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孙中山思想中被忽视的四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7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19: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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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提要] 孙中山思想研究尽管倍受重视,但还是有一些问题被忽视了。比如,身为“公仆”的官吏,到底有无“自由”?资本家是否真的残暴而没有“良心”?马尔萨斯人口学说,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耶非耶?中国社会性质到底是“半殖民地”、“全殖民地”,还是“次殖民地”?在澄清、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虽然孙中山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不够严密和缺乏逻辑,但是他的真诚和无私是举世罕见的;孙中山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思想揭露了时代的问题,更在于孙中山形象集中表征了中华民族解决问题的持久信念。

   [关键词] 公仆;资本家;马尔萨斯;次殖民地

  

   孙中山思想研究尽管倍受重视,但还是有一些问题被忽视了。本文拟就以下四个问题进行检讨。

   一、身为“公仆”之官吏,安能“自由”?

   中国人中谁最先提及“公仆”一词,已无可考。据笔者所见资料,严复算是较早提到“公仆”之人。在著名的《辟韩》一文的结尾处,他曾引用过西方政治学家的一段话:“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1]意思是说,国家是人民的公共财产,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不过是国家的“公仆隶”。官与民的地位,高下判然。但是,严复并没有具体说国家的这些“公仆隶”究竟应该如何。真正对“公仆”十分关注的人还是孙中山。

   孙中山对“公仆”的议论,比较零散。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几点:

   一是做“公仆”应该德才兼备。[2]二是做“公仆”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尤其要经过考试。[3]三是做“公仆”必须名副其实,要像公司的办事员一样,为股东服务[4],要“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5]。四是做“公仆”,必须有所牺牲,那就是舍弃自由平等的权利。

   笔者对上述四点的前三点大体赞同,对第四点表示异议。为了表达笔者的看法,让我们重点分析他的第四点。

   他说:“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当官吏却是国民公仆”。[6]在另一处又详细论及此:

   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盖人民终岁勤动,以谋其生;而官吏则为人民所养,不必谋生。是人民实共出所有之一部,供养少数人,代彼办事。于是在办事期内,此少数人者当停止其自由,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养。是人民之供养,实不啻为购取少数人自由之代价。倘此少数人而欲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自由之范围本宽,而在勤务期间则甚狭。仆为总统时,殊不自由。今日来鄂,与诸君相见,实以国民的资格,而非以总统的资格。故仆今日所享之自由,最为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为国民的自由也。……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当未退为人民,而在职为军人或故官吏时,则非牺牲自由、绝对服从纪律万万不可。[7]

   这段话的意思自不必说。但是,它却引发了如下值得思考的问题:

   人民与官吏是一国之内两个对立的群体,因为前者为主人,后者为仆人。试问,一国之内,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群体?既然人民与官吏是对立的,一个人就不可能既为人民又为官吏,必须二者只居其一。试问,一个人还有无选择其他之自由?

   人民赢得主人地位靠的是勤劳,而官吏为公仆则为人民所养。既然如此,为什么民国初年那些为人所养的官吏总是高高在上?既然只有人民才有“完全自由”,他们为何奈何不了牺牲自由的官吏?既然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官吏为何还是能“自由”地干涉人民的自由?已经退为人民的孙中山自己,要一展自己的抱负时,为何处处受牵制?他不是拥有“完全自由”吗?试问,所谓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难道“放荡不羁”就是真自由?既然人民与官吏的地位高下有别,为何民国时期很多人仍希望升官发财?孙中山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判然有别的人民与官吏,这是调和了社会的矛盾还是无能为力?

   如果以上问题,不能予以妥当之解答,孙中山的公仆无“自由”论,岂能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孙中山的“公仆”观,其问题何在?他这样理解“公仆”,其合理性又何在?

   很显然,孙中山所谓的“公仆”是人民和国家的仆隶,他们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或某一阶级的仆隶。这与专制社会下人民的处境是不同的:人民是专制君主的私产和奴隶。因此,孙中山如此界定“公仆”恰恰就是对专制社会的人民为奴隶的一种辩证否定,这当然是一种进步。问题在于,作为人民的“公仆”除了在法律上无法享有人民拥有的自由外,在其他方面又将如何呢?如果“公仆”不具有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又将如何行事?因此,“公仆”可能并不是没有自由,他们只是没有人民享有的那些“自由”。因为,人民享有的那些“自由”正好是对“公仆”可能滥用权力的一种限制。这就是说,“公仆”的“自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必须是在法律约束下的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自由。所以,孙中山把共和国中的官吏作为人民与国家的“公仆”,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就其实际而言,官吏决不是人民和国家的奴隶,而是法律的仆人。只有这样理解“公仆”,才不是那种发生于人和人之间的支配关系的奴隶,而是与人民一样公开服从于人类理性产物即法律的平等的公民。

   二、资本家者,真无良心?

