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杰: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社会心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2 次 更新时间:2008-11-08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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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杰  

内容提要: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国策全面实施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的主要阶段及其基本特征,本文从发展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态势、尤其是当下所表现的一些主要特征,并且以是否有益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这一核心标准,对这些社会心理特征的积极效应及其潜在隐忧进行了剖析。最后提出反思性的制度化将有助于塑造检测现代化成效所必需的基本的社会心理机制。

今天的中国处在千百年来社会变迁最急剧的时代,一个叫做“现代化”的目标和实践正在中华大地上展开,而每一个生逢此时的人都因被它激发而带有不同程度的“兴奋感”。

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三次强劲推力: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全面展开的启动器;二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使中国进一步踏上“改革的不归路”;三是,世纪之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使中国进一步迈入“开放的不归路”。这三个重要事件无疑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心理发生进阶式深刻转型的现实力量。而从“南巡讲话”的发表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为社会主导文化和思想确立了极其重要的标准和导向。这一切深刻影响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变迁的取向及其进程。

在改革开放历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的重要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起飞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1] 然而,这个现代化起飞阶段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化、文化模式的深刻演进,而且也意味着社会心理将发生全面而深层的变革。

社会心理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认知—感受—回馈体系,换言之,是人们的社会认识、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向的一种表达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价值观念属于较理性的层面,是较深层的认知结构,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对社会心理的其他方面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体现了社会心理的实质性内涵。社会心态则属于较感性的层面,是表层化的情绪表征,它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其内涵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生活更及时、动态的再现。

人本化追寻:社会价值观演变的轴心向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心理变迁的总体趋势和主要特征是:在价值观取向上,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趋进,从注重义务向强调权利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转化;在社会心态上,从封闭化走向开放化,从情感化走向理性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在这些变化中,则日益呈现出一个轴心性向度,即价值观的人本化。

在人生价值观上,开始了从重点追求生存层面,逐渐向重点追求发展层面迁移。随着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而向小康社会的全面迈进,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开始凸显,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驱力。这一点从择业价值观上得到最明显的呈现。一些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在作为择业主体的青年群体中,高层次心理需求成为择业的重要动因。“感兴趣”、“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常常成为排序首位的标准,其位次往往高于“收入高”、“工作稳定”等标准。这说明,青年择业的最高目标已不再停留于只求谋生的初级阶段,而步入到寻求发展的更高阶段。对于职业的精神因素(如感兴趣、发挥才能)的考虑超过了对职业的物质因素(如收入高、福利好)的考虑。

消费价值观是另一个重要表现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意识逐渐增强,从而引起了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方式由节俭型转向享受型。诚然,消费价值观的真正人本化,是应该超越生活世界的商品化和物化的,而这种超越需要由强大的自我反思性来达成。通过自我反思性,人不仅可以抵御消费主义,而且还能在对生活意义的追问中,完成对生活方式的合理筹划。

价值观的人本化趋向,在青年一代身上尤为明显地表现。如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极富标志性意义的一代。由于出生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始的年份,成长在中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20世纪90年代,成熟在中国加入WTO的21世纪初期。从纵向角度比较,他们是最具有改革开放特征的一代。由于置身在一种全新的时空中,这一代人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社会参与等方面都与前数代人具有明显区别性。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比较开放、透明的心态,具有接受新事物的较强能力;强调个性、平等意识和权利观念;具有普遍主义精神,尊重事实,注重规则;热心公益事业,具有更自觉的环保意识;表现出积极的休闲态度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喜欢直率的情感表露,不愿扭曲个性,厌恶形式主义,等等。

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在不断涌现的新事态、新信息的冲击下,社会心理中不仅出现了一些新质,如风险意识、环保意识、公共服务意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等,而且表现出了更符合时代理性和更能表达价值关怀的人本化价值趋向,如责任心培养、诚信教育、同情心与爱心激发、以及重视健康观念和珍爱生命意识的塑造等。

自我心理空间的扩大:个体化的样态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对于个体存在与需要的承认,对于个体潜能与价值的尊重,对于个体努力与成就的肯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然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具体表现为赋有权利与义务的每一独立个体的行动,因此,价值观念层面呈现出的个体取向的增强,是个体心理空间扩大的深层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发展进程相一致,社会成员的发展呈现出以下鲜明态势: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持续增强,利益意识的不断觉醒,张扬个性的需要也日益被激发,从而使追求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其突出地表现为人们对于个体心理空间需求的增强。隐私权观念的出现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它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心理对于个人空间需求的一种独特而敏锐的反映。

