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关于高考改革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 次 更新时间:2014-09-19 16: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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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一年一度的中国高考又到了,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又比去年减少3万。这已是第五年连续下降,比2008年的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减少了138万。究其原因,众说不一。有人说是海外大学抢占了中国大学的生源,也有人说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减少了读大学的吸引力,还有人说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令人堪忧,患心理疾病甚至自杀的案例不断增加,等等。总之,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大学教育同中小学基础教育密切相关,一句话,中国教育出问题了。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的症结其实早已为人所知,那就是应试教育而非素质教育。为什么喊了十多年的素质教育改革收效甚微?道理很简单,中国的高考制度没有改;如果说有所改变的话,那就是南辕北辙的改变,越改越糟。毋庸置疑,在中国,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应试教育的顽症在于中国落后的高考制度。为此,我把拙著《面对道德冲突――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中关于中国高考制度的部分章节抄录于此,以供参考。

  

   1、从“3+X”到“3+X+综合”

   1999年广东省率先实施了“3+X”高考方案。在此之前,广东省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采用“3+2”高考方案。“3+2”高案是文科和理科分卷考试,文科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和历史;理科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均为五科,但科目不同;其中语文、英语和数学是文理都要考的,但数学试卷有文科和理科之分。与之不同,“3+X”方案是文理合卷的,其中3科是必考的,即语文、数学和英语;X是选考科目,其范围是: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和生物。在录取标准上由以前的“单上线”改为“双上线”,即三门必考科的总分分数上线和一门选考科分数上线。

   1999年高考之后,广东省教育厅又推出“3+X+综合”的高考方案。其中综合为必考科目,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和政治等。设置这门考试的目的是消除或纠正“偏科”现象,因而被看作是对“3+X”方案的一种完善。这个方案出台以后,立刻引起广东省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强烈反响。在2000年4月广州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对于高考改革方案提出意见。他们认为,与“3+X”方案相比,“3+X+综合”的方案是加负不是减负,对素质教育是促退不是促进,因而应当回到“3+X”方案。对于广州市政协委员们取消综合考试的建议,广东省教育厅没有采纳,2000年广东省实施了“3+X+综合”的高考方案。

  

   2、“3+X+综合”的实际效果

   由“3+2”方案改为“3+X”方案,这对于减轻学生负担、增加考生和高校双向选择的自主权是有利的,因而是向前迈进一步。但是,由“3+X”改为“3+X+综合”,在考试科目上又回到了5门,在考试内容上增加到9门,这显然是与减负的目标背道而驰,因而是向后退,而且比原来的“3+2”还要退步。“3+X+综合”方案的退步性不仅在理论上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去中学作一个调查,问一问中学生们和中学老师们在实施这个高考方案之后的感受,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广东省某重点中学连续当了几年高三班主任的一位资深教师告诉笔者,只有1999年实行“3+X”方案时略感轻松,自从公布“3+X+综合”方案以后,学生的负担成倍增加,基本每天都是晚上12点以后上床,早上6点钟以前起床,睡眠严重不足。她痛心地说,这简直是对青少年的摧残。笔者问她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她说:为了对付综合科目的考试,高三期间必须把中学阶段的所有9门功课统统复习一遍,课程安排的满满的,每周只有2节课作为自修时间,所以,学生只有晚上熬夜来消化白天的课程。

   从官方语言中常常听说广东“3+X+综合”的高考方案是成功的,我不知这是从何说起,其根据是什么,我们希望有关机构能够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

  

   3、何为素质教育?

