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赵凤昌:被遗忘的共和元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6 次 更新时间:2014-09-17 18: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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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进入专栏)  

    在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的历史伟业中,有一个藏在幕后的人物,他就是赵凤昌。无论是南方的黄兴、孙中山,还是北方的袁世凯,做出的许多决定,其实都是赵凤昌的主意。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一些关键之处,往往都是他的手在背后轻轻一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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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身处要害部位,躲也没处躲;一种是并非中枢要员,却偏偏以天下为己任。赵凤昌属于后者。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当晚,赵凤昌正在参加一个宴会,席间有人来低声耳语,赵凤昌随即起身向众人告退,匆匆去了电报局,发密电给汉口电报局长朱文学,询问武昌方面情况。第二天上午,赵凤昌即得知鄂督瑞澂兵败逃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

   从这一天开始,赵凤昌就特别忙碌了起来。当天下午,他就约一些沪上名流来惜阴堂聚会,讨论此事件将会带来的影响,以及革命之后必将面对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问题。他说:“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显然,革命刚刚爆发,赵凤昌已经站在革命一边。

   然而,赵凤昌并不是革命党人。赵凤昌,字竹君,江苏常州武进人,生于1856年,此时已经56岁,自号惜阴老人,上海南阳路十号的住处亦称“惜阴堂”。辛亥革命期间,许多大事都是在“惜阴堂”讨论决定的,所以,它应该是辛亥革命的圣地之一,可惜今已无存。

   赵凤昌从20岁起就为幕僚,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跟随张之洞,从侍从做起,直至总理文案,参与机要。他不是科举出身,读书不多,但记忆力极强,善于钻研,做事井井有条。“与之洞朝夕相处,久而久之,极能了解之洞心性,悉其癖好,居然能代拟公牍,符合旨意,摹仿其书法,几可乱真。”(姚崧龄著《民国人物小传》)也正因为这样,他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帮张之洞做过许多事。当时武昌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足见赵氏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因为张之洞对他的信任,也因为当时还年轻,做事也未免失度,为此吃过亏,而且葬送了官场前途。事情的起因是张之洞被参,摺中涉及赵凤昌。朝廷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办此案,刘坤一查办完毕具摺上奏,为张之洞开脱得干干净净,但为了保全参奏者的面子,却把问题放在了赵凤昌身上,指其“揽权招摇”。因此,赵凤昌被革职永不叙用。不过,张之洞为此过意不去,就为赵凤昌弄了一个武昌电报局挂名的差使,让他从那里领一份薪水,然后把他送往上海,成了不在幕府的远距离谋士。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赵凤昌就做过一些大事。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攻打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慈禧太后抽列强宣战的通电到达各省,就是赵凤昌与张謇、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头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拒绝承认上谕,促成了东南互保。

   拒绝朝廷旨意,是掉脑袋的大事,张之洞开始时犹豫不决,赵凤昌给张发电报说:李鸿章、刘坤一在原则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亦由盛宣怀接洽谈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来主持。然而,张之洞是谨慎之人,不见朝廷旨意,不敢领衔派人和外国签订互保条约。赵凤昌竟然急中生智,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电文是:“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张之洞很仔细,马上复电:“询电从何来。即确复。”赵凤昌马上去找盛宣怀,提出由盛宣怀把他发给张之洞的电文分发各省督抚。盛宣怀不敢,“圣旨岂敢捏造?”赵凤昌说:“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况且即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赵凤昌拟定这份电报时,用“洋电”二字已经为自己留好退路:如洋电不实,日后追究起来,也不过是传播谣言,与假造圣旨完全不同;而且,“洋电”是无法查实的。等盛宣怀的通电发出后,赵凤昌才给张之洞回电报:“盛亦得洋电,已通电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这就是著名的“假造圣旨”一事,时间是1900年7月22日。

   因此,才有了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联衔通电各省,称北京义和团作乱,完全由于端王、刚毅所指使,认定对各国宣战的上谕是假的,各省当局切勿轻信,应该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

   接下来是与洋人签约。7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举行会议。会议之前,赵凤昌与盛宣怀商定,由盛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提出必须在正式宣战上谕到达之前,与各国领事订约。因为圣旨正式到达之后,就是抗旨了。在各省派代表到达上海之前,盛宣怀拟就草约八条,又由赵凤昌斟酌修改,添加了汉口租界和各口岸两条,共十条。整个签约过程,事实上都是赵凤昌与盛宣怀做的,而起决定作用的又是赵凤昌。赵凤昌向盛宣怀建议:“此次与驻沪各国领事协商,你不在签约人员中,自然不必讲话。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联沅,向来拙于应对,不善折冲樽俎,你应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绅士身份,从旁协助。倘使外国驻沪领事有难以置答的问题,余联沅可以与你私下商量后再作答复,这样就可以有转圜之地。”

   会议开始,外国方面,外国驻沪领事团领袖在前面,后面是各国驻沪领事;中国方面,则按照赵凤昌的建议,上海道余联沅坐在首席,盛宣怀坐在余联沅身边,以下是各省派来的代表。果然,各国驻沪领事团领袖美国领事古纳抓住关键提出了问题:“今天各省督抚派你们与各国签订互保条约,如果贵国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杀洋人,你们是否遵旨?”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大家都知道数日前朝廷已有宣战上谕,只是东南各省督抚不愿公开而已。美国领事提出的这个问题事实上让他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如果回答“不遵旨”,显然是犯上作乱的杀头之罪;如果回答“遵旨”,中外互保则成了一句空话,条约无法签署。余联沅果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坐在旁边的盛宣怀轻声向余耳语之后,余回答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协商订约,就是已经‘奏明办理’”。他们用公文往来中常用的“奏明办理”四个字,使外国领事理解为“已经得到上级的同意”!于是顺利签约。