社会成员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在人际交往领域明显地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人际互动方面的变化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交往方式更加“间接化”。由过去更多的面对面互动,如“登门拜访”,变为现今更多的间接化交往或“媒介交往”,如用贺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互致问候。“间接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既进行了交往,又为自己和他人留出更多的时间与空间。二是,交往越来越“理智化”。过去因情绪化或意气发生不必要纠纷的现象时常可见,现今趋向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妥善处理利益纠纷。当然,这种趋势从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消极效应:除了交往越来越“务实化”之外,在个体化趋势增强的同时,也隐埋下沟通减少、人情淡漠的后果。这表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两面性。

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也突出地表现在婚姻恋爱家庭生活世界中。当今人们对早恋、婚前性行为、离婚等现象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常常把它们列入个人生活方式的范畴加以理解;对婚外恋现象也从很大的宽容性上加以对待;婚前财产公证的观念正逐渐被接受。而一些较时尚的观念和现象,如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丁克家庭等,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正在扩大的个体心理空间。

公共服务意识的生长:价值理性的彰显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结构逻辑,“小政府,大社会”这种演变趋势将使处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社会领域逐渐扩大,因此,必然导致一个公民社会的兴起。而公民社会的培育又将成为现代化顺利实现的一项基础,其中,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则成为关键要素。

当个体通过形成自主性和独立性而达到一定发展程度之后,其心理需要的层次将逐渐上升,表现出对于他人和社会关怀的增强,公共服务意识的提高。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服务意识是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志愿精神。

作为一种具体化的人文精神,志愿精神是指一种以自愿性、非营利目的性或公益性的亲身参与,促进社区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个人自身完善的社会心理。志愿精神促成了具体的志愿行动。在中国,较大规模的志愿行动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后,从为各种重大节庆、会议、赛事服务,到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再到抗击SARS等重大突发事件,随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从发生机制上看,志愿行动的社会心理动因主要有:第一,志愿行动反映了现代人高层次需要的日渐凸显。随着我国从一个匮乏社会迈向一个富裕社会,投身公共服务的志愿行动成为满足社会关怀这一高层次需要的重要途径。第二,志愿行动体现了现代人对价值合理性的追求。处在市场经济大潮背景下的志愿者,把参与志愿行动看作一种精神境界的体现,则是最好的例子。第三,志愿行动成为实现生活人本化的一种渠道。参与志愿活动可以得到这样的收获:过有意义的集体生活,满足高情感需求,其中内含了很高的生活人本化的目标。第四,志愿行动成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形式。志愿行动是当今人们表达社会参与愿望的一种较具普遍性的形式。

一方面是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意识的生长,这的确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积极的辩证法。

成就动机的高涨:发展机会的表征

当中国进入现代化起飞阶段,社会成员的成就动机呈现出高涨之势。一方面,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化起飞阶段实质上意味着从一个发展机会缺乏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发展机会激增的时代,从而激发起人们有所作为或成为有用之才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源于价值观的嬗变,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促使人们的价值观更取向于个体、权利和现实方面,自我意识的觉醒导致人们对于实现自身潜能和价值的普遍关注。

据一项对北京青年的调查,就目前最想做的三件事而言,选择比例最高是“追求事业成功”(51.7%)。可见,青年身上呈现出强烈的成就动机或成功需求。与成就动机增强相关联的是,人们的信心、独立意识和个性的增强,从而导致了成才自信度的提高。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青年对自身取得事业成功持非常乐观的态度。[2]

成就动机的一个具体表现方面是,人们更注重自身的潜能开发与价值实现。近年来许多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在职业选择标准上,青年对于“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符合自己个性”的强调,逐渐超过了以往对于“收入多少”、“工作稳定”的注重。可以看到,择业观中的成就取向超过了实利取向。

成就动机的另一个实质表现方面是,成才观上能力本位的观念正在形成。同一项调查表明,对于成才最重要的因素而言,北京青年中比例居前三位的人分别认为是“准确地把握机遇”(56.3%)、“头脑灵活,敢于创新”(53.5%)和“有专业有技术”(39.2%)。换言之,多大数青年认为,促进成才最重要的东西是个体的能动因素。从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中也反映出能力本位的观念。对于“升迁快的人主要靠什么”,青年中比例最大(45.9%)选择了“能力强”。

