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隐逸诗人陶渊明(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6 次 更新时间:2014-12-22 1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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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一、躬耕陇亩的隐士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他的一生平淡无奇,不但没有垂名青史的功业建树,而且没有激动人心的复杂经历。他曾做过几任小官,后来便在家乡寻阳隐居终老。他留下的作品只有120多首诗歌和12篇辞赋、散文,这些作品内容朴实,风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壮采见长,当时几乎没有受到文坛的注意。但是陶渊明身后的声名却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受到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苏东坡是才华横溢的天才,却认为李白、杜甫都不如陶渊明,并且“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子由书》)。辛弃疾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却对陶渊明极表敬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清代龚自珍甚至说:“渊明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舟中读陶》)一位终生隐居的穷苦读书人,竟会与功盖三分国的诸葛卧龙一样雄豪?陶渊明故居的平常松菊竟会成为万古高标的象征?让我们从他的生平说起。

   陶渊明在《晋书》、《宋书》、《南史》中皆有传,此外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也撰有《陶渊明传》。陶渊明于东晋兴宁三年(365)生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宋元嘉四年(427)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三岁。他在东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入宋后生活了七年,其生平正当晋宋之际的乱世。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身为东晋重臣,官至太尉、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进赠大司马。陶侃是东晋的重臣,为稳定东晋政权立有大功,功勋和地位并不亚于王导、谢安,但是他本是南方的溪族,年轻时曾打鱼为生。在那个特别看重门第的社会里,陶侃虽居高位,仍不免被出身贵族的温峤骂为“溪狗”。陶侃身后不久,其家族就衰微了。以至于连陶渊明的祖、父叫什么名字,现已不很清楚。陶渊明虽为陶侃这位曾祖感到自豪,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出身贵族,相反,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总是“贫士”。请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的自述: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篇短文并未声称是自传,但是沈约《宋书·隐逸传》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亦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人们公认它就是陶渊明的自传。凡是传记文字,第一要务是交代传主的家世。然而《五柳先生传》中开篇即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这固然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但也透露出作者对于郡望、阀闾、族姓等决定士人身份高下的种种因素的蔑视。陶渊明死后,其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以哀悼之,诔文中说陶渊明“韬此洪族,蔑彼名级”,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准确叙述。“韬”者,敛藏也。“洪族”者,大族也。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二十九岁入仕,历任江州祭酒、荆州刺史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职,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从此归乡隐居,终身不复出仕。被后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为什么几度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得很清楚:“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可见他是为了养家活口才勉强出仕的。颜延之的诔文把陶渊明出仕的原因说得更加清楚:“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李善注指出后面二句包含着两个典故:一是《韩诗外传》所记战国时人田过之语:“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二是《后汉书》所载的毛义之行为:“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可见陶渊明所以出仕,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奉养母亲。在这方面,田过的言论和毛义的行为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出处准则。陶渊明的出仕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正因如此,陶渊明虽然几度出仕,但在职时间一共不过数年。他初作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后来的几任也都很短:任荆州幕僚达三年,当镇军参军仅一年,建威参军仅五个月,而最后一个官职彭泽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晋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为彭泽令。“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他从此彻底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像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归去来兮辞》中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而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乡以后,陶渊明在家乡隐居。在当时的条件下,隐居生活毕竟是清贫,乃至艰苦的。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繁重的农业劳动是格外的艰辛。陶渊明家境贫寒,耕种所得不足维持全家温饱,有时竟不免向人乞食。但即使如此,陶渊明还是坚决拒绝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征召,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官归隐,六十三岁去世。这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涯,就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富贵荣华的诱惑的胜利记录。请看在陶渊明去世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上门来拜访,这位檀道济不但是江州的地方长官,而且是刘宋皇朝的宠臣,他闯进陶家,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规劝陶渊明出仕,说什么“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秉性贞刚的陶渊明早已绝意仕进,况且檀道济还不合时宜地把刘裕已行篡弑之事的当时誉为“文明之世”,这更使对刘裕篡晋极为反感的陶渊明忍无可忍。尽管此时陶渊明贫病交加,处境窘迫,但他断然拒绝了檀道济的劝说。话不投机的檀道济临走时竟然“馈以粱肉”,公然以权贵的身份对陶渊明进行物质赏赐,这种“嗟来之食”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所以陶渊明坚决不肯接受,“麾而去之”,即挥挥手让他拿走。一向待人彬彬有礼的陶渊明为什么会不顾礼数地“麾而去之”?因为檀道济的举止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麾而去之”是对“嗟来之食”的拒绝,是对物质诱惑的坚决抵拒。

