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历史不允许“说不”、不允许“覆辙”

————政改必需全民理性、宽容、妥协基础上的共识和稳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8 次 更新时间:2014-06-18 00:06:39

进入专题: 1、政改必需全民共识和相对稳定   2、政改必需全民理性、宽容、妥协     3、执政党必须为下台后重新上台未雨绸缪  

丁礼庭  

  

   历史不允许“说不”、不允许“覆辙”

   ——政改必需全民理性、宽容、——政改必需全民理性、宽容、妥协基础上的共识和稳定 妥协基础上的共识和稳定  

   前言

  

   本文是我早在二年前2012年4月写的,由于当时正处于薄熙来事件的敏感期,所以没有能够及时发表,而当今中国正处在政改前夕反腐败的关键时期,我认为本文对当今中国的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从今年二会后的“簿事件”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出现了一些新迹象:以前,我们的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倡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往往是“出口转内销”,在国内媒体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封杀,往往是国外媒体先报到,然后国内媒体再转载国外媒体的消息。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不但温家宝总理的言论和文章通行无阻,而且无论在官方媒体,还是民间的网络舆论,都热烈地探讨,反应强烈。

  

   令人敬佩的著名学者孙立平先生日前及时地指出:“早在六年多前,……我曾经提出一个判断,‘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而且,在随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在今天,我反倒认为,现在改革的共识又正在重新开始凝聚,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出现。” 【1】并明确地指出,几年前之所以“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和民众共同产生的“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停在这里,将体现权钱结合的所谓过渡性体制定型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这种改革发生怀疑。”【2】而今天改革共识之所以能够重新凝聚和确立,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危机在不断加深”【3】,不管是执政党、社会精英、还是民众,都共同认识到,当今中国的现实是“改革在和危机赛跑;……改革在和革命赛跑。”【4】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社会矛盾所形成的危机感使大多数人共同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如果说,在当今中国,要不要政改已经不是问题,已经取得共识,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在“如何进行政改”的问题上进一步获得共识。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需中华民族的“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努力,缺了谁都不行,那么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严重滞后的一片混沌中曙光依稀之时,同样更加必需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个人”和“一切人”,包括精英、民众和执政党在理性、宽容、妥协之下来建立共识和稳定。

  

   那么,在当今大战之前的中国,最大的理性是什么?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稳定”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只要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每个人”和“一切人”,无论是执政党、精英、还是民众的利益都将受到严重的危害,这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

  

   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现稳定的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是什么?虽然可能会有分歧,但我坚定地认为,政改必须避免动乱的前提就直接地决定了,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地渐进。所有能够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政改,不管是造反,还是革命,都不可能避免大规模动乱!所以,全体国民只能,也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支持党内的“政改派”来有序地主导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目标和决定因素就是必须把执政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交还给民众。在这个大前提下,谁来领导政改的过程,就并不重要,因为结果都必须把执政权还给民众!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党内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如此严重,连温家宝总理也谈到“政策不出中南海”,中国共产党能堪当此历史重任吗?我的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到底能否担当如此重任的决定因素,并不取决于党内改革力量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博弈,而是取决于民众能不能自由、自主、自觉地起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也就是这由不得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群体,中国政改的每一个进步和发展,都必须、只能、也必然是民众自由、自主、自觉地行动起来倒逼、并推着执政党走。一个客观的事实和真理就是,如果中国的民众不能通过启蒙而觉醒,不能自由、自主、自觉地起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那么谁也不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恩赐和施舍给老百姓!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就是——就算是华盛顿这样的民主思想的创导者和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也不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恩赐和施舍给黑人和妇女!试想一下,在民众力量缺位,或者受到制约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中国有可能出现华盛顿式的英雄人物吗?就是出现了中国的华盛顿,有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恩赐和施舍给老百姓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如果民众自己不起来争取,不管谁来执政,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恩赐和施舍给老百姓!