现代化起飞将带来了一个强调个人成就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方式由世袭(即父辈传承)变成自致(即自我成就),这种状况也会从人们的成才观上反映出来。同一项调查表明,对于什么是“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这一问题,北京青年中比例最高(73.5%)选择“才干”,远远高于选择“有靠山”(11.5%)、“请客送礼”(1.9%)。这种社会心理在实质上是以对作为成才条件的社会现实状况的判断为基础的。对于“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当前社会给人提供的成功机会如何”这一问题,北京青年中比例最高(53.3%)认为“更公正、平等”。在现实中,通过接受越来越高层次的教育,社会成员能够获得更多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一个充分强调个人成就的现代社会的来临,是当前人们形成能力本位观念的最深刻根源。

自主性的增强:多样化机遇中的多样化选择

改革开放之前,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行政等级划分严密,组织呈现同构现象,因此,社会系统开放程度较小,社会结构分化水平很低,导致社会行业和职业的类型、数量较少,从而导致社会流动缺乏途径和机会,受此状况制约,社会成员的发展也表现出相应特征,即在就业和生活方面都呈现高度一体化的封闭状态,在潜能发挥和价值实现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可言。

社会成员的自主性源于对主体自身的潜能与价值的感悟与判断,它的消与长是以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如果人们处在一种刚性的、同质的、单一的社会结构中,由于社会资源不仅高度集中,而且十分有限,人们的自主性便很难得到张扬。

现代化过程从一定角度看表现为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并带来社会构成因素的日趋多样化。由于专业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劳动分工的日趋精细、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社会的行业划分逐渐增多、职业类型日益细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加速发展,我国进入了有史以来发展机会、创业机遇最多的时代。由于社会体制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的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消弱、城市单位制[3]的渐趋解体、就业机制的日益转轨等原因,使择业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人们为自身发展进行决择的自主程度日益提高,个人的发展模式更趋于多样化。有关调查表明,在选择职业方面,人们更倾向于自我决策;在就业机构选择方面,人们越来越青睐自主性较大的从业方式;在职业流动方面,人们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进一步增强。关于多样化发展机遇中进行多样化选择的高度自主性,从人数不断增加的自由职业者群体[4]这一鲜活例子便可以窥见一斑。

这种多样化发展机遇中进行多样化选择的高度自主性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作为一种结构分化的合理性,它是职业类型多样化的一种主观反映。我们的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其结构上的封闭性、同质性、单一性,因而整个社会缺少流动、缺少活力,现代社会作为更加复杂的运行系统,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异质性、多样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行业的种类不断增加,与之密切相关的职业的类型也越来越细化。人们的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则是对这种社会结构发展趋势的主观再现与预期。第二,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它是多元价值选择的一种结果。价值观多元化是开放社会、复杂社会的必然结果,它将导致社会心态、行为取向、生活方式变得丰富多样、更具个性。而多元价值观影响下的择业心理、从业行为也必然会呈现多样化。

可以预期,随着对新兴社会群体发展状况的日益重视,随着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建立,随着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随着人才招聘、使用、晋升等方面政策和机制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公正化,社会成员在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机遇中将会具有更加多样化的选择,从而表现出更高程度的自主性。

呼唤社会公正:对社会运行机制更合理化的期待

现代化这种深刻的社会转型必将表现为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文化模式变换,更关键的是,将表现在利益格局变化方面,而这一切都会从社会心理上反映出来。

一般而言,在现代化起飞阶段,社会分化加剧的程度也是空前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这个时期,既是经济增长提速和社会发展加快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利益差距加大、群体矛盾因素增多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带有重要“转折点”性质。因为社会阶层利益差距加大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将会对以往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和社会整合模式构成巨大挑战。

