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 韩丽群:被逐渐放逐的卢梭:以梁启超的认知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1 次 更新时间:2014-08-20 10: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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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韩丽群  

  

  

   梁启超知道卢梭[①]应是他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避居日本期间。在其《三十自述》中有这样一句话:“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②]。这位在法国和日本思想界[③]狂飙一时的启蒙思想家,在“流质易变”的梁启超那里,又将会遭逢什么样的命运呢?

  

   一、全盘称颂

  

   梁启超首次提到卢梭,是在一篇谈进化论与治国关系的文章中:“……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鸠(法国人,著《万法精理》一书,言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体之得失)、卢梭(法国人,著《民约论》,言国家乃由民间契约而成者),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亚丹斯密之徒(英国人,为资生学之鼻祖),则英国不能行平税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④]这就是说,卢梭成了“造时势”即成就法国大革命的英雄。

   就在上文发表一月后,他在一篇鼓吹破坏主义的短文里,开始大肆歌颂卢梭:“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是方也,当前世纪及今世纪之上半,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当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间,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欧洲与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灵未沫,吾道其东,……呜呼!《民约论》,尚其东来。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⑤]此时梁氏眼中的卢梭,已远非是造成法国大革命的“英雄”所能比了。

   借助对卢梭的推崇,梁氏使其主张的破坏主义在海外社会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这引起其师康有为的批评。梁氏在给其师的回信里不得不辩白:

   “弟子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对于奴隶性而言之。……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先生谓弟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中无不痛诋路梭者。盖日本近日盛行法国主义,弟子实深恶之厌之。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⑥]

   从这段话来看,梁氏没有否认法国大革命的惨状,这与其先前的认识是有所区别的。此外,梁氏还提及日本人对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敌视态度,这与以前也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梁氏自己会排斥卢梭。他说,由(卢梭式的)自由思想促成的法国大革命尽管有种种弊病,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它不适合中国,其根由在于中国人与法国人的性情差异,“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⑦]。正是这种“民情”的不同,才可能使卢梭思想在两国有不同的命运,“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⑧]。既然卢梭之思想应用于法国,确实产生了动乱,那能不能将此责任推之于卢梭呢?梁氏认为,“法国革命之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⑨]。梁氏的话,让人想起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行之!”就此来看,即使梁氏已经改变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但卢梭及其思想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并未动摇。不过,我们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其师康有为认为梁氏的自由之论受到了日本思想界的熏染。虽然梁氏本人予以否认,但据他的《三十自述》所记,梁氏或许是在有意撒谎。其目的在于,推卸自己给社会带来不良倾向的责任(关于这一点,严复后来进行了清算)。平心而论,梁氏自己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所宣扬的卢梭思想(或法国主义)所产生的震撼力。

   综上所述,梁氏在1901年前谈及卢梭及其《民约论》时,总是洋溢着赞美之情。从中不难发现,梁氏颂扬卢梭及其《民约论》时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将卢梭及其《民约论》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⑩];二是很少具体地去探讨《民约论》的内容。梁氏既然如此推重卢梭及其《民约论》,难道他本人就没有认真去研究过?是没有时间,还是没有条件?从卢梭《民约论》在当时的传播来看,实际上1898年就由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了中江笃介编译的《民约通义》(有的学者又将它写作《民约通议》),1900年《译书汇编》刊载了杨廷栋译的《民约论》。假如由于他身在日本,而无法获悉卢梭著作在国内的传播情况,那就更加证明梁氏是在日本才得知卢梭思想的。另外,就他发表的最早言及卢梭的文章来看,时间是在1899年9月,此时的他已流亡于日本了。还有一点就是梁氏文章当时的读者主要集中在日本(《清议报》有少数传回国内);也就是说,梁氏的影响主要是在日本的华人圈。即便是这样,其师康有为也给予了批评。不论梁氏对其师的指责是否承认,康有为责备梁氏的自由思想是受日本影响,并非捕风捉影。就在1901年,梁氏在《清议报》发表了他本人关于卢梭思想最为有名的文章《卢梭学案》(1902年又在《新民丛报》再版)。在这篇传世的宏文里,梁氏对卢梭社会契约思想进行了述评,尽管对其思想的某些地方有所异议,但其总的论调仍是称颂备至的:

   “呜呼!自古达识先觉,出其万斛血泪,为世界众生开无前之利益,千百年后,读其书,想其丰采,一世之人,为膜拜赞欢,香花祝而神明视,……非JEAN  JACQUES  ROUSSEAU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约论》(SOCIAL CONTRACT)迄于十九世纪之上半纪,重印殆数十次,他国翻译印行者,亦二十余种。噫嘻盛哉!以只手为政治学界开一新天地,何其伟也!”[11]