   东南互保,为清帝国免去一场大劫难。慈禧太后回京之后,不但不指责他们抗旨不遵,而且十分赞赏,她为此重重地嘉奖了盛宣怀。盛宣怀见到赵凤昌之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向赵解释。赵凤昌却本来就没有邀功的想法。

   通过这件事,可见赵凤昌的胆识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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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赵凤昌的性格看,大概难为将帅,也无心做将帅,却算得上是一流的策士,诸葛亮式的军师。革命刚刚爆发,大乱刚刚到来,他却已在思考如何应对乱局,如何由乱到治。他不是革命党领袖,也不是大清将相,却真是身为布衣而忧天下,俨然是山中宰相。

   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册函电稿中,有他拟定的政见五条:一、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二、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四、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五、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这是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基本政见,也是指导他做事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五条站得很高,想得很远,超越了党派之见,显示着赵凤昌的思想、立场和努力目标。

   10月15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在上海传开,赵凤昌邀请江浙立宪首领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同盟会员黄炎培等到惜阴堂聚会,畅论时局,探讨应对方法。他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但他不像一些领袖人物那样习惯于登高一呼,而是更习惯于审时度势,借用各方之力。他知道张謇已经在从武汉回上海的路上,知道他必然要去苏州,于是请雷奋等人第二天即赴苏州,与张一起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要求清廷早定宪法、速开国会的奏折。然后就紧紧抓住了张謇,此后的半个月中,张謇两次到沪,每次都在惜阴堂下榻,两人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张謇是赵凤昌的老朋友,平时来往甚多,所知甚深,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赵凤昌当然首先要想到他。张謇是状元,又是立宪派的领袖,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常一般,他的话在袁世凯那里有足够的分量。清廷注定已经无力收拾乱局,袁世凯必然要重返政坛收拾大局,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便可以派上大用场。何况,张謇与赵凤昌虽然政见并不完全一致,但一些大的方面却是一致的,比如,都不相信国家越乱越好,都希望少流血,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少一些。

   赵凤昌总是不失时机地做一些事,于幕后影响国家大局。比如,清廷急令荫昌和萨镇冰分别率领陆军和海军镇压起义,赵凤昌得知后,马上找到退隐上海的郑孝胥,让他给萨镇冰写信,劝他不要炮击武汉。萨镇冰后来的表现,当然不一定是受郑氏影响,黎元洪的信应该有更大的力量,但郑孝胥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萨镇冰对他也有足够的尊重。

   再比如,10月27日,赵凤昌从上海给朝廷的两位大臣发了电报。一封是发给刚任命的邮传部尚书唐绍仪的。因为铁路问题事态扩大,因为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于10月26日(九月初五)下诏革去盛宣怀职务,任命唐绍仪为邮传大臣。赵在电报中说:“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另一封是发给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的。电报中说:“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行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并且劝他阻挠摄政王为镇压革命而借外款。

   这两份电报显示了赵凤昌对武昌起义的态度,可见他对革命的成功充满希望。赵凤昌所担心的清廷迁避和外国人乘机为害,显然都非多余。两天之后(10月29日),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电请清廷下诏立宪。清廷恐有异动,一方面将京奉列车调集北京;一方面命锡良为热河都统,预备逃往热河。为此,袁世凯曾于11月1日南下视师之时电奏谏阻。两份电报的作用如何?历史提供的事实是:唐绍仪没有接受清廷任命,梁敦彦公开反对借款。两位朝廷大臣,是对赵凤昌言听计从,还是与他不谋而合,虽然不得而知,但事实就是这样朝着赵凤昌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革命爆发之后,尤其是江浙独立之后,惜阴堂成了各派力量的聚会之地,成了各种大事的决策之地,赵凤昌则成了大局走向的设计者和众多大事的筹划者。

   在那段时间里,各派政治领袖们,纷纷涌向惜阴堂。

   黄兴来了。他在汉阳兵败后辞掉武汉战时总司令而回到上海,马上就去了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程德全来了,汤寿潜来了,陈其美来了,李平书来了,庄蕴宽、章太炎、蔡元培等各方面头面人物,都来到这里,于是,惜阴堂简直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中心。

   根据郑孝胥日记,12月2日:“闻黄兴昨日来沪,寄居南阳路,非熊宅,必赵宅也。报言,程德全昨日来沪,与季直、平书等会议,必因汉阳失败,南京守固,故谋办法。”12月3日:“革党已陷南京……是夜,程德全、汤寿潜皆在竹君宅中议事,车马甚多。”

   同一天,梁启超的学生盛先觉致信梁启超:“(12月3日)觉即特介往访赵竹君,略述往访意,赵询觉知张季直否,觉言知之,且欲见之而未能相值也。赵言今张在此,余请为君介而相见。……时在座有庄蕴宽者。”

   南北议和开始,赵凤昌更成了关键人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遇事都向他请教,许多重要决议的形成,都是他的主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南北议和,几乎是由他一手操办的。

当年的北方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经写到,有一天,北京发来电报,他马上送交唐绍仪,唐绍仪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冯耿光觉得奇怪,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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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新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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