最近几年“‘仇富’心理”一词的出现及其频繁使用,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了社会对贫富差距加大及其引起的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原则的打破,释放出了社会成员潜在的进取冲动。新财富观进一步激发了当今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进取动机、致富愿望是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营造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的重要心理基础。市场经济带给人们心理上的最重要收获在于,首先,它彰显了公平的观念。这种公平与传统社会里所强调的公平不一样,以往所追求的公平,实质上是结果的平均,因此,并非真正的公平。现代社会所注重的公平是出发点的公平,在公平原则下展开竞争。尽管由于每个人的自身能力和拥有资源的状况有别,竞争结果会表现出差异。但是,只要竞争的机会是公平的,对于竞争结果上的差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尤其是社会心理的成熟,人们会越来越容易加以接受。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理性地看待,那么,在现代化进程的一定时期内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利益差距加大有其一定的规律性。然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转型加剧的时期,由于保证社会公正的机制还不健全,因此,贫富差距加大这一现实,极其容易使社会成员深感利益格局反差太大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或社会不公平感。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尽快建立并完善能够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制度化体系。在当前这已经成为保持社会整合程度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表现,就是要从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的层面,有效地维护社会公正,提高社会整合程度。在这一基础上,努力促进社会成员形成这样的社会心理:正视正常的社会分化,将其看作社会变迁的具体形式之一。

理想和意义的追问:超越世俗化的“阴暗面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步入全面的世俗化进程。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文化逻辑。根据国际社会现代化的规律,世俗化代表了现代化起飞阶段文化变迁的最主要特征。世俗化的核心内涵是证明现实关怀的意义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世俗化对现代化的积极效应或者说“光明面相”表现在:促进价值观对于现实生活层面的强烈关注,唤起不同社会群体对于自身利益的合理追求,激发社会成员实现自我潜能与价值的成就动机。它有助于公民意识的生长和个性解放,所确立的个体本位观念在肯定个体自主权利的基础上,以统一的理性对社会关系做出规范,成为独立的法人地位、契约关系等市场经济基础得以形成的社会前提。凡此种种,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国家法制、社会参与等现代化发展趋势进行着心理准备并提供行动动力。

但是,作为现代化悖论性质的一种表现,如果缺乏文化创新在价值观念和行动规范方面做出及时有力的引导,世俗化就会表现出它的消极效应或者说“阴暗面相”,换言之,当世俗化变得偏激化,将会造成对人文精神的巨大冲击,更为甚者将会导致对于终极价值的严重削弱甚至消解。[5]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有一种社会精神气质作为支撑和动力。而充分强调价值理性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现代化顺利进行的保证作用,以避免人文精神的丧失这一现代化进程中可能潜在的最大“陷阱”,正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后发优势”。

现在论及文化,往往侧重于文化产业。应该指出,文化事业更注重塑造价值观和精神世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因为现代化进程是由诸种因素所推动的整体性变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文化创新和心理变革来加以促进和保证。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必须全面协调发展。在社会转型加剧的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迫切地凸显出来。然而,当我们的社会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时,又置身于一个多元时空的时代。今天的文化建设,必然面对着三个维度上的因素:一是,原来传统文化的作用;二是,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三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在这种多元时空中,文化判断的标准内含着多元性。正因如此,一方面,文化发展充满了活力,同时也充满了多样选择性,这种状况容易导致不确定性的困境。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的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难度空前地巨大。

建立一种多层次的、丰富的、开放的社会文化体系显得非常必要,从而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这个文化体系首先要有主流文化,其次也要有丰富多样的亚文化;既要有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理性文化,也要有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感性文化。这种多层次的社会文化体系应该表现出以下功能:首先,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其次,具有满足心理、调适行为的作用;再次,能够表达情绪、释放压力等。

必须对社会文化建设的质量建立起一套测量和评估的科学方法与指标体系。其中需要区分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的绩效,二是文化事业的成效。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中,追求实际效益的文化产业必须将社会效益作为一个重要检测指标。而通过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建立一种对于人们具有明确的价值、理想导向作用和丰富的意义、情感体验的社会文化形态。

现代化问题意识的形塑:反思性的制度化

从人类发展进程看,至今已呈现了现代化的三次浪潮。最早的现代化属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自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之后的现代化,皆属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心理上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存在某种赶超情结,表现为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提出超越式发展构想等等。赶超情结在常态下是发展的巨大驱力,但在偏激化的情势下往往会造成一种“后发劣势”,其典型后果之一就是,为了急切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滋生GDP崇拜,从深层上看,这是对工具理性或效率的极端追求所致。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历程中曾经一度出现过这种情形,其所引发的一种严重后果就是有经济增长而无社会发展。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发展。认识到经济和社会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提升出的一种经验和教训。

