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梁济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6 次 更新时间:2014-05-11 21: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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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对不少中国人来说,1918年秋天是个可喜的季节,据那时进入开封二中读书的郭廷以回忆,“有几件事使我们学生很兴奋。首先是徐世昌当了总统,我们本来不知徐世昌是何许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国总统大多是文人,现在中国文人居然也可以做总统,当然是可喜的现象”。其次是“欧战告终,协约国胜利。中国也是协约国的一员,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再加上国内南北双方也各派代表准备和谈,“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在很多人对1918年寄予希望之时,前清京官梁济却看出了大问题,他在这年11月10日以自杀警示国人。从后见之明看,梁济弃世的时机选择实在不佳,几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居然成了战胜国,举国皆感喜从天降,形成一次政府与民间互动的“普天同庆的祝贺”。直到次年5月初巴黎和会带来的绝望之前,几个月的一片乐观之声无形中删略了一些不那么如意的消息和言论。故梁济不仅未曾达到他的警世目的,甚至没能影响到多数人的愉快心情。

   有一种说法,行为也是文本,而文本一旦脱离作者之母体,便获得独立的生命。这是文学家欣赏的理论,也更多适合于文学(如《红楼梦》就可以脱离作者来看,很长时间里读者不知谁是作者)。但史学就未必然,一件有意识的个人行为,尤其是那些非常规的行为,对行为主体本身的立意,不能不充分考虑,认真对待。

   梁济的自杀也颇为人所道及,因为他明言自己“系殉清朝而死”,当时和稍后多数人大致都是由此认知其行为,而研究者却往往超越于此而立论。其实行为者的自述是不容回避的,否则无论褒贬都不啻将其视为“独立生命体”而随意解读。然而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死,梁济曾用了几年的时间相当仔细地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弃世,特别希望世人按照他的设计来认识他的自杀,故确应更仔细地考察他本人想要表达的意思。欲知梁济为什么要殉清,或需简单回顾民国代清这一史事。

    

   清季新政与民国代清

   过去对清季1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革命党”方面,包括革命思潮的兴起,“革命派”与“保皇派”、“立宪派”的斗争,革命党的发展及其内部分歧等;在内地,“资产阶级”的形成与特点又是其中一个重点。近年对清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较热,政治史的研究相对较冷。但历史研究在扩大研究视野的同时,其主体性的问题仍应是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未必是“宏大问题”);在不少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心目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史”的缺失。

   其中一个重要的缺失是对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研究较少,且多注意朝野的“对立”,论述朝野共同尝试以变革求维持体制的努力者尤少。近年虽有一二较好的书,并未改变基本的趋势。这样,既存的研究实际小视了晚清权势结构的变化程度,也很难解释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没有特别明显的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会发生革命?清廷何以那样快就崩溃?这或许是最需要深入探索的。

   清廷最后10年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不到历代一些亡国之君“倒行逆施”的荒谬程度(如果此前的历史叙述大致是确实的),社会上也少见此前历代王朝末年所发生的“土地兼并”严重一类现象(即使作为新经济因素的工商业亦未引起类似的激变)。因此,革命的发生及其迅速成功必须从其他方面做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

   当时种族因素得到革命党方面的强调,固有其实际存在的背景(特别是亲贵内阁的出现),也可能是因为以汤武革命来论证造反的正当性显得依据不足。体制上的积重难返自然具有关键作用,但外国的全面入侵及外国在华存在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是一个思考和解释出现革命的重要因素(所谓“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也包括社会、心理及文化的,是众多因素的合力)。外力入侵造成了既存权势结构的巨变,清廷面临一个与前相当不同的历史局面,需要处理的很多都是名副其实的“新问题”。政府的失败部分即因为不善于应对这类新问题,因而不能满足民间的期望,结果被构建出相当数量的“失道”作为,刺激了士人和民众的不满,终促成了革命。

   中国传统政治讲究的是社会秩序的和谐,其基本立意是统治一方应“无为而治”,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谓“治世”,即统治一方从上到下均可以无为,而天下的社会秩序仍能和谐。故“政治”的意思就是以政教为治和政事得到治理,即贾谊所说“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百姓受教而化之,各亲其亲,则政府对内的职责主要在老幼孤独等弱势者的福利问题,当然可以无为,且可以趋向“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不过,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理念,与其说是一个可以完全实现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值得争取可以趋近的理想。

   这样,传统政治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主张相通,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正因“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像电视剧中为国库增加库银5000万两的雍正皇帝,今日有些人或视为政绩,以传统观念看就是以苛政虐民的典型暴君。问题在于,轻徭薄赋的“小政府”在遇到外患时便常显捉襟见肘之窘境,以富强为目标的晚清“新政”举措基本是西来的,与近代西方重“管理”的观念是“一家眷属”,而与“无为而治”的传统取向恰是对立的。

   庚子后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兴学堂、办实业、治警察、行征兵等,而其中一大项为地方自治,范围包括成立府州县城乡镇自治组织、调查户口和岁入岁出、设立自治研究所等。所有这些都受西来的“管理”观念影响,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而清政府的现实困境是,新政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本已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的承受力。解决之道有二:一是进一步增加税收品种和数量,这是西方的常识,然非中国民众所习惯,必然造成对新政的敌视;二是借外债,也是史无前例之举。

