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柯华庆《中国学者》一文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5 次 更新时间:2014-08-13 2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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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聲  

  

   读柯华庆教授《中国学者》一文,感触很多。柯教授对中国学者的历史状况和当代状况直言不讳的判断和批评,尤如扑面而来的清新之风,令人神清意爽,痛哉快哉。阅读之中,既有产生共鸣的地方,也有似是而非的地方,总之,感觉非常新鲜,又有点怪怪的。鉴于柯教授在此文中将中国学者分为古代(传统)和近现代这两个群体进行总体评价,笔者不妨也将此篇博文分为两个相应的部分,对柯教授的论点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柯教授和广大网友。

  

   一,对中国传统学者的评价

   我们先来看看柯教授是如何评价古代的中国学者的。

   “古代中国学者被称为‘士’。士为四民之首,其他依序是农、工、商。‘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孔子就是典型的‘士’,不过他赋予了‘士’更高尚的意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孟之‘道'是什么呢?‘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仁义即为孔孟之道,故志于仁义即志于道。”

   “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三纲五常为基石的儒家获得垄断地位,中华古文明从“子学时代”进入到‘经学时代’。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学者都以‘我注六经’为志业,以‘学而优则仕’为宗教。……孔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有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分野,‘学而优则仕’的士人维护政统、乐不思蜀,失意文人则以所谓‘道’评判朝政,其目的只不过要么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要么是哗众取宠得到民意由此得到俸禄。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学者名义上是‘志于道’,实际上追求的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不过是‘志于政’。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分野将中国学者分为对立的然而心灵相通的两个群体,一方面是御用文人为当前政治合理化进行论证;另一方面是在野文人对政治评头论足,在野文人的人格并非比御用文人更高,恰恰相反,更可能是更低一些,因为在野文人的目标正是成为御用文人,只不过在竞争中败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而已。道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所产生的力量,而是通过学者树立一种价值观来评判政治。我们几乎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发现在野文人评价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历史的每个阶段在他们嘴里总是最黑暗的时期。”

   “如果我们以逻辑和经验的标准用奥卡姆剃刀将五千年来的中国学问进行清理,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化中真正被称得上知识的东西少得可怜。这个文本归根结底与经验有关吗?如果没有就扔到火炉里;这个文本是通过逻辑建构起来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将其拆卸开看看还能剩下什么可靠的东西。中国很多学问只不过是文人的无病呻吟或情绪发泄。后代学者之所以钻进故纸堆里去听他们的呻吟,只不过是找情感寄托,毕竟古人和今人都会遇到人生中的各种问题,会发出各种人生感慨。例如,感慨人生苦短时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为自己无信找借口时搬出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孟子的‘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章句下》)。为自己不孝敬父母解脱时发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章句下》)的感慨。实际上,这些感悟一般人都会有,也能说出来,只不过通过圣人孔子孟子之口说出,似乎自身也具有某种圣性而已。从根本上说,很多学者之所以搬出这些死去的大师是因为缺乏自信:宁愿相信古人,也不相信自己。我们很多学者都有死人情结:不追求言之有理,而追求言之有死人之曰。古人之所以伟大仅仅因为他死了,孔子生时是“丧家狗”,死后却成了圣人。没有最终以经验做砖块和以逻辑做论证的所谓研究实际上是挂虎头卖狗肉:表面上是学者的求知,实质上只不过是文人的感慨或者道德家的说教。这些所谓的研究没有知识的力量,最多只有道德的力量或者情感的力量。”

   我之所以成段成段地援引柯教授的原文,一方面为柯教授将中国传统学者和他们的学问——简直就是中华民族四千年的文明成果如此虚无化而感到震惊,另一方面为柯教授不问情由将中国古代各个学术领域的学者一棍横扫并将他们几乎说得一钱不值的勇气而折服。我在想一个问题,和中华民族四千年文明中涌现出来的无数学问巨擘相比,柯教授可谓一介不值一提的后生小子,他究竟凭着什么宝杖将他的先辈们横扫一番,并贬得一钱不值?这柄宝杖果真这么厉害吗?我们先来看看这柄宝杖是什么。柯教授在该文摘要中指出:“中国学者应该利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认识自然、社会和人,利用探效法找到合适的技术和制度。”而其中的关键词则是:“学者;理性;演绎法;归纳法;探效法。”总之一句话,中国传统学者之所以被贬得一钱不值,就在于他们从来不懂用演绎法、归纳法和探效法去认识世界。而这“三法”大抵是西方学者对世界的认知工具。其中归纳法、演绎法历史悠久,探效法是由西方现代学者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和杜威的探效逻辑经柯教授的“撮合”而来。

