“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范文正公集· 年谱》)。他在南都苦学期间曾作诗《睢阳学舍书怀》, 其中一句是:“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颜子就是颜回,范仲淹所学的就是“孔颜之乐”的境界。《岳阳楼记》里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觉得儒家实际上有两种“乐”:一种是“孔颜之乐”,还有一种是“天下之乐”。“天下之乐”是追求与全社会普遍的道德和幸福一致的“乐”,而“孔颜之乐” 是个人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这是一种“道义之乐”,所以即使在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也仍保持一种精神上自足的“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追求“天下之乐”,但是在“天下之乐“没有达到之前,范仲淹是否就一直处于“忧”的心态呢?实际上,当时范仲淹还有一种当下自足的“乐”,这就是“道义之乐”。因为这种“乐”是道义的,所以它一方面是超越个人功利的精神上自足的“乐”,另一方面又是有道义感的,有社会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因此,在“瓢思颜子心还乐”之后,还有“琴遇钟君恨即销”。钟君就是钟子期,他是伯牙鼓琴的知音。当伯牙遇到了钟子期这样的知音,他的高超琴艺才得到了体现,他也就没什么遗憾了。范仲淹说“琴遇钟君恨即销”,就是希望他也能得到“知音”,这在宋代的历史环境下就是能考中进士,从而能做官,也就有了能够为社会、为天下人做出重大贡献的机会。我们可以说,“瓢思颜子心还乐”是一种道德高尚的“内圣”的境界,“琴遇钟君恨即销”则是一种具有社会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外王”的志向。在范仲淹的思想中,“乐”与“忧”或“内圣”与“外王”是结合在一起的。

   欧阳修也是那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范仲淹是共进退的“战友”,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范仲淹去世之后,范仲淹的儿子请欧阳修为范仲淹写了碑铭。关于范仲淹一生经历的记载,最早写得比较详细的就是欧阳修。欧阳修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概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后来朱熹对范仲淹也有一个评价:“且如一个范文正公 ,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这里说的“以天下为己任”,也是儒家孔门弟子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 泰伯》)的一种精神表达。

   范仲淹在中进士后曾经到安徽广德县做官,两年后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在中进士做官后,就把母亲从山东迎侍到祖籍苏州。范仲淹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他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 范文正公集· 年谱》),这样才恢复了范姓。

   2、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发生在宋仁宗庆历三年 (1043) ,而庆历新政的改革思想是范仲淹在十多年之前就开始酝酿了。在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的时候,范仲淹写了《奏上时务书》,这是他以后一系列上书倡行新政的开始。书中提出“救文弊”,即要改革文风;“复武举",即要恢复科举的武科考试,以选拔将才。范仲淹最先认识到宋代“偃武修文”的弊端,而主张重视武备,文武并举。他还提出“重三馆之选”,以改革科举;“赏直谏之臣”,以选贤任能等。他批评当时士人的学风和官员的吏治:“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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