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宝成关:中西方政治学比较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5 次 更新时间:2014-08-28 16:46

进入专题: 政治学   政治传统   主流政治学  

颜德如 (进入专栏)   宝成关  


提  要:政治学作为人类思维和社会实践产物,在中西方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就政治学的传统而言,西方一直存在两大传统即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它们存在着“连续性”之关联和“否定性”的特点。中国基本上只存在着一种传统,这一传统与中国古老的文明一样漫长而绵延不断,呈现出“连续性”发展态势。也就是说,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一直居于一种竞争态势,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非对抗态势。正是这种不同的发展态势,才使得中西方政治学在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理论表现、现实功能和同宗教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许多相异的特征。在这些特征的支配下,中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一经相遇后,便呈现出冲突与交融的局面。


关键词:政治学  政治传统  主流政治学


政治学作为人类思维与社会实践之产物,是一门很古老的学科。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存在人类,并且存在着集体生活,人类自身就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政治学就是“人类为有意识地去理解和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而作的尝试”[1]。从这种意义上说,中西方都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政治学传统。不过,由于中西方各自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不同,故在对政治学的表达以及具体应用上,自然存在着很多差异。要真正理解与认识这些差异,我们实有必要对它们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进行一番梳理。



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脉络和特征。而要了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脉络和特征,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西方政治学有哪些传统(或流派)?其中占主导的传统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西方政治学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主要存在着两大传统:君主政治传统和民主政治传统。这两大传统在西方各个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区域并非均衡发展。大致来说,从古希腊罗马至近世,主要是君主政治传统占主导,但是民主政治传统时隐时现,并未间断。不过,这种占主导的君主政治传统在西欧的一些国家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来说,要弱小一些。易言之,西欧地区的民主政治传统并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它一直在与君主政治传统进行着顽强的抗争。由于这种情形,自欧洲近世以后,西欧地区的民主政治传统渐成大势,并逐渐遍及欧洲大陆。自此之后,西方以民主政治传统为主导,尽管一些国家至今保留君主,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和相当大的范围内吸纳民主政治传统,蔚然成风。

2.西方政治学的各个历史时期探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中有无一些基本相同的研究范围?

我们认为,基于人类本身的需求大体一致,他们面临的生活处境也呈现很多相似性,西方政治学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回避以下的问题:对政治生活的思考,对政治制度的寻求,对政治理想的期待,集中表现为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正是由于这些主要内容的不容隐藏,西方政治学无论古今又存在着一些基本相同的研究范畴:

一是对人的思考;二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思考;三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思考;四是对政府形态的思考;五是对优良政治生活的向往与思考,等等。

概而言之,这种研究范畴集中表现为三个层面:政治哲学、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总的来讲,这三个层面在西方政治学历史上贯彻始终,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国度,这三个层面的表现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在欧洲大陆的一些重思辨的国家里,它们在政治哲学方面表现甚著,尤其是在历史剧变的年代。而在那些稳重而务实的国家里,则注重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之探讨。还有,在君主政治传统居于主导的时候,政治哲学主要表现为对神(或上帝)与君主、臣民三者关系的思考,它力图寻求(依托于神权的)君权至上的合法性原理。在民主政治传统占主导之际,政治哲学则转向权利与权力之关系的思考,它力图实现政治生活的正义。换句话说,西方政治学的三大研究范畴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寻求某种公正;二是改善政治生活。

3.西方政治学在各个发展阶段呈现何种特征?这种特征,有无连续性?

我们以为,西方政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表现出某种主导性特征。大致而言,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政治学的主导性特征是城邦;进入中世纪时代,它的主导性特征是教会与神学;到了近世之后,它的主导性特征则是民族国家与公民;随着科学技术之革新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它的主导性特征渐趋全球化。尽管西方政治学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主导性特征,但是这些主导性特征也存在着某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则集中呈现为对政治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由于西方人民生活环境的变迁又表现出不同的关注重心。

4.西方政治学在各个时期,其研究方法有何特征?