   陶渊明终于在贫穷艰难却又恬静安宁的隐居生活中走完了人生。临终之前,他作《自祭文》云:“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果然,他的身后相当凄凉。挚友颜延之作诔哀悼,并与其友好商议后私谥曰“靖节征士”,此外无人为作哀吊文字,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赠。以至于在他身后不久,沈约、萧统等人对他究竟是名“渊明”字“元亮”,还是名“潜”字“渊明”,就已不甚了然。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仰之弥高的人格典范。请看南宋辛弃疾在《鹧鸪天》中对陶渊明的礼赞: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二、污浊泥塘中的皎洁白莲

   陶渊明生活的晋宋之际,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在陶渊明出生的四十多年前,东晋的第二个皇帝晋明帝向宰相王导询问晋朝的开国史,王导就把当初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残暴过程说了一遍。明帝听了,羞愧得把脸伏在床上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正如当时北方前赵的石勒所说,司马氏的政权是用狡诈和残暴的手段从孤儿寡妇手中夺来的。正因晋朝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朝廷甚至不敢提倡忠君,整个社会便陷入缺乏道德准则的混乱状态。晋代的历史学家干宝写了一部《晋纪》,一般来说,叙述本朝历史的史书总要歌功颂德一番,可是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却对本朝政治严厉批评,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感到痛心疾首:“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及至晋末宋初,士大夫更加道德沦丧,寡廉鲜耻。在那个充满着污泥浊水的泥塘中,陶渊明像皎洁的白莲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成为那个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人格高标。那么,陶渊明的人格究竟有哪些不同于流俗的体现呢?

   首先,当整个社会都争先恐后地趋附权势与财富时,陶渊明却以清高、狷介的品格鹤立鸡群。晋朝的门阀制度根深蒂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既非德行,也非才能,而是门第。所以左思愤怒地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茎寸径,荫此百尺条。”(《咏史》)枝叶繁茂的松树长在山涧底,柔弱的树苗长在山顶上。那棵只有一寸粗的小树苗竟然遮盖着百尺青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便是当时门阀制度的准确概括。当时不但王谢子弟聚居在建康城的乌衣巷里妄自尊大,社会上的其他人也对高门贵族心怀歆羡,直到梁代,连那个一心要造反的侯景都向梁武帝要求向王谢之家求婚。门阀制度下的价值观必然导至全社会追逐富贵的不良风气,正如干宝《晋纪总论》中所说,当时的士风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士人不但追求官位,而且赤裸裸地追逐财富。王戎身居高位,家财百万,还每天晚上与妻子在烛光下摆弄筹码算账。和峤家财万贯却为人吝啬,人们说他有“钱癖”。正是在晋代,鲁褒的《钱神论》中出现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的话,故后人称钱为孔方兄。在这样一个污糟的环境中,陶渊明以我行我素的态度遗世而独立。陶渊明对以王谢为代表的高门贵族从未投过一丝歆羡的目光,相反,他对历史上那些贫寒终生的高士极为倾慕。他写了《咏贫士七首》,专咏那些安贫守贱的古代高士,比如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咏黔娄的一首,诗中说:“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后二句说既不以高贵的爵位为荣,也不接受丰厚的馈赠,这正是陶渊明自己的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陶渊明才到中年便辞官归耕,其后即使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也坚决不应朝廷的征召,这是对“不义而富且贵”的彻底拒绝,是对趋炎附势的世风的尖锐批判。有些论者强调陶渊明对晋室的忠诚,说他归隐不仕是出于反对刘裕篡晋。陶渊明确实反对刘宋篡晋,渊明的曾祖为东晋重臣,本人也曾仕晋,自然会有忠晋的意识。况且刘裕以狡诈残暴行纂夺之事,更使陶渊明十分反感。晋恭帝被弑后,陶渊明作《述酒》一诗,用廋词隐语抒哀悼之意,便是明证。然而陶渊明归隐的意义远远高于不事二朝。他辞去彭泽令事在义熙元年(405),下距刘裕纂晋尚有十五年,此时刘裕纂晋之势尚未形成,陶渊明不能未卜先知。其实陶渊明对整个晋宋之际的黑暗政治都深恶痛绝,他竭尽全力去维护的目标是内心的操守。正因如此,志行高洁的萧统颂扬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南宋隐士朱敦儒晚年被迫出仕,后深感懊悔,作诗说:“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

其次,当整个社会弥漫着虚伪、浮躁、放纵的风气时,陶渊明却以真诚、纯朴的行为鹤立鸡群。道德沦丧的社会必然是虚伪的,晋代士人的假清高便是明证。比如享尽富贵荣华的王衍,竟然“口不言钱”。又如潘岳作有《闲居赋》,表达了恬淡高洁的情怀,但他事实上是个“望尘下拜”的卑劣小人。陶渊明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感士不遇赋》中痛斥:“自真风告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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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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