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至淳至练——陶渊明的人格与风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22-10-03 1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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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 (进入专栏)  

  

   自钟嵘推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一般人都着重渊明的隐逸一方面;自颜真卿作诗表白渊明眷恋晋室的心迹以后,一般人又看重渊明的忠贞一方面。渊明是隐士,却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气,像《红楼梦》里妙玉性格的那种隐士;渊明是忠臣,却也不是他自己所景仰的荆轲、张良那种忠臣。在隐与侠以外,渊明还有极实际极平常的方面。这是一般人所忽视而本文所特别要表明的。隐与侠有时走极端,“不近人情”;渊明的特色是在处处都最近人情,胸襟尽管高超而却不唱高调。他仍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认为人生理想在“和寻常市民一样过生活,和半神人一样用心思”,渊明算是达到了这个理想。他的高妙处我们不可仰攀,他的平常处我们却特别觉得亲切,他尽管是隐士,尽管有侠气,在大体上还是“我辈中人”。他很看重衣食以及经营衣食的劳作,不肯像一般隐者做了社会的消耗者,还在唱“不事家人生产”的高调。他一则说:“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再则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本着这个主张,他从幼到老,都以种田为恒业。他实实在在自己动手,不像一般隐士只是打“躬耕”的招牌。种田不能过活,他不惜出去做小官,他坦白地自供做官是“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也不像一般求官者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种田做官都不能过活,他索性便求邻乞食,以为施既是美德,受也就不是丑事。在《有会而作》那首诗里,他引《檀弓》里饿者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饿死的故事,深觉其不当,他说: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

   在这些地方我们觉得渊明非常率真,也非常近人情。他并非不重视廉洁与操守,可是不像一般隐者矫情立异、沾沾自喜那样讲廉洁与操守。他只求行吾心之所安,适可而止,不过激,也不声张。他很有儒家的精神。

   不过渊明最能使我们平常人契合的还是在他对人的热情。他对于平生故旧,每因“语默殊势”而有不同调之感,可是他觉得“故者无失其为故”,赠诗送行,仍依依不舍,殷殷属望,一片忠厚笃实之情溢于言表,两《答庞参军》《示周祖谢》《与晋殷安别》《赠羊长史》诸诗最足见出他于朋友厚道。在家人父子兄弟中,他尤其显得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他的父亲早弃世,他在《命子》诗中有“瞻望弗及”之叹。他的母亲年老,据颜延之的诔文,他的出仕原为养母(“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义,追悟毛子捧檄之怀”)。他出去没有多久,就回家省亲,从《阻风于规林》那两首诗看,他对于老母时常眷念,离家后致叹于“久游恋所生”,回家时“计日望旧居”,到家后“一欣侍温颜”,语言虽简,情致却极深挚。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异母生的,程氏妹死了,渊明弃官到武昌替她料理后事,在祭妹文与祭弟文中,他追念早年共甘苦同患难的情况,焦虑遗孤们将来的着落,句句话都从肺腑中来,渊明天性之厚从这两篇祭文、自祭文以及与子俨等疏最足以见出,这几篇都是绝妙文字,可惜它们的名声为诗所掩。

   渊明在诗中表现最多的是对于子女的慈爱。“大欢惟稚子”,“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稚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随便拈几个例子,就可以令人想象到渊明怎样了解而且享受家庭子女团聚的乐趣。如果对于儿童没有浓厚的同情,或是自己没有保持住儿童的天真,都决说不出这样简单而深刻的话。渊明的长子初生时,他自述心事说:“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可见其属望之殷。他做了官,特别遣一个工人给儿子,写信告诉他说:“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寥寥数语,既可以见出做父母的仔细,尤可见出人道主义者的深广的同情。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是何等心肠!它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那两句诗都可以摆在释迦或耶稣的口里。谈到他的儿子,他们似不能副他的期望,他半诙谐半伤心地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他临死时还向他们叮咛嘱咐:“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最后以兄弟同居同财的故事劝勉他们。杜甫为着渊明这样笃爱儿子,在《遣兴》诗里讥诮他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其实工部开口便错,渊明所以异于一般隐士的正在不“避俗”,因为他不必避俗,所以真正地“达道”。所谓“不避俗”是说“不矫情”,本着人类所应有的至情深情去应世接物。渊明的伟大处就在他有至性深情,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现出来。趁便我们也可略谈一般人所聚讼的《闲情赋》。昭明太子认为这篇是“白璧微瑕”,在这篇赋里渊明对于男女眷恋的情绪确是体会得细腻之极,给他的冲淡朴素的风格渲染了一点异样的鲜艳的色彩;但是也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渊明是一个有血肉的人,富于人所应有的人情。