   有人说“3+X+综合”的高考方案有利于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这里关键问题是对素质和素质教育作怎样的理解。

   广东省教育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认为,学生的知识越全面,其素质就越高,因此,综合考试涉及的内容越多就越能考出学生的素质来。笔者认为,这样理解素质过于狭窄。我同意《素质教育在美国》的作者黄全愈先生的观点:虽然一个人的素质与他的知识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一个人的素质的高低绝不等于知识的多寡。除了知识以外,一个人的素质更多地体现于他的心理平衡能力、人格独立性、道德健全性和创造能力等等。目前中国教育的一个误区就是把教等同于知识训练,当这种狭义的教与学的份量过大时,就会压抑学生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使他们在心理、人格、道德和创造力等方面受到限制。这种教育似乎使知识“全科”发展了,但却使素质片面扭曲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现象的深层原因。

   笔者认为,高考中增加综合考试对于素质教育来说是弊大于利的。综合考试的作用主要在于促进知识训练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在学生负担不大的情况下,这种促进是有好处的;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学生不分文科理科,要求知识全面发展。但是要知道,他们对中学生每一科的要求比起中国要低得多,因此,中国的中学生以致小学生的学习负担要比西方国家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素质教育的主要弱点不在于知识结构的不全面,而在于学生知识训练的负担太重,以致使他们在心理、人格、道德和创造力等方面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谈到,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面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局面,中国素质教育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该说,是学生负担的重和轻,而不是学生知识的多和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是学生负担过重。我们知道,中国的高考是中国的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中国高考的高难度已对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造成巨大的压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高考制度不作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对中小学生减负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

   中国高考改革的重点是放在知识的全面性上还是放在减轻学生负担上,这对于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能否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以为,自2000年高考中增加综合科目考试虽然有其积极的方面,但从总体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对于素质教育来说是本末倒置的,因而是一种错误的导向。

  

   4、“偏科”真的可怕吗?

   1999年的“3+X”方案之所以被替换为“3+X+综合”方案,是由于前者会导致所谓的“偏科”。“偏科”真的很可怕吗?其实不然。首先,每个高中毕业生在高考之前都已通过各门功课的毕业会考,这说明他们已经基本掌握各科所要求的知识;其次,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精通,因此,他在中学里显示出对某一门学科的偏爱和侧重,这没有什么不好。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较早地意识到自己的特长所在并着重在这方面发展,是他日后能够有所作为的重要条件。

   退一步讲,即使真得出现了偏科也没什么可怕的。历史上不少大学者都是偏科的典型。钱钟书当年考清华时数学只得十几分,要不是当时的清华校长敢于破格录取他,我国很可能就少了一位大学者。大哲学家金岳霖的数学也不好,幸亏那一年数学考题出得太难,大多数人都不会做,他也就“蒙混过关”了。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偏科偏得离谱,他在大学里做物理实验总是很糟糕,而且数学也不是太好;他创立广义相对论时,是先有了物理学思想,然后根据需要现学现用黎曼几何的。

   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学有所成的偏科典型,作家和赛车手韩寒就是其中一个。当年18岁的高中生韩寒已经发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在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中两度获将,然而他却多门考试不及格,其中包括语文考试。河北邢台张启东尽管三年高考物理数学皆满分,却因文科成绩太差而年年落榜,幸亏美国波士顿大学慧眼识才,不仅录取而且让他直接成为博士研究生。

   有人说,美国教育同中国教育相比,长处之一就是不偏科,他们的中学教育是不分文理科的。的确,美国中学不分文理科,不过他们这样做恰恰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宽阔的视野,以便他们找到自己真正喜爱的科目。这一点是通过两项措施来保证的:一方面,美国中小学的课程相对容易,学生负担轻得多;另一方面,考试方式和考试内容多样化,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特长加以选择。然而,在这两方面,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学生全科发展,实际是剥夺学生的选择权,也是对学生人格的压抑。

   中国高考的全科要求只是表面上与西方国家的教育相符,而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的。关于全科和偏科的问题,美国教育家杜威是这样说的:“人才也是如此,先把教育范围推广,看他对于观察某种事业起什么反动。中等教育是人生态度将定的时候,正应推广范围,供他选择将来职业之用。这种办法,不能单靠学生;教师也应该负责任,看他对于那一种发生兴趣,便引导他向有兴趣的一方面去。”相比之下,我国中学教育缺少的不是学科的数目和范围,而是学生对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也不注重这方面的引导,只是一味地围着高考指挥棒转。

