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菱:重写隐士:早期史传中的陶渊明形象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22-07-28 09: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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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菱  

   近千年来,陶渊明(或陶潜,字元亮,谥号靖节,365—427)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是,作为文化偶像,陶渊明在后代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的接受时间却要早很多。在他死后,陶渊明被视为高尚隐士、道德模范和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除了他的作品,与这些性格描绘以及逸事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材料来源就是陶渊明的早期传记,在这些传记中,陶渊明被归入“隐逸传”中。1这些传记材料,除了能提供有关渊明生平和性格的描绘外,对后代绝大多数读者来讲,是理解陶渊明诗文作品的重要背景依据。从5世纪后期到7世纪早期,《宋书》《南史》《晋书》等官修史书中的陶渊明传记以及萧统的《陶渊明传》,通过大量的历史叙述对陶渊明的隐逸形象做了基本框架。2就对后代读者的影响来讲,上述四篇史传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这四篇传记材料中的所述内容,一般被视为了解陶渊明的基本事实,但是近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其中的真实性。齐益寿在比较了史传中的逸事跟陶渊明作品和其他文献中的有关内容后,指出需要重估这类材料的价值。3王国璎不仅对传记中的多数内容进行了深层辨析,更重要的在于,她批判性地分析了史传叙述中如何构建了陶渊明的形象。4王国璎认为,许多流传较广的故事经不起这样严格的批判性分析,不仅在陶渊明自己的作品中或者其他同时代的文献中缺乏依据,而且经常彼此互相冲突,有些很可能是道听途说的产品或者作者主观想象出来的内容。

  

   尽管有些逸事是可信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传记中的内容是撰者对传主生平事迹材料选择性处理的一种结果,并由此形成了对陶渊明实际生活的一种主观阐释;可以确认的是,四篇传记有诸多共同点,但在增删传主生平事迹材料过程中,却产生了非常不同的陶渊明形象。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对四篇传记进行独立分析并相互比较,由此探寻传记作者“建构描述”过程中的本质、方式、语境、动机,这是理解后代读者如何形成陶渊明形象的重要一步。把这些史传作为独特文献来理解的话,需要仔细辨认其中的不同,并且要慎重对待文本中的选择性。《宋书》中的陶潜传,由沈约(441—513)在488年所撰,它成为萧统(501—531)独立叙述的基础,后又被收入萧统的《陶渊明集》,同时也是李延寿《南史》(约成书于643年—659年)、房玄龄(578—648)《晋书》(约成书于648年)中的主要叙述基础。

  

   一、隐逸的理想与实践

  

   所有的传记都把陶渊明放在了隐逸的框架下,这与中世纪时复杂的隐逸思想与实践背景有关,5因此有必要对传记中的隐逸概念先做一下简单评论。牟复礼(Frederick Mote)对于“隐士”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学而优则仕”在儒家看来,是那些有能力、有素养又有学识的文人最合适的职业,但是主张隐逸的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即从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关上跟外界联系的大门,不依赖政府的俸禄,自食其力,展现其对进入官场、获得社会名利地位行为的抵制,转而投身于修身养性、著书立说以及艺术追求中,这就成了人们眼中的“隐士”。6

  

   从官场上退出是古代隐逸的主流,但正如牟复礼所指出的那样,古代文人选择隐逸的动机却因人而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有关隐逸的讨论,大都注意到了隐士选择归隐时在个人动机和时代环境方面的差异。中国史学家对隐士类型的早期区分包括:隐居山林,追求理想的隐士;从官场退隐,保持他们正直品行的隐士;使自己远离伤害的隐士;抗议不义政府并采取不合作态度的隐士;因为“不遇时”而选择归隐的隐士;追寻内在自然之性的隐士。7这些不同的隐逸动机彼此并不互相排斥。现代有关隐逸现象的研究把这些分类进行了提炼并从儒、释、道的角度做了新的划分。8

  

   另外一种有关隐逸的划分体系是根据隐逸地点的不同所作的分类,这是中世纪的作家们提出来的。在这个分类体系中,隐士可以分为“朝隐”“市隐”、山林隐士和田园隐士。朝隐之所以成为可能,这跟后汉、魏晋时期的士林风气有关,当时士人推崇“得意”。王瑶对这种态度有简洁的解释,他说“只要能得其意,则朝隐也可,市隐也可,并不一定要栖遁山泽”9,这种类型的隐逸有些复杂,它有隐逸之实,却没有隐逸之形。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以隐逸动机或以隐逸地点为标准的划分,各自体系内都有多种不同的类型,这有助于我们把握古代社会中复杂多样的隐逸实践。

  