晚发型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资源就是“后发优势”,其突出特点就在于能够充分吸取早发型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潜在的“陷阱”。中国的“后发优势”即可以表现为,站在一个崭新历史高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进行全面反思,然后更合理地筹划本国现代化的战略和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与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相适应的是,社会公众逐渐超越了一种可称为过渡期的心理状态,其特征是:要么过于盲目乐观,要么偏于一味怀旧。而新生长的社会心理特质则表现出更多的未来取向和丰富内涵:在进一步理性化的同时,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有所增强;在心态呈现出更加开放态势的同时,问题的预见性进一步提高。经过改革与变迁,面对艰难与曲折,人们对于问题和困难的心理承受力得以增强,对现代化进程不再持一种简单的盲目乐观态度,问题意识正在成为社会公众的一种普遍素养。由于问题意识的促进,不仅使人们能够以发展的视野看待事物,而且使人们能够从多重参照系看待事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以及正在探索且暂时无解的问题也逐渐地纳入到我们的思考框架当中。

人类的主体性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动力就在于人类把现代科学成果不断地运用于建构现代社会本身。但这只是反思性的一个方面;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动力在于,对现代化进程本身、包括科学成果运用情况做出审视,而这一点又表现了反思性的另一方面,在今天,这是更重要的方面。原因在于,当今时代进行的现代化与早先时代进行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表现为,早发现代化所产生的各种效应、尤其是消积效应,已变成晚发现代化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制约因素。由于人类置身其中的环境正变得日趋复杂,许多因素越来越超出科学和技术所能控制的范围,因此,今天任何现代化构想都难以不打折扣地完全实现,相反,现代化图景的展开过程更多地是针对现实环境及其问题而不断做出调整的一种结果,这样的话,问题意识无疑已成为现代化是否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超出了任何常规想象力的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日趋复杂,而且很多没有先例。“后发优势”可能表现为我们对他者的发展经验进行有益反思的一种积极成果,而“后发劣势”则可能表现为我们对自身的发展环境未作有效反思的一种消极后果。

不论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还是面对问题的乐观主义,这些现代化所需的积极社会心理特质都必须以问题意识为其基础,而问题意识的巩固机制得以形成的前提,将不在于依赖某种先知的启示,而是在于应该促进反思性的制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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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dens,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注释:

[1]著名现代化理论家罗斯托在1960年发表的《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曾把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划分为5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段;2、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更有效地建立社会基础结构,新的精神因素在社会中发展,出现一个新的企业家阶级;3、起飞阶段。这个阶段是关键,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排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才能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工业部门;4、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技术从工业部门传播出去,经济和社会便走向成熟;5、高额的大众消费阶段。在此阶段,社会便向消费社会过渡。在1970年发表的《政治和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在前5个阶段之后增加了第6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罗斯托所说的现代化的起飞阶段,主要是从经济指标来判断的,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投入水平达到产出水平的10%以上就可以实现起飞。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入起飞阶段则可以从多重指标来加以说明,如工业产值比重、城市化率、三次产业从业人数比例、人均GDP等等。

[2] 本文中一切有关北京青年调查的数据资料皆引自:北京青年研究会:《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改革开放以前,在具有高度计划性特征的社会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并不存在选择职业的问题。当时“参加工作”,完全由组织安排或分配。而一个人自参加工作之日起,就成了“单位人”,他的工作、收入、医疗、住房、孩子入托、退休养老等几乎一切问题都完全依赖于工作单位加以解决。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小社会”功能的“单位制”。

[4] 所谓“自由职业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位或从业机构,而是以其个人特有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以独立劳动的方式获取合法的收入,他们自行计划和管理自己的活动。“自由职业者”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类型的出现,有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价值观念变迁等多方面的原因。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存发展的境遇多样化和机会的增加、以及社会价值观念深刻变化的影响,加之社会政策方面的变革,使得一些重视个人的自主性与个性、追求工作的创造性与成就感、具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社会生存能力较强的人,最早进入了自由职业者的行列。于是,“自由职业”似乎既成为他们独特的从业方式的代名词,同时又成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5] 世俗化的文化形态如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感性文化在今天呈现出强大发展势头,原因在于:文化被作为一种产业来看待和运作,它借助高科技的生产手段,进行快速复制、批量生产与规模销售,而且文化产品的生产及其销售采取了市场化策略和机制,尤其是这一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消费主义进行合谋。消费主义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不仅能把人们的需要开发出来,甚至能把人们的需要“创生”出来,于是,人们往往不是为了满足主体内在的需要而进行消费,而是为了满足被“创生”出来的需要而进行消费,换言之,为了消费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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