   那么,柯教授对中国传统学者和他们学问的判定,有没有道理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中华民族尽管延续了四千年的文明,但这个文明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基本没有贡献。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认知世界的路径和方法上,的确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致使他们和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诞生无缘。那么,中国传统学者认知世界所遇到的那个严重障碍,是否就是柯教授所说的他们不懂归纳法和演绎法以及探效法呢?在这里,我想不客气地将“探效法”请出去,因为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皮尔斯的实效主义诞生之前,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就形成体系了,而归纳法资格最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学者和公元前三世纪的数学家欧几里德就开始比较自觉地运用归纳法了。可见,探效法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并不具有“缺一不可”的关键作用。当然,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逻辑方法有多种,归纳法和演绎法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罢了。现在我们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中国传统学者认知世界的严重障碍,是不是他们不懂得归纳法和演绎法呢?我以为,是,也不是。何谓“是”?就是说,在这个障碍之中,不会归纳法和演绎法,确实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所谓“不是”,是指这个障碍的形成,主要成因不是没有掌握认知过程中的某些具体逻辑方法问题,而是中国传统学者全体的认知脚步,在人类整个认知路径中,始终没有迈过一道最关键的门槛。那么,这个门槛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所谓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就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客观真理的把握。那么,人类怎样认识这些客观真理呢?我认为,这种认识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道门槛,就是人能够清醒地把人的主体和自然客体完全分开进行思考,就是说,我是我,自然界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在“我”和认知对象之间,保持“我”的独立性。比如在以自然界为认知对象时,人类尽管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然和自然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人事是人事,物事是物事,人类社会中的事和自然界内部发生的事完全是两回事,不相干的。比如一颗流星从天上陨落,那是流星和自然界自己的事情,和人事无关。如果你认为天上陨落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就是天上那颗星的化身,那么,你又如何去认识宇宙和星球的运行规律呢?可见,人类掌握自然科学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就是把人事和物事完全分开,如果这道坎跨不过去,你就永远无法进入到自然界的内部整体性地掌握它的规律和真理,或者只能掌握它的皮毛、表象和部分浅表的知识。同样,当你以你在其中生存的社会为认知对象时,你就必须将自已和认知对象的所有关系彻底撇开,从客观的、独立的立场上去观察它,思考它。如果你仅从“皇上是天子,我等不过是子民”这样的角度去观察、思考你眼前的皇权社会,你怎么可能认清皇权社会的客观真相和历史本质呢?

   可惜,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整体上从来没有跨过人类认知过程中这道最关键的门槛。在这个意义上,柯教授的评价不无道理。

   然而,是否中国传统学者整体没有跨过这道人类认知的门槛,他们的经验和学说就几乎一钱不值呢?至少我以为,绝对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中国传统学者及其学说中的价值含量(当然也有大量糟粕),是一座巨型玉矿中储量极为丰富的裴翡,只是它们被外面的石头层层包裹罢了。而这座玉矿,就是中华民族四千年绵绵不绝的文明。那么,我们如何探明这座巨矿的价值含量呢?这里不妨试举几例。首先,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惟一一个持续四千年而没有中断或颠覆的轴心文明,即便这个文明的整部历史,作为人类的认知对象,也是一个巍伟瑰丽、价值无穷的知识宝藏。可以这样说,缺少对中华文明这部历史的认知,人类就不可能达到对人类自身历史的整体认知。而中国历史中所蕴含的历史知识、文化价值以及数百代人生活中积累的各个领域里的经验,感悟和认知,在人类认知历史的坐标上,恐怕要占据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中国历史知识的巨大宝藏,就储藏在中国数千年文明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历程和理论学说成果和作品之中。可以说,如果我们要想整体把握中华民族四千年文明史中那个价值不可估量的历史知识体系,除了深入地研究每一个“传统中国学者”的学说成就及其思想轨迹,别无他途。而当代人包括海外学者们对这个历史知识体系的研究成果,至少在目前恐怕还只是皮毛。

   其次,即便外国一名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的学者,也会忍不住发出这样一个追问,一个大国文明,究竟是怎样穿越数千年的时空走到了今天?她究竟凭借什么走过了这样漫长的历史岁月而没有中断、没有消亡?毫无疑问,在人类各类文明传承中的诸因素中,文化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文化对一种文明传承的决定性,则来自于一方地域一个民族的群体对这种文化的认同。那么,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方地域、这方水土的人民在历经了那么多的王朝兴替、民族裂变和势力瓜分中,为什么数千年来执着地坚守着对这种文化的认同?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仅仅面对这个追问,中华民族文明的奥秘,就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关于自身社会的博大无穷、奥妙无穷的未知领域。在这个未知领域里的探索,对于人类认识自我,无疑有着巨大的价值。总之,在这个未知领域只要信手拈来一个例子,都可以对这个巨大价值窥斑见豹。

   比如,中华民族的主要文字汉字,作为语言的表达工具,其字形和印欧语系符号化的字形有着重大区别。作为方块形文字,它们的历史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他们在自身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各种关系、各种情感形象化、寓义化于文字的过程,因而这种过程不仅集合了祖先们无比敏捷无比活跃的观察力和想像力,而且潜藏着他们独特而丰富的心理文化信息。而这种象形文字的发展随着祖先们认知的丰富而丰富,逐步融形、音、义、数、理于一体,且和印欧语系不同,许多字是多音字和多义字,因而文字的不同组合或某个词组在不同场合的运用,都可能表达着多层含义和多种情境。因此,作为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尽管古奥难懂,和口语的历史差距越拉越大,但其简练精当,表达丰富,以一当十,是任何文字都无法比拟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以文字和语言交流为主体的人类文明缘起的过程中,像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特的文字和语言环境中,为什么能孕育出中华古典诗词这一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学体裁?笔者之所以举出中国古典诗词这个例子说事,皆因为柯教授抱怨中国学者因死抱着所谓“德本体”和“情本体”而把自己弄得“不学无术”,请看:“在中国,学者似乎以情为主,所谓的中国大学者大抵都会作诗,即使留学欧美的自然科学家也不例外,好像不会作诗就不是中国学者,至少不是大学者,是否会抒情成了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学者的重要指针。”

其实,不仅中国的传统学者,而且中国不少大政治家甚至皇帝,都有极其浓郁的诗词情结。为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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