   在1901年12月的一篇名为《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的文章里,他说:“呜呼!以卢骚心力之大,所谓放火于欧洲亿万人心之火种,而其所成就,乃自行脚中之‘烟士披里纯’得来。‘烟士披里纯’之动力,诚不可思议哉!”[12]这就是说,卢梭思想有影响的原因在于其自身之“心力”[13]。

   在稍后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他则把卢梭思想视为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成长的外来力量。这是由于卢梭开创的“平权派”主张“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14]。

   卢梭思想是否催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存而不论。但是,我们应该估价一下它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知道,除却梁氏在海外大肆宣传卢梭思想外,国内也不乏其人。尽管他们翻译、述评了卢梭的思想,但是对于一个内外交困的没落民族来说,急功近利的情绪早已压倒了理智的分析。基于如是之情形,由梁氏等鼓吹的卢梭及其《民约论》在中国人的心中确实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谈及卢梭和《民约论》,也不过是仅仅能说出卢梭及《民约论》之名,并不去询问其中的究竟。进一步说,议论卢梭及其《民约论》不过是人们追逐新潮的一种标志而已。

   但是,对于矢志于救国救民的梁氏来说,是不能满足于此的。就在那篇力倡以民族主义来改善中国从而抵抗外来压迫的长文中,梁氏对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进行了利弊分析,尽管他没有明确地指责卢梭。他说:“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15]就此来看,梁氏在1901年底,随着对《民约论》的内容及其法国大革命的了解,已开始由先前的全盘称颂卢梭及其《民约论》开始向有分寸地表扬以至于隐然批评卢梭《民约论》发展了。

  

   二、审慎赞扬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卢梭学案》,又在《新民丛报》上重刊。这种举动意在确立梁氏“中国之新民”或“中国的卢梭”之形象。假如,“中国的卢梭”对于卢梭本身的思想就一知半解,岂不是一种嘲讽?另外,“中国的卢梭”不仅要了解国内的状况,而且要熟悉国际形势。单就卢梭思想的世界意义而言,“中国的卢梭”更是不能漠视。当然,这并非说梁氏以前对卢梭思想的世界价值一无所知。

   1902年2月,梁氏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这样写道:“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16]在梁氏看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武力与权术并不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而是人类的智慧及其智慧的结晶即梁所说的学术。为了证明他的论断,他罗列了十人。他一向称赞的卢梭,自然在列。对他而言,卢梭征服世界的是其天赋人权说。他认为:

   “欧洲古来,有阶级制度之习,一切政权、教权,皆为贵族所握,平民则视若奴隶焉。及卢梭出,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即生而当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与我,无贵贱一也,于是著《民约论》(Social  Contract),大倡此义。谓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各从其意之自由,自定约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17]

   从梁氏的介绍来看,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是反对阶级压迫之产物,其内涵在于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均平等地享有一切权利。那些政府及其官员,不过是人民的仆人。这种学说,对于长期处于强权和暴政统治的社会来说,不啻是催生革命的助产婆。难怪,梁氏如此说:

   “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又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卢梭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18]

   这就表明,梁氏在夸大卢梭思想的社会效应时,又避而不谈法国大革命的惨状。他为什么如是地抬高卢梭思想的作用呢?因为,这时的梁还处于对破坏主义大唱赞词的时候。他说:“破坏主义者,实冲破文明进步之阻力,扫荡魑魅罔两之巢穴,而救国救种之下手第一著也。处今日而犹惮言破坏者,是毕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除旧,未见其能济者也。”[19]

卢梭思想对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功劳自不必多言,它对政治学的发展也是极具破坏力的。梁氏在大谈破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时说,“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坏旧宗教而新宗教乃兴,倍根、笛卡儿破坏旧哲学而新哲学乃兴,斯密破坏旧生计学而新生计学乃兴,卢梭破坏旧政治学而新政治学乃兴,孟德斯鸠破坏旧法律学而新法律学乃兴,哥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推诸凡百诸学,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儿、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之后,复有破坏路得、倍根、笛卡儿、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者。其破坏者,复有踵起而破坏之者。随破坏,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20]。卢梭对政治学的推进确实已为人所晓,但它到底对其后的哪些政治学家哪种政治思潮起到了引导作用,梁氏对此知之不多。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里,他还提及另一位在今天不为人熟知的政治思想家伯伦知理。梁氏认为,伯伦知理有功于世界的乃是其国家学说,而这“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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