总起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每个时期都表现出综合性特征。也就是说,研究政治学的方法,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学科融合的。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研究方法又呈现出某种主导性特征。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整体主义的政治思维和归纳的实证性研究是其典型特征;在中世纪,教条主义的经典思维和繁琐的诠释论证是其主要特点;近世以后,个人主义的理性思维和经验的实用分析是其显著特色。进而言之,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多借助于哲学思维;在中世纪,它又依附于神学思维;而近世以降,它借助于个人的主体性与理性。

5.西方政治学在各个历史阶段,其理论与现实功能如何?它在“政治思想家——政治家——公民”三者之间居于何种地位?

在我们看来,西方政治学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其理论功能是服务于哲学理论的发展,其现实功能在于论证城邦政治的合理性,最终追求一种善性的实现。它在中世纪,其理论是服从于神学理论,而现实功能在于证明教会(教权)的合法性,最终希望一种神性的实现。它在近世之后,其理论是服从于自己,也就是它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栖身之所,而现实功能在于说明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最终期望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本性的体现。西方政治学在古希腊罗马时,它基本上是属于政治家的专利,因为那时对政治学的思考主要是哲学家作出的,公民又远离政治学的探讨,但是政治家们都热衷于政治。另外,即使哲学家们对于政治学有着惊人的智见,政治家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对待政治学的。换句话说,西方政治学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在“政治思想家——政治家——公民”三者之间并未获及一致的认可。进入中世纪以后,教会的势力强大,政治思想家、政治家与公民基本上都认可政治学,不过是一种神学政治学。自近代以后,政治学真正摆脱了哲学、神学的束缚,政治思想家从理论上探讨政治学,政治家则从实践上运用政治学,公民从内心关怀政治学,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政治学,其主流是民主政治。从政治学在“政治思想家——政治家——公民”中的地位来看,一种政治学要形成一种主流政治学,大体来讲,须具备以下三条:有生生不息的政治思想家队伍;有矢志不渝的政治家群体;有广泛的忠实的普通信徒。

6.西方政治学与宗教信仰之关系?

在我们看来,西方政治学与宗教信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表示西方国家力行政教合一。恰恰相反,许多西方国家都推行政教分离的国策。但为什么又说它们保持着密切之关系呢?这主要是从二者相激相荡的紧张关系来说的。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存在着多神教与一神教之争,因而君主政治传统与民主政治传统的斗争也表现得相当激烈。在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君主政治独占鳌头,民主政治居于潜流。但是,基督教的教义表现出某种宽容与开放,使得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精神如重视个人自由保留其中。直到近世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基督教表现为多元性的统一,即统一于上帝。这种“多元性的统一”的特征,使得人们对君主政治的反抗日趋强烈,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治终于占了上风。但是,民主政治并不排斥基督教,相反,二者统治着不同的领域,保持一种有序的紧张关系。了解这些后,我们就会明白,近代以后的西方,为何民主政治居于主导,而基督教并未消沉下去。由此我们也可推导出西方政治学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家大多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其政治理想与宗教关怀并不相悖。

大致说来,西方政治学发展到当代,呈现出以下特点:

(1)研究范畴并没有质的变化,这说明其强大的持续的生命力;

(2)研究范式日趋多样,而且派别林立;

(3)民主政治传统尽管是主流,但它并不能全然消灭君主政治传统,而是出现合流的趋向。



西方政治学的大体情形已如上述,中国政治学较之又有怎样的特色呢?

