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必须继续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纪念邓小平“八一八讲话25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25 次 更新时间:2005-08-05 23: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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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 (进入专栏)  

  

  25年前的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时光流逝,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邓小平言犹在耳,但他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讲话中,邓小平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显然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在我国各个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领域的严重存在,绝不是“残余影响”这个概念所能包括的。

  

  (一) 对封建专制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历史特征,决定了我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无远弗届。诞生在这种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民主革命的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缺乏准确的理解与把握,以致不能把民主革命坚持到底;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对自身的严重影响也估计不足,始终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在指导思想上总是片面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结果,在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许多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坚决的抵制,而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而得到宏扬和发展。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却忽略了封建主义的严重存在。直到毛泽东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明确地把革命任务转到反帝反封建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过,他的重点仍在于“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而对弥漫于整个旧社会的封建主义传统,尤其是围绕为确立与巩固专制制度而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革命任务的这种偏向反映到党的建设中来,就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始终忽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以统一党内思想为目标的延安整风运动丝毫也没有涉及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旨在整肃知识分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也只是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在统一全党的理论思想和凝聚全党的力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实际上也助长了专制主义在党内的滋长,如用“山呼万岁”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对领袖的爱戴,传唱《东方红》,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就是一些鲜明的例证。可以这样说,从中共成立时起,封建专制主义就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这个革命政党,党的历史上的一切不幸,都可以看到专制主义的阴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辉煌的胜利,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是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却放过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为专制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于是,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便逐渐孳生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构建起一个高度集中的、专断的政治架构。邓小平曾引述毛泽东谈论斯大林的胡作非为的话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同样,象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斯大林,毛泽东引发的那些事件,主要根源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沙皇俄国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使然。这些现象为什么不会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偏偏出现在苏联、中国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比较彻底,而苏中两国则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两个大国都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却把专制主义掩护下来了。尤其荒唐的是,用来掩护专制主义的外衣,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异?

  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斗争比较彻底的基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有了同封建主义抗衡的物质力量。加上他们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政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双重革命的夹击下才逐渐完成变革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才得以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和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经历过深刻全面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封建主义、特别是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传统却根深柢固。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1949年又解放全中国。但这些伟大的革命都没有撼动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深处的根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反封建的政策,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他要通过工业化、电气化和合作化来改变俄国城乡的小生产,从经济上堵塞封建主义复活的途径,因为小生产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得更深更远,他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前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里,既要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也要避免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种种弊端。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思维成果,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顶峰。但是,他没有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列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却把革命的矛头指向本来就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和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限制反限制为形式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宣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这样,他就放过了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三反到反右派、反右倾,他满脑子都想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却看不到专制主义的猖狂进攻,结果导致专制主义全面复辟。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表演。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页)这句话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真是最恰当也不过了。

  

  (二)封建专制主义是腐败的主要根源

  

  据某些学术机构调查,近几年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腐败问题,而专制主义正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人民中国的历史上,社会腐败首先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有的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的社会道德面貌最好的黄金时期。此话不无道理。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同志相称,平等对待,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无不怀念当年的良好的道德风尚。不过,这个所谓黄金时期的断语最多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时期恰恰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日益沦丧、精神日益腐败的时期。建国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敬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认定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是为未来的美好社会加砖添瓦的革命行为,人人都为能做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而自豪。这个高尚的理念,孕育着美好的道德风尚——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准则。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对政治体制的渗透,这些道德准则受到了全面的侵蚀。毛泽东凭藉他的文才武略和丰功伟绩,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崇和信赖。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拜的基础上的最高权力,使他处于推行毕生理想的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却抛弃了自己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奉行了一条反资不反封的错误路线。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长期储积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的“帝王术”。于是,专制主义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的掩护下,找到了在新中国制度里悄然复兴的机会。邓小平在1980年“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猫鼠关系等等,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这些弊端通过政策的制订和施行而延及社会,破坏良好的道德风尚。祸及社会的主要渠道是一系列群众运动。在三反五反的指导思想上,已经表现出主观臆断的专制色彩,在合作化运动和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进一步暴露出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接踵而来的群众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这些在专制主义指挥下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导致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人性凋零。由反胡风肇端而在反右派运动中普遍发扬、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因文贾祸、因言致罪,造成了人们在字里行间、日常言谈中寻找阶级敌人的恶劣风气。公之于世的书籍文章,纯属隐私的信件日记,公开集会的讲话发言,个别交谈的片言只语,都可以找出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流风所及,戚友亲情、同志情谊,都为阶级斗争的沉重压力所笼罩,“对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运动中固然人人自危,平时也互相戒备,就怕运动来时遭到揭发批判。一旦风暴来临,为了避祸求安,不得不违心表态,揭发检讨,以牺牲原则来求取平安,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诚信、人性、人道主义、个人尊严,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屈从政治压力而舍弃道德的现象遍及全国,甚至连最高领导集团也不例外。在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对彭德怀群起而攻之;文革期间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弃权——这些不都是屈服于专制主义而抛弃政治道德的典型事例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政治创伤最为深重,因而精神腐败、道德堕落也极为严重的社会阶层。由于指导思想上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知识分子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充当革命对象的角色,成为专制主义的殉难者。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送上专制主义的祭坛,导致这个本应成为民族脊梁的社会群体的整体堕落。作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他们在无法忍受的精神煎熬和肉体摧残之下,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曾经引以自豪的品格: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自尊自强、忠于理想、自命清高,最后只能违心地承认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以自污自辱的谎言换取苟全性命的机会。至于那些被动员起来迫害他们的主力军,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为了立功,有的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诛心竭力地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吠影吠声、无限上纲,把别人推向灾难的深渊。政治运动召唤和诱发了同类相残的动物本性,把社会变成一个丧失理智、毫无人性的角斗场。它残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影响的却是整个社会,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沦丧。

  不但是历次政治运动,作为经济领域群众运动的大跃进对社会道德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各地各级党政组织竞相跃进放“卫星”,虚报产量,伪造政绩,牛皮吹得越大越能得到表扬提拔;实事求是地上报实际产量或虚报数量较少的则被批为“白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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