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胜:启蒙运动及其批评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 次 更新时间:2014-12-18 21: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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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胜  

    

   启蒙运动的三个因素

   当下中国读书人谈论伯林,就好像谈论汉语学术界的某个人物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思想甚至语言的障碍。在中国读书界,伯林的著作就像胡适的书一样,不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书,而是属于公共读物。和胡适的著作一样,伯林的著作写得明白晓畅(可以比较陈寅恪和胡适的不同文风),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著作关注的是广义的公共问题(如个人自由、文化多元、意识形态争论),部分是因为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是学术讲座的整理稿。

   《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是两本书的合集。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名《维科与赫尔德》,是伯林1957-1958年在伦敦意大利学院和1964年在霍普金斯大学两次讲座的整理稿;第二本书首次出版于1993年,名为《北方的魔法师:哈曼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伯林196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座的整理稿。后一次讲座的名称“启蒙运动的两个敌人”,除了哈曼以外,伯林所说的启蒙运动的第二个敌人是迈斯特。在伯林看来,哈曼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源头,迈斯特则是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伯林对迈斯特的研究构成《人性的扭曲之材》这本文集的主体。《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还可以和《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联系起来看,后面这本小书源自1953年伯林在BBC的几次广播讲话,分别讨论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达朗贝、卢梭、黑格尔和圣西门。伯林认为这六个人对人类自由的教条式的、排他性的坚持,反而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敌人。

   伯林是思想史家。启蒙运动及其批评者不是他的一本书的名称,而是他一生的研究计划,或者说是他一生的思考重点。他又把这种研究称作观念史研究。他的最知名的论文集名《反潮流——观念史文集》,反什么潮流呢?启蒙运动。谁在反潮流?他书中讨论的几乎所有人,从孟德斯鸠、休谟到索雷尔,甚至包括马克思。他的《自由四论》说的又是什么呢?启蒙运动及其反对者。个人自由及其制度保障是启蒙运动的最核心概念,在《自由四论》中,除了论密尔的那篇以外,伯林讨论的全是西方思想名家与思想运动对他所说的个人自由的背叛。

   在伯林看来,启蒙运动有三个因素或教条:自然科学思维、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把后面两项合并,我们便可以把启蒙运动理解成为五四运动的两个最著名的口号:科学与民主。科学意味着自然科学方法的支配地位。受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与解释人类历史,用工程技术的方法解决人类社会问题。民主意味着代表制政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由国家联盟,是人类唯一可行、能够经得起理性检查的政治形式,也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最佳政治形式。按照康德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启蒙就是通过发挥自己的判断,运用自己的理性,使人类告别依赖于别人或别的机构的不成熟(类似于人类童年)状态达到“自主”。因此科学与民主这两种东西,都是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结果。

   启蒙运动的缺陷

   也许我们会说,启蒙运动标志着科学的胜利和民主的胜利,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近三百年的世界历史。但是在伯林的眼中,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觉。因为很简单,各种非理性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所掀起的观念——政治运动,只是在后启蒙时代才甚嚣尘上,并且对所谓的民主制度形成威胁。这就表明,启蒙运动肯定有某种致命的缺陷,反对启蒙运动的思想——政治运动肯定有某些重要的发现,表达甚至满足了人类的某种与自主的要求同样重要的要求。这是伯林在他的观念史研究中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这本书讨论的第一个思想家维科生于1668年,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后一代人,比法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孟德斯鸠、伏尔泰都年长。维科属于发现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致命缺陷的人。生活于科学革命的影响下,维科动摇了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适用性。研究外部世界,我们需要依靠自然科学,通过观察与测量把握自然世界的形状、大小与运动模式。但这种方法对于历史与文化研究是不充分的,因为历史涉及人的动机,这就需要理解人希望、动机、爱等情感,理解不同文化如何在诗歌、艺术、宗教中表达自我。理解而不是观测,是历史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致性的模式,历史与人文科学则是增加对人类生活多样性的认识。维科是人文科学及其方法的奠基者。

   维科试图证明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哈曼则对自然科学及其根源理性主义发起猛烈攻击。在世俗化与科学的时代,哈曼强调启示的重要性。他认为祈祷、冥想与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才是把握真理的正途。哈曼痛恨他的时代,痛恨启蒙运动,反对科学、理性和客观化的定量分析,认为时代的所有邪恶都是科学的产物。哈曼坚持认为观察与测量不会产生真理,因为真理只能产生于和上帝的直接面对之中,且上帝只向其倾听者启示真理。除此以外,哈曼在世俗化和民主即将成为时代潮流的时代,坚称信仰、宗教生活的中心地位。我们很容易说哈曼代表着过时的理念,他的思想将随着启蒙的成功而失去影响力。但是伯林要扭转的,正是我们的这种看法。他说,这种非理性主义,正是在哈曼以后的德国乃至西方思想界,才产生巨大影响(如19世纪的克尔凯郭尔、尼采,20世纪的存在主义)和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

   赫尔德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他认为归属感在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价值。赫尔德发现,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引力中心,都有其自身的参照物,因此不同的文化理想是不可公度的。价值问题不可公约,在追求制度、生活方式统一的启蒙时代,是惊人的发现,也是深沉的抗议。在赫尔德看来,人的世界是个大花园,应该让百花齐放、百树齐长,在生活方式上追求一个模式,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灾难。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并呼吁这种独特性得到保留与尊重,乃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根本要求。归属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认同,并不是人类的原始遗存,而是发达和成熟的文明存在形式,这些思想在赫尔德那里得到了雄辩的表达。

   不同的真理和不同的需要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伯林观念史研究的含义。自然科学揭示的真理被视为是唯一的真理;自主的需要是人类最重要的需要。这也许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教条。但是伯林通过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真理和不同的需要。

   当然,伯林认为自己是启蒙理想的继承者,反启蒙主义者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他的观念史研究不是对反启蒙主义者的拒斥,而是对他们的倾听。在伯林看来,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都有各自的理论与现实力量,都有各自的经验证据。它们一同构成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整体的思想与存在状况。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携带着各自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者的现实关怀,处于相互激荡相互驳斥状态;每一种大的思想运动都认为自己为人类,或此时此地的社会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或至少可以带领社会走出困境。社会一开始试图在这些思想中表达偏爱,但立即遭到其他思想运动的强烈抗议;被理想的冲突折磨的社会或国家,只好逐渐退出对任何一方的承诺,划定一个专门的领域,让它们相互争吵与检查。这便是伯林为我们勾画的启蒙及其批评者的思想图景。

   因此,启蒙的时代,既是一个思想上“诸神激战”的时代,也是思想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的时代。思想史研究也在这个意义上刻画着启蒙以后的时代特征: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与传统,都没有被消灭或者被压制;它们全都大声说话并无惧地论证自己。除了思想的力量,除了在逻辑和经验材料方面展示自己的构造力与影响力外,思想者不可能有别的指望。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也是现代世界与现代人无可逃避的思想与存在状况。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英)伯林 著,马寅卯 郑想 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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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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