   对资本家的憎恶,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殊不知,近一个世纪前的孙中山已经向资本家“开炮”了。

   在孙中山为自己的社会革命主张的辩护中,流露了对资本家的嫌恶:

   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口不离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职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

   迩来欧美工人对于资本家之无良,常为同盟罢工之事,然总无效。盖工人皆贫,无持久之宿粮,工人求增值,资本家故靳之,逾两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饿,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羁勒。至用货者,有时亦同为资本家所厄。[8]

   以上所引,中心问题是如何进行社会革命,解决社会问题,在其中又引出如何处理资本家的问题。孙中山对资本家不抱好感已是显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待平民甚于“专制皇帝”,没有良心可言。具体来说,资本家不仅控制工人的收入,还控制了他们的消费。孙中山的这种看法,到底有多少实际的根据?或者说,他的美洲见闻,在决定其对资本家的态度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这个问题难以确定。我们不妨设想,孙中山在美洲的实际遭遇,即资本家对他的冷遇,给他的心灵蒙上了阴影,影响了他的判断。因此,从理论上讲,他对资本家的不满,马克思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他在此只字未提马克思,也是一个证明。

   就在几日后一个演说中,孙中山为了预防革命同道在社会革命即民生问题的一些误解,他为他对资本家的态度进行说明:

   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盖国家之设施,利益所及,仍为国民福利,非如少数人之垄断,徒增长私人之经济,而贫民之苦日甚也。……民生主义,则抵抗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9]

   言下之意,解决社会问题,并不是要反对资本(财富),而是要反对资本的占有方式及其占有者,也就是垄断及其资本家。只有财富和利益化为公共所有,才能抵制私人经济和资本家之势力,才能解决民生,“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因此,还有一个潜在的意思:人民和国家拥有财富,此为公;少数资本家占有经济势力,实为私。在共和政治下,公私是俨然对立的,必须化私为公。至于人民如何来分配公共财富,孙中山这里未提及。不过,考虑到他后来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经济政策,他应是倾向于平均主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孙中山对资本家的态度也就是对社会财富的态度,多少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

   事实上,社会的资本家是否确如孙中山所说的没有良心,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对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开发,应该允许有多种方式,关键在于这些方式能否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实现合理分配。对于所谓的“垄断”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关键要看垄断是通过公共权力还是市场竞争形成的。资本家获取财富的形式与过程,能否成为判定他们有无良心的标准,还是值得讨论的。我们不能由社会矛盾所激起的道德谴责,就断定资本家没有良心。因此,对资本家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对资本家就进行了区别对待,进而在恢复当时国民经济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客观地说,孙中山在进行革命的整个历程中,财政问题(核心是革命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频频活跃于海外,不间断地宣传他的革命思想,除了赢得民心、吸纳革命分子之外,主要的目标就是筹措革命经费,用以支持国内革命。乱世奸雄袁世凯之所以成为窃国大盗,一定意义上是他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经费问题,也是限制孙中山实施其实业计划的一大瓶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权威受到党内外的挑战,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来自革命经费问题。很显然,必须有雄厚的资本作为革命的坚实基础,才可能有效推动革命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问题的实质是政治问题。因此,经济问题是革命及其以后的政权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但是,政权重视经济问题,并不意味着它要全面地干涉它,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迪。

   三、马尔萨斯人口学说,是耶非耶?

   建国初期,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因宣讲马尔萨斯人口学说而遭致批判。事实上,八十多年前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的长篇演说中,已经提到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表示异议(这并非说他是第一个提及马尔萨斯的中国人)。

   孙中山是在比较世界人口的增加率的时候,谈到马尔萨斯的:

   百年前有一个英国学者,叫做马尔赛斯(后通译为马尔萨斯——引注),他因为担忧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给的物产有限,主张减少人口。曾创立一种学说,谓:“人口增加是几何级数,物产增加是数学级数。”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刚合他们的心理,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赛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赛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10]

在我看来,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主要是考虑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至于这个学说是否有无保障民族长存的动机,难以断言。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既然是“因为担忧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给的物产有限,主张减少人口”,那么,对于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来说,就不一定完全使用。正如孙中山所说的,法国在早先时候对该学说就十分欢迎,现在已经“提倡增加人口”,也就是不欢迎了。就当时的中国而论,究竟是赞同还是反对呢?国内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中国不少的新青年主张减少人口,孙中山自己却极力反对。他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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