中国政治学自先秦“原典时代”以来就存在一种王权主义传统,即君主专制政治传统。这种传统尽管其中又呈现出不同的学派如儒、道、法等,但是其政治理想基本上都是为王权服务的,是典型的“王学”。当然,君主专制政治传统在中国的不同朝代又表现出不同特征。一般而言,在动乱年代,一些邦国的君主专制政治传统透露出开明的气息,不过,其目的多为自保或开疆辟土,一统天下。而在和平年代,如若遇到明君,则君主专制政治传统也会弥漫着一种“民主”的色彩。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中国“王权主义”政治传统的总体估价。从历史上看,这种政治传统由于没有其他与之相竞的政治传统并存,一直到近代,它都保持着独步天下的“霸主”态势。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有着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主义传统。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渐侵中土,其政治学也挟力而至。由是之后,在中国士大夫的论著中,才会时常发现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叙述与议论,君主专制政治传统开始面临西方政治理论的挑战,但因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积淀厚重,故这种“挑战”并非根本性的。西方学说的“进入”,经历了一个漫长坎坷的发展过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政治学的很多学说都在中国土地上一展风采。其中民主政治学说,作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冲击着君主专制传统。晚清以至民初,西方政治学各种流派,诸如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均粉墨登场。五四运动之后,伴随着启蒙主义旗帜的高扬,君主专制政治传统基本崩溃,中国政治学变为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主流)、民主政治(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等多元分立的局面;不过,民主政治始终处于弱势。经过先进中国人执着的追求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开始在中国安家落户,并科学的指导中国现实的政治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三民主义政治学独占台湾,社会主义政治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代表主导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在台湾处于反对派地位,在中国大陆渐趋沉寂或成潜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政治在学理探讨方面可以说是异常活跃。在我们看来,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指导下,中共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又一次西学东渐浪潮洗礼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主导的政治学,它自身也获得三期发展:以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第一期;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为第二期;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为第三期。

总而言之,中国政治学的主导传统在近代以前一直是君主专制政治,近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政治学处于几种主义竞争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成为主导传统。

中国政治学在近代以前,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君王将相的治术,近代以迄新中国建立,探讨的主题是民族存亡;新中国建立,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国富民强。这种研究内容的转换,主要是基于社会转型、发展变迁以及民族生活处境之变化。但是从研究范畴来说,它也不外乎三个层面:政治哲学、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近代之前,中国政治学重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即“内圣外王”,自此以后,逐渐转向以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为重心。

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主导性特征。大体上讲,在近代以前是王朝与儒学经典;近代以后是民族国家与公民;在当代,由于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之影响,它也渐趋全球化。这种不同的主导性特征,也表现出一种持续性,那就是对政治命运的忧虑。由于时代环境之迥异,忧虑的重心有所不同。

中国政治学就其研究方法而言,由于它长期与哲学、伦理学等相互渗透,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表现为整体主义的哲学思维和经典注释。即使是在中国政治学传统出现根本性转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居于主导时,也延续着经典注释的传统。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却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带来革命性变革,可以说,中国政治学在这时候,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政治学在近代之前,其理论与现实功能都主要服从于君主,其核心宗旨是论证君主统治的合理性,最终追求一种圣王理想的复现。近代以后,由于民族存亡危机,理论与现实功能表现为一致,都将政治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强调理论与实践之密切结合,因此它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最终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

中国政治学与宗教信仰之关系如何?我们知道,在近代以前,传统文化中儒学基本上居于主导性地位,由于儒学建制化之后与君主专制政治互为倚靠,在中国的上层社会,表面上看没有一以贯之的宗教信仰,但是在民间一直有道教、佛教活动的空间,而且统治阶层中很多人也信仰某一宗教。不过,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甚少是一种虔诚信仰的精神诉求,大多数是带有强烈的实用取向的。这种实用取向,由于与儒学的实用理性特征不相违逆,所以,儒学并不对道教、佛教采取完全压制的态度。相反,它们相激相荡,彼此互动影响。由上可知,中国没有主导的宗教信仰,只有实用的宗教态度,并且与中国政治学结合起来。在近代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宗教信仰与中国政治学基本上处于疏离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也采取政教分离方针,中国的宗教才步上了真正健康的发展之路。



从上边的论述,我们对中西方政治学有一基本的了解。现在我们要弄清的是,二者之间到底有哪些不同?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学习鉴取吗?

从政治学的传统而言,西方一直存在两大传统,而且从动态角度看,这些传统存在着“连续性”之关联,但就其主体趋向而言,则有“否定性”特点。中国基本上只存在着一种传统,这一传统与中国古老的文明一样漫长而绵延不断,呈现出“连续性”发展态势。这独一的传统在近代发生转折,在中西文明交相互动作用下,中华古老之传统面临“创造性转化”之挑战。也就是说,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一直居于一种竞争态势,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非对抗态势。

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来说,中西方大体都表现为政治哲学、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三个层次。不过,自近代以后,西方对政治哲学的探讨渐趋平静,但在现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又出现复苏局面。中国在近代以前,对政治哲学情有独钟,近代以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使颇具实用性的“建国方略”的探讨代替了深层次的政治理性思辨,政治哲学渐趋式微。

