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中国17年大学制度早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毛泽东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1964年，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这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抨击了当时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很明确，抵制“精英教育”，强调“平等教育”。
“文革”时期毛泽东在和侄女王海容的几次谈话中，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嘲讽。他断定中国需要来一场“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并不只是停办大学，而是应该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办大学。搞“教育革命”的思路是什么呢？他自己在摸索，同时也要求下面的干部进行试点，搞出经验来。后来“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办学方式的出现，即是这种教育思想的体现。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基本停课，近百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高考废止，而且一中断就是十年。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工程技术人员培训，还写了调查报告。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个调查报告后，指示《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发表前，毛泽东还亲自写了一段话作为编者按。这段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七二一指示”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通过两个方针相互结合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制为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学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国的工厂企业推广。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
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
课程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简称“上、管、改”）。要求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达到教师会做工、种田，工人能教学、搞科研”；建设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
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成了大学录取方法。大学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不需要通过考试。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我国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
“工农兵学员”入学不经文化考核，文化知识水准相差悬殊，造成教学秩序的混乱，降低了教学水平和质量，使大学教育严重地形式化、政治化。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这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其中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必须接受学工、学农、学军锻炼。学工到工厂车间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体验实际生活，从思想上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学农除了学校轮流派遣各班到农场翻地、种植、施肥外，还要集体参加到农村劳动锻炼的活动，分住在农民家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军则是进入部队军营里，操练，瞄靶射击，长途拉练夜行军。
工农兵学员自编了《工农兵学员之歌》: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壮志凌云，红心朝阳，永远和工农相结合，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青春似火，意志如钢。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要为无产阶级争光，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又红又专，茁壮成长，永远和工农相结合，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为了使教育面向农村，从1963年起，农、林、医、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即采取公社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并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社里来，回社里 去）分配办法的试点。到1964年初，全国已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所中等农业学校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办法。
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教育部和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政治思想好、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7岁以下、有三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 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197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同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该年夏天，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考，然而，这一新动向被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流”。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考生张铁生在考卷背面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江青、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攻击搞入学考试“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复辟”，是“反攻倒算”。并把张铁生吹棒为“反潮流的英雄”，掀起了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浪潮，学校也把考试制度一律改为“开卷考试”“开门考试”。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实行所谓“掺砂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在“工农兵学员”出现之前，建国后曾经实行“调干生制度”，即在有革命经历的青年中选拔，直接保送上大学读书。1950年代实行工农速成中学制度，但于1955年被取消，全国87所工农速成中学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称：“实践证明，对农工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1970年至1976年七年时间里，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员94万人。从根本上来说，取消了考试，没有了选拔的标准，使得大学从招生到教学都很不正常。招生几乎没有公正可言。推荐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运作，鼓励了很多青年采取以表面的政治热情去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学生不学习专业知识，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和“闯将”，他们在校的学习，没有科学完整的课程设置、充足的学习时间保证，被安排大量如修建地下教室以备战、参加学农、学工等劳动和军训，参加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势形成学校不安排、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培养无标准、质量无要求、成绩无考核、学多少算多少，只升级不留级，到时间就毕业的格局。有关部门估计，这批学生毕业时达到大专水平的不到20％。
随着“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工农兵大学生”制度寿终正寝。
工农兵大学生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虽因其推荐入学的方式、入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等原因受到非议和质疑，但是中国高等学校总算是恢复起来了，中国人才增长的链条总算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教育的薪火总算传承下来。工农兵学员出现在大学停止和恢复高考之间，起过大学生断层期的替代作用，其中少数人学习狠下功夫，经过文化补习和刻苦自觉，掌握了较高的专业知识，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发挥了自己的才干，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或成为专家、学者、业务骨干，或选择（在国内或赴海外）继续深造，或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担任要职，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近百万工农兵学员中脱颖而出了一些佼佼者，代表性人物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张德江、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张春贤（197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周小川（1972，央行行长）、万钢（1975，科技部部长）、陈竺（1975，卫生部部长）孙玉玺（1973级，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印度大使），学者李银河（1974级，治性社会学）、学者杨东平（1972级，著有《城市季风》等）、学者陈尚君（1976级，治辑佚学）、学者曹顺庆（治比较文学），作家贾平凹（1972级，著有《浮躁》、《废都》等长篇小说）、作家梁晓声（1974级，著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数学家彭实弋（1971级，逆微分方程理论创始人）, 科学家姜德生（1972级，光纤传感技术专家），天文学家崔向群（1975级，南京天文台研究所研究员），数学家马志明（1975级，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纳米科技研究专家白春礼（1975级，中国科学院院长），无机化学家冯守华（1975级，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程津培（1972级，南开大学副校长），无机化学家洪茂椿（1975级，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家陈赛娟（1975级，中国科协副主席），科学家陈玉勇（1975级，金属铸造专家）企业家王石（1974级，地产业万科老板），节目主持人敬一丹（1976级），等等。
当然，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员没有如此幸运。“文革”结束以后，工农兵大学生步入工作岗位，其学历各级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都不承认，只能填写“工农兵大学生”的字样。即使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考核、职称评定，也会被另眼看待。到了199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要由工程师晋升高级工程师，有关文件上还写着“大本毕业生有工程师职称者三年后可评定高级职称，大专毕业生或文革入学的大学生有工程师职称者五年后可评定高级职称。
任何人的成长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都必定打上特定时代的烙印。古往今来的政治人物亦不例外。特别是他们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包括人生环境和所受教育，对其一生的思维、意识、观念和心理乃至治国理念、政策措施均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毛泽东自幼喜读《水浒》《三国演义》，不喜欢自然科学，后又酷爱《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等古籍，建国之前从未出国，由此隐约可见其统治中国二十七年的革命路线的源起和脉络。1989年之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仍然于1992年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果断决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宣布了实行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的终结。其时他已经八十八岁高龄，而且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病。人老容易糊涂，而邓小平之所以能做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选择，与其早年留学法国，耳濡目染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休戚相关。后来的中央领导，江泽民、朱熔基他们那一代人是在民国时期读完了大学，所以还保存有弹钢琴、唱美声和拉京胡、吟诗词的习惯。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那一代人出生于民国时期，但是在“文革”前读完了大学，接受的是1949年以后头17年的教育。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工农兵大学生都是1949年以后出生长大的。笔者以为，虽然工农兵大学生是“文革”时期独特的历史产物和历史现象，但是鉴于其如今肩负重大使命和责任，迄今为止在中国仍然存在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都将产生难以预测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在“文革”历史和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工农兵大学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有待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分别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探寻其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与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战略构想和政策措施之间的相关关系，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