   当然,隐逸并不只是史学家用以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的一种标准,它还常用以指称学者生前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在六朝文化背景下,隐逸有着积极的价值,被社会作为一种高尚的行为所接受,并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10不过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Aat Vervoorn)认为,中国隐逸传统的主要形成时期是在东汉,11要早于六朝;美国学者柏士隐(Alan Berkowitz)说六朝时期的个人隐逸实践是构成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隐逸传统的重要基础。12陶渊明是这个时期个人隐逸实践中的重要一员,他的隐逸实践对隐逸传统的形成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二、有关陶潜的四种历史肖像

  

   史传作者在把陶渊明生平和隐逸方面的信息变为叙事文本的时候,实际上受到了历史编纂传统的影响,正如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特别之处在于保留了对个人行为的探究,而不只是用细致缜密的文字展现个人的完整一生。”13在官修史书的人物传记中,读者不应期望能发现按年代顺序编排的个人生平的档案式叙述。从司马迁和班固开始,就倾向于选择人物性格的一两个特征,有意忽略其他方面,来展现人物的个性。一位史学家近来观察到,《史记》中一种最为常见的人物刻画形式是:“司马迁从人物生平中选取一两个关键场景进行叙述,由此凸显历史人物性格中的某种显著特征。这是历史人物的半身肖像画,人物形象并不完整,但是人物本身的个性特征却有了生动形象的展示。”14这种被凸显的人物性格的某种特征,常与某种个性类型有关。例如,历代史学家笔下的人物传记往往会按人物个性类型划分,如儒生、滑稽、酷吏以及隐士等,在此限定下,类型学的划分标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史传的样子。15

  

   (一)《宋书》陶渊明传的形象刻画

  

   在《宋书·隐逸传》中,沈约沿用了已有的史传人物刻画方法,通过集中展现几个性格片段或人物事迹使所述内容与隐逸主题相关。《宋书·陶渊明传》的第一部分,选取的是与陶渊明隐逸行为相关的逸事,并引用了两篇最能体现陶渊明隐逸志趣的作品——《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传”在展现符合隐逸特征的人物个性和事迹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隐士的故事代表。16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也发现了被鲍吾刚(Wolfgang Bauer)称为隐士“消极职业”(negative career)的内容,即政府多次征召渊明,但多次被渊明拒绝了。17后代接受中广受欢迎的一些故事(如下所列),也在这一部分中找到了伏笔,沈约对陶渊明事迹的剪裁,表现出与陶渊明嗜酒相关的一个高冷、脱俗的隐士形象。

  

   1.(陶渊明)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18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19(译者按:《宋书·陶潜传》与《南史·陶潜传》中为二顷,《晋书·陶潜传》中为一顷)

  

   2.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译者按:《晋书·陶潜传》中为“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3.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命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译者按:《宋书》《南史》此处所记略同,唯《晋书》所记迥异)

  

   4.(颜延之)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

  

   5.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

  

   6.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译者按:《宋书》《南史》《晋书》皆有此逸事,但《晋书》改动较大)

  

   7.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

  

   8.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20

  

   上述八条逸事都见于沈约《宋书·陶潜传》,沈约在上述第七条材料之后,总结评论到,“其真率如此”21。沈约所言“真”与“率”这两个品质一开始都是与饮酒之类的事情有关,但后来却成为了渊明历史接受印象中的永久部分。

  

   尽管沈约所选取的渊明事例大多与饮酒以及隐逸志趣有关,但不能因此说沈约笔下的陶渊明形象就是一维的。一位中国传记文学写作方面的现代学者曾指出,中国史传中的对象经常是作为一维的角色出现在叙述中,这种观点最好需要从整体上来理解。22沈约在《陶渊明传》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陶渊明不仅忠于晋室,并且在父亲与隐士角色之间注意寻求某种平衡。就陶渊明忠于晋室方面,23沈约写道:

  

   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24

  

   在沈约看来,渊明不用新朝年号,是他忠于晋室、不承认刘宋的一个证据。沈约的《陶渊明传》回应了他在《隐逸传》这一章开头以及结尾对隐逸行为和隐士品行的评论,他称这些因为时局无道、没有明君而归隐的人为“贤人”,并且这些人能够“激贪厉俗”25。沈约在《隐逸传》的末尾说道:

  

   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26

  

沈约于是肯定地得出结论,这些隐士在明君在世的时候不会选择归隐。传统上常把隐逸看作一种政治姿态,除了常被认为是拒绝入仕外,很少会有其他含义。然而,隐逸并不是一成不变地被认为是对特定事件或权势人物的反应,有时还常被认为是儒家对政治环境的一种主动变相回应。陶渊明的归隐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成为后来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应当注意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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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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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衡》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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