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来讲,西方政治学在方法上追求多样,因而每一次方法之更新,就使得政治学的发展有重大突破。不过,西方政治学重视经典的研究与诠释的这种倾向,在中国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尤为显著。直至近代的各种政治学互相竞争局面出现后,其研究方法才出现多样化。

就政治学的理论表现而论,西方政治学在严格的政治学意义上,有着承前启后、前后相续的发展。换句话说,西方一直存在着许多伟大政治思想家,各个时代都会向人类奉献出伟大的政治学著作。而中国政治学,在近代以前,很难说有真正的政治思想家,更谈不上有严格的政治学论著。无论先秦汉魏,还是宋元明清,很多政治思想都是包容在哲学、伦理学体系之中的,其分化不很鲜明。就政治学的现实功能来谈,中西方都存在着坚定的政治家队伍和普通民众群体。

就政治学与宗教之关系来看,西方政治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并不明显,在中世纪,政治学在宗教的网络中,依然延续着两大传统。正是这样,步入近世后,民主政治虽然成为主流,但它并不排斥基督教。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们看来,主要得力于西方宗教改革后,它追求多元性的统一,而不是严格排他性的一统。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根本不存在一种真正的宗教与之相抗,加上中国人对宗教的功利态度,宗教恰恰为政治学所用。这种情况直到近代以后才有所改观。

对中西方政治学进行简单比较之后,我们再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西方政治学可以相互学习与借鉴吗?

我们以近代为界。在近代之前,由于中西交通阻隔,信息不畅,中西方政治学是很难谈得上互相学习与借鉴的。在近代以后,中西会通,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中西方政治学才真正相遇,互相学习与借鉴才变为可能。实际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中西方主流政治学处于一种对抗状态。由于互相排斥,使得西方政治学对中国传统政治学采取一种否定的立场。晚清至民初,中国传统政治学还处于强势,西方主流政治学要想在中国有市场,显然是不容易的。换句话说,中西方主流政治学一经相遇,就表现为一种敌对状态,这实际上为后来中西政治学交流埋下了不祥的种子。从民初至新中国建立,由于中国政治学流派纷呈,西方政治学在中国获得很好发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成第三种势力。新中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成为主流,这为中西政治学交流提供了崭新的机遇。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二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之所以这样,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冷战时代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二是西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怀有深远的误解与偏见,而中国对西方主流政治学也持一种疏离和警戒心理。基于这两大原因,中西方政治学是很难有交流的正常渠道与机制的。在我们看来,中西方只有在上述两方面进行和解,加深理解,形成一定的共识,才可能出现中西政治学真正交流的契机。直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西方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中西方政治学才真正迎来对话的良机。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主流的情况下,中国政治学出现多样性发展的特征的原因。



在我们对中西方政治学有一大致了解之后,我们对未来政治学的发展前景的预测,就有了坚实的立足点和深沉的历史感。

在我们看来,未来中西政治学要获得长足之进展,必须首先处理好以下几大关系:

一是平等对话和与时俱进的关系;二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三是本土化与多元化的关系。

这三大关系怎样理解与对待呢?所谓平等对话,就必须首先彼此尊重,不能将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强加于对方,尤其要防止“武力”输出。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必须随时注意吸纳对方可能于已有益的东西,保持开放发展的态势。所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要是注意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和超前性,也就是说理论必须真正服务于实践,但是又须对实践有着敏感性、批判性与预期性。本土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就是如何保持政治学的民族特征与国际特色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无论今天的人类生活工具发生何种变化,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而言,不同的民族区域,还是有独到之处。就民族语言来说,它作为政治学的符号系统,是很难强求全球趋同的。不过,人类为了提高政治生活质量,改进政治文明,必须加强合作,共同应付越来越多的共同的生活难题,比如人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全球性的犯罪、信息网络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等。因此,未来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将越来越相近。加上,我们人类对政治生命的不间断的关注,对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追求,未来政治学将会获得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但是,我们很难预测人类政治未来的结局,至少在这一点上,中西方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无论如何,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良好的政治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深信中西方政治学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共识的。


注释:

[1](美)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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