   总之,渊明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这就是说,他的精神生活很丰富。他的《时运》诗序中最后一句话是“欣慨交心”,这句话可以总结他的精神生活。他有感慨,也有欣喜;惟其有感慨,那种欣喜是由冲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欣喜,不只是浅薄的嬉笑;惟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有适当的调剂,不只是奋激佯狂,或是神经质的感伤。他对于人生悲喜剧两方面都能领悟。他的性格大体上很冲和平淡,但是也有它的刚毅果敢的一方面,从不肯束带见督邮、听莲社的议论攒眉而去、却退檀道济的礼物诸事可以想见。他的隐与侠都与这方面性格有关。他有时很放浪不拘形迹,做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酿酒用的谷)”;王宏叫匠人替他做鞋,请他量一量脚的大小,“他便于座伸脚令度”;醉了酒,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在这些地方他颇有刘伶、阮籍的气派。但是他不耻事家人生产,据宋书《隐逸传》:“他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可能在桓玄下面做过官;他孝父母,爱弟妹,爱邻里朋友尤其酷爱子女;他的大愿望是“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他的高超的胸襟并不损于他的深广的同情;他的隐与侠也无害于他的平常人的面貌。

   因为渊明近于人情,而且富于热情,他想信他的得力所在,儒多于道。陈寅恪先生把魏晋人物分为名教与自然两派,以为渊明“既不尽同稽向之自然,更有异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涛)王(戎)辈之所为。盖其己身之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并且引“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两句诗证明渊明“非名教”。他的要旨在渊明是道非儒。我觉得这番话不但过于系统化,而且把渊明的人格看得太单纯,不免歪曲事实。渊明尚自然,宗老庄,这是事实;但是他也并不非名教,薄周孔,他一再引“先师遗训”(他的“先师”是孔子,不是老庄,更不是张道陵),自称“游好在六经”,自勉“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遗嘱要儿子孝友,深致慨于“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却不是证明渊明“非名教”的事实。

   我们解释了渊明的人格,就已经解释了他的诗,所以关于诗本身的话不必多说,他的诗正和他的人格一致,也不很单纯,我们姑择一点来说,就是它的风格。一般人公认渊明的诗平淡。陈后山嫌它“不文”,颇为说诗者所惊怪。其实杜工部早就有这样看法,他赞美“陶谢不枝梧”,却又说,“观其著诗篇,颇亦恨枯槁”。大约欢喜雕绘声色锻炼字句者,在陶诗中找不着雕绘锻炼的痕迹,总不免如黄山谷所说的“血气方刚时,读此如嚼枯木”。阅历较深,对陶诗咀嚼较勤的人们会觉得陶诗不但不枯,而且不尽平淡。苏东坡说它“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刘后村说它“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姜白石说它“散而庄,淡而腴”,释惠港引东坡说,它“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都是对陶诗作深一层的看法。总合各家的评语来说,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这两组恰恰相反的性质如何能调和在一起呢?把他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迹;正如他在性格方面把许多不同的性质调和在一起,是同样的奇迹。

   把诗文风格分为平与奇、枯与腴、质与绮两种,其实根于一种错误的理论,仿佛说这两种之中有一个中和点(如磁铁的正负两极之中有一个不正不负的部分),没有到这一点就是平、枯、质;超过了这一点便是奇、腴、绮。诗文实在不能有这种分别,它有一种情感思想,表现于恰到好处的意象语言,这恰到好处便是“中”,有过或不及便是毛病。平、枯、淡固是“不文”,奇、腴、绮也还是失当,蓬首垢面与涂脂敷粉同样不能达到真正的美。大约诗文作者内外不能一致时,总想借脂粉掩饰,古今无须借脂粉掩饰者实在寥寥。这掩饰有时做过火,可以引起极强烈的反感,于是补偏救弊者不免走到蓬首垢面的另一极端,所以在事实上平、枯、质与奇、腴、绮这种的分别确是存在,而所指的却都是偏弊,不能算是诗文的胜境。

   陶诗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质不绮,因为它恰到好处,适得其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一眼看去,却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境”,渊明所以达到这个境界,因为像他做人一样,有最深厚的修养,又有最率真的表现。“真”字是渊明的惟一恰当的评语。“真”自然也还有等差,一个有智慧的人的“真”和一个头脑单纯的人的“真”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Spontaneous与native的分别。渊明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蒸馏过、洗练过的。所以在做人方面和在做诗方面,都做到简练高妙四个字。工部说他“不枝梧”,这三个字却下得极有分寸,意思正是说他简练高妙。

   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淳、那么练。屈原低徊往复,想安顿而终没有得到安顿,他的情绪、想象与风格都带有浪漫艺术的崎岖空兀的气象;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帖的句子;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后来诗人苏东坡最爱陶,在性情与风趣上两人确有许多类似,但是苏爱逞巧智,缺乏洗练,在陶公面前终是小巫见大巫。

  

   本文节选自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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