  

   所以,民众的启蒙和觉醒,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因素!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农民觉醒,并自由、自主、自觉地起来合法合理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呢?这个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的肩上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历史重任,不是和共产党来争夺政改的领导权,而是必须在服务民众、在帮助民众维权和致富的过程中,来深入细致地发动民众、启蒙民众、教育民众,使中国的民众真正地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担负起 “倒逼”共产党来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需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宽容和妥协:

  

   中国的政改必需民众的理性——民众必须有自知之明,作为公民,他们虽然不可能具有言论自由掌控权,但民众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只有中国民众的觉醒后激发出来争取民主的力量,才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最终决定因素。所以,民众不但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和平地表达出来,让执政党,甚至全国、全世界听到自己的心声,必须有序地、合法合理地起来逐步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民众既不能麻木地忍受剥削和掠夺,也不能以暴力来剥夺有产阶级的财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逐步有序地渐进,而不可能一步到位,同样,经济利益的回归,收入的增加,也只能逐步有序地渐进,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当然也绝对不能“原地踏步”,再次滞后。

  

   民众必须理性地认识到,绝对不能受既得利益群体的挑动而上街动乱。如果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真的出现了动乱,那么我敢肯定,最大的可能就是党内的腐败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故意挑动不明真相的民众而发生动乱。没有党内的腐败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故意挑动,如果真是民众自发的动乱,即使发生了,规模也不会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政改的大局。民众必须理性地认识,上街游行示威可以,但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绝对不能违法地“打、砸、抢”,即使游行的理由正当,但一旦发生动乱的打砸抢,同样无一例外地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

  

   民众必须理性地认识,用暴力来平分有产阶级的财富的结果,只能,也必然地使自己获得更少,因为暴力不可能产生财富和效率,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所有暴力革命唯一和必然的结果,只能是出现新的掠夺者、建立新的不平等的集权制度。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争取民主的暴力革命,在几乎是完美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却出现了比国民党更集权的文革动乱。

  

   民众必须理性地和极左派划清界限:必须理性地认清文革黑暗和罪恶的历史真相,理性地认识到,走回头路死路一条,从而团结起来,把目光指向中国政改的未来。

  

   中国的政改也必需民主知识分子的理性——,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必须认清自己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的历史重任,就是在为民众服务、帮助民众维权和致富的同时,深入细致地发动民众、启蒙民众、教育民众,使中国的民众真正地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担负起 “倒逼”共产党来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而不是直接地和起来和共产党争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权。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改由谁来领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众必须真正地启蒙和觉醒,真正自觉、自主、自由地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只要民众真的能够觉醒,并行动起来合理合法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就一定能够“倒逼”共产党最终交出政权、真正实现还权于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如果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一定要起来和共产党争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权,那么不但全国性动乱不可避免,而且如此地“恋权”,即使获得了领导权,也很难真正实现“还权于民”的政改目标!

  

   民主知识分子必须理性地明白,我们在整个政改的过程中,只能,也必须无私地奉献,而不能如民众那样来增加收入和利益。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具有道德性和批判性,也就是必须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为了民众的利益对现实社会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改革性实践,否则,就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显而易见的是,真要达到这的目标,就必须无私地奉献,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宿命”!!如果哪个知识分子要想在政改过程中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蜕变成既得利益者!!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主知识分子真要为民众服务、帮助民众维权和致富的同时,深入细致地发动民众、启蒙民众、教育民众,那么就必然,也只能是“志愿性的无偿服务”,因为在当今中国,要向民众收费的服务,是绝对不可能达到发动民众、启蒙民众、教育民众的实际效果的!当然,志愿者也必需吃饭,志愿者有时候也可以有收入,但志愿者的收入是不能,也不应该自己去争取的,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志愿者,也将愧对民主知识分子的桂冠!虽然在当今中国,并不一定需要谭翤同、陈天华和秋瑾式的激进思想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但必需无数像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黄炎培、费孝通式的深入社会底层辛勤耕耘的知识分子,当今中国尤其需要深入中国乡村进行建设、实验、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分子的努力。

  

   中国的政改也必需执政的党内政改派的理性——如果党内的政改派真的能够掌握执政权的话,那么同样必须“理性地”领导全国民众共同来实现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温家宝2012两会答记者问时指出:“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国家政改局面的“稳定有序”的必要条件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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