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过去的高增长平台，逐步走向趋缓的平台，是必然的事情，这不只是增长下跌问题，从长周期来看，是经济波动问题。
从追求增长速度是为保就业，保就业是为保社会稳定的逻辑看，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就业；实际上，就业问题、国家问题、出口问题都不是最敏感问题。当前最应该担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后要避免社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因为经济增速放缓，将导致社会资金紧张，推高资金成本，加剧债务风险，挤压服务经济的资金需求等一系列问题。对此，中国要有办法、有回旋余地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惟一的出路是改革。从根本上来讲，当前的金融问题反映的是经济结构问题，而经济结构问题只凭借货币政策的调控是不能解决的。客观地说，相对其他领域，当前的金融市场已经是相当的市场化了，不管是国有银行，民营银行，还是村镇银行，都在讲利润原则，但是大家对金融改革还是不满意，要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
第二，必须发挥市场机制，淘汰一批企业，可以降低社会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不担心发债，金融机构不担心地方政府不还钱，政府、企业不担心，老百姓就更不担心了，这是全社会的道德风险。按照市场行为准则，地方政府、房地产融资、大银行的金融行为都没做错，都坚持了改革原则，但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后，有些混不下去的企业就该破产、淘汰，进而被驱逐出市场。不倒闭、不破产一些企业，市场调整和制度改革就无法深入，现在正处于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
第三，要守住中国不发生社会性风险的底线。不管是什么国家，这是保持基本社会稳定的基础。当前，国民经济当中存在一定的风险，对此有必要调控和改革兼顾。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要防止市场震动过大，要防止主动去引爆不可驾驭的系统性风险。目前，金融业是一个负债面广，风险传导快，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行业。金融机构一旦出事，一天、一个小时、甚至一分钟就可以传导到全国各个金融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企业的比例比较小，传导比较慢，风险相对可控。因此，市场改革从实体企业入手，风险小一些，效果更好些。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要研究缓兵之计。笔者建议：一、对巨大的地方政府风险采取新旧划段，隔离存量的原则；二、政府要讲清楚债务损失的处理原则，包括中央财政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讲清楚。风险量化后，市场就会根据政府资产的风险高低进行分类，有的政府利率高，有的政府利率低，这样的话整个市场需求资金就会慢慢减少，实现市场配置。第三，中央政府要及时发出明确的信号，强化市场财政纪律。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担保法》第8款规定，各级政府不准以什么什么形式做担保。现在各种形式的担保都有，其实，政府不应该兜，有问题上法院。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既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又要让市场坚决拒绝高风险理财产品的出现。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来源:国际金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