  

   5、对高考改革的建议

   为促进我国素质教育的改革,笔者以为,在全国统一高考这种大格局暂时还不能改变的情况下,高考改革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考试科目的设置,二是考试内容的安排。在此只谈谈前者。

   关于考试科目的设置,笔者认为应当大致回到广东省1999年的“3+X”高考方案。不过,“3+X”方案的两条分数线之间的关系需要改变。原来的X的分数线只是资格线,一旦上线后便不起作用;三科总分分数线不仅是资格线,而且是对上线考生择优录取的依据,因而比X的分数更为重要。笔者以为,这恰是将主次关系搞反了,应当把三科总分仅仅作为资格分,而把选考科X的分数作为择优录取的依据。这样,学生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相对集中在他所喜爱的科目上,可以钻得深而不觉得太累,既达到减负目的,又达到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目的。基于这一思想,笔者对“3+X”高考方案的改进提出以下建议:

   (1)把三科总分分数线仅仅作为资格线,相应地,三科考试的题目应当简单一些,只要求学生具备这些科目的基本知识。选考科X的分数既作为资格分又作为择优的依据,相应地,选考科的题目要出得难一些,以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

   (2)选考科目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把三门必考科目的复试扩充进来。事实上,广东省2000年高考已把英语复试作为X中的一项,以适应对英语要求高的学校和专业。既然英语可以,为什么其他科目如语文复试和数学复试不可作为选考科目呢?让报考数学专业的学生和报考音乐专业的学生考同一份数学卷子,让报考中文专业的学生和报考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考同一份语文卷子,这样合适吗?

   (3)如果X分数达到某个标准以上,X分可与三科总分成绩进行调剂,以使象钱钟书和金岳霖那样特别优秀的“偏科”学生不致被拒于大学门外。

   (4)可以把综合考试作为选考科X中的一项,以让那些以知识广博见长的学生也有用武之地。

   另一个关键之处是考试内容的改革。我国现行高考内容特别是文科主要还是记忆型的,而不是能力型的。近两年语文考试中的作文题目虽然有所改进,但从整体上变化并不大。例如,2000年语文高考试题中有一道所谓的语文常识题涉及巴金的原名是什么,标准答案是错的,结果教育部考试中心在人们质疑之后不得不宣布此题有两个答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个题目属于语文常识,为什么出题的人还会搞错,难道他们连常识都不懂吗?即使这样的考题没出错,答对了又能说明什么呢?考生们为了答对这类题目需要背下多少作家的原名、字号、籍贯、出生和死亡日期等等,让他们花费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值得吗?王蒙和钱理群等著名作家和学者都对语文高考试题作过评价,他们认为,这样的考题在一定程度上不是选拔人才,而是扼杀人才。事实上,像韩寒等写作能力很强的学生语文考试也不及格,这从反面说明我们的考试内容是有严重缺陷的。

   笔者认为,教育部有关同志对于高考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观念有一个误区,即把所谓的“偏科”看得太可怕了,把所谓的“全科”看得太可爱了,以致他们坚持把综合考试加进高考,而置教师、学生和家长们的一片反对于不顾。这是一个严重的失策,是与减负和素质教育的改革方向相违背的,希望有关部门慎重考虑,尽快改正。

   我们知道,搞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要有较高的素质;应该说,这一条件在我国目前尚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就减负问题上出现“明减暗加”而言,其原因除了受现行高考制度的制约以外,再就是教师和家长的素质不够高,以致他们面对孩子们减负后空出的时间和精力不知所措。他们不懂得,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给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良好氛围只起一个导向的作用,并不规定孩子具体做什么。给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这对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

   诚然,中国的教育资源与中国的众多人口相比是较为贫乏的,因此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高考制度不能够也不应该完全照搬西方的,但是在素质教育改革的大方向上,西方的教育制度对中国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上关于高考改革方案的建议就是充分考虑中国教育的现状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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