   在国民党统治以前,政府不与民争利的传统大致得到遵循,近世渐多的“捐纳”制和清季民初政府大量借外债,虽因不免涉及政治“腐败”和“卖国”而为时人和后人诟病,恐怕也都是小政府体制不得不行使大政府功能而又试图不违背传统的一种变通性举措。事实上,“捐纳”更多是取得进一步考试的资格或身份的转换,真正直接通过“捐纳”入仕者并不多见,故其“腐败”的程度也是想象大于实际的;但对“正途”的士人而言,这既是直接的威胁,也是朝廷“失道”的表征。而在民族情绪上升的年代,借外债则会增加学生群体的反抗。

   换言之,若不解决小政府的问题,清季政府实际陷于一个诡论性的微妙处境:不作为则无能,欲作为则无财,而解决之道又处处威胁自身的统治正当性。虽历史不能后设,试想若政府将捐纳和借款所得款项悉数转换成赋税而施之于民,恐怕其因“失道”而崩溃的时间还更快,其所受时人和后人的诟病亦决不更少。

   或许可以说,包括废科举在内的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点,即当时已形成一股内外夹攻的政治变革压力,在政府终于认识到全面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并主动推行自上而下的系列改革措施之日,却正是大量过去维护朝廷的那些士人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之时。在士人心态与清廷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各类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也反映出政府希望可以藉此挽回士人的支持。

   废科举就最能证明朝廷改革的决心,但其不仅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模式,而且连带摧毁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使两千年为四民之首的士人这一社会轴心无所适从,故推翻帝制的革命和新建以西方为榜样的共和政制都可以说是逻辑的结果。辛亥革命的“容易”是明显的,蒋梦麟后来回忆说:“革命号角一响,政府新军相继向孙中山先生投诚。短短几个月之内,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清朝帝室就像秋风落叶般消逝了。”革命的“容易”当然有其原因:事情总要了结,国家需要安定,革命者需要“胜利”,妥协则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今人常常忽视的一个要点是,事情最终是以“禅让”的方式解决的。

   正因为民国代清是妥协的结果,除易姓外的其他问题还需要解决,所以对政治人物的真正考验是在此后的尝试共和之上。特别是民国最初几年,解决得好则气象一新,可取信于天下,而诸事易为;不然则麻烦开始。惜各方气度眼光都不够远大,而民间的不满开始。如蒋梦麟所回忆:“胜利的狂欢不久就成为过去,庆祝的烛光终于化为黑烟而熄灭。”

   鲁迅也曾记得民元之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更形象地描述说,民国元二年间的状态像昙花一般的怒发,而民国三四年间则像冰雹一般的摧残。可知民国代清不过两三年,就曾引起士人的普遍失望。当时对于帝制甚或“复辟”的尝试,最为史家所诟病,或也提示出一种向传统寻求思想资源的倾向,而帝制和“复辟”的失败恐怕也连带着影响了“传统”在此后的命运和作用。

   无论如何,要明确认识民国代清是“禅让”这一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梁济想要表述给社会的意思。

    

   对共和体制的绝望

   梁济明言,他的死“系殉清朝而死”,但又并非“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其所学之先圣纲常和家传遗教为核心的“义”为本位。他进而说,“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按此为世道、社会之同义语,未必是地理意义的)。换言之,他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止是殉清。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也是需要说明的,因为清非此时而亡,梁济自问“殉节之事,何以迟至数年”?又自答道,当初若死,“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他不能“糊糊涂涂牺牲此身”,要“看明世局弊害”,特别是“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而后有所行动。

   最后一语是关键。本来“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清之兵力非不能战,以不忍民生涂炭,乃“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全国人民共得硋安也”。假如“因禅让而得民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似乎也可以不必殉节;若“徒禅让而民不安”,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是不能不殉的。他七年观察的现象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结论是“清朝亡于权奸卖国”。

   梁济在辛亥革命前已看到“近十年来,朝野上下人心风俗败坏流失,至于不可殚述”。当时的问题是“人敝”而非“法敝”,后者可更改制度以救治,前者只能“从品行心术上认真砥砺,使天下回心向善”。故“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

   他强调,共和与专制应该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因乎时世,各就其宜而用之”;而不必“作仇敌之势,互相嫉忌”。民国代清,“吾国开天辟地之新共和”乃是“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若当政者能利用之以“为民造福”,便不“辜负清廷因爱民而牺牲大位之心”;反之,则“此番大举动”实得不偿失。且“以本无共和程度之国,既已改建共和,不能反汗(编者注:喻令出不能收),惟有抱定不忍妨害社会共同生活之心”,视此“数千年改革之大机会”为“可重可珍”,据“以民为主”的“共和之原理”,尽可能“稍分人民之痛苦,减轻人民之愤怒,勿授人民以革命之口实”,或“可以杜再来革命流血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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