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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然而,今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在政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之地位,相当卑微。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自形成时起,就被历史主义控制。历史主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之核心预设是,现代以前的中国政治是专制的,围绕着这样的政治生成之理念、观念、知识是历史性的,不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因而对于当下没有意义,甚至只有负面作用。由此,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取消了自身存在的思想与现实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抛弃历史主义,回归古典政治思想史范式,打破古今之别的迷信,而产生政治哲学之知识自觉。这一反历史主义的政治思想史范式不再只是站在历史之外、之上进行批判,而是站在连续的历史过程之中,从事政治观念和制度的建设,也即通过激活、转变、发皇先人之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予以新生转进,以之参与中国现代秩序之构建的事业。
【关键词】：历史主义 政治思想史 范式
【分类号】：D092
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和社会科学体系中之地位相当卑微，其原因在于，它从一诞生就被历史主义所控制，而生产着没有多少“意义”的学术，或者贩卖种种粗鄙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史要在政治学体系内、在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内，以及在一般知识民众中获得尊重，就必须果断地告别历史主义，追寻意义。
一、古典的政治思想史范式
政治思想史实为一门古老的学科。
文明的治理必依赖于治理之知识与智慧，为此，人们必探究、寻绎先人之言、行、制，其中自有今人所云之政治思想史内容。夏、商之制不可知矣，然至少在周代，王室、公室、大夫之家等各级封建之君子，皆有师、祝、史，以不同方式分别保存不同性质之先王文诰、典册、盟约、契书等等。比如，瞽师借助于口耳记诵，史官侧重于典册之保存。各级君子之室也设有“府”，保存各类文献。
不过，周人并无现代历史观念。相反，他们具有典型的“习惯法心智”①，礼就是习惯法。上自尧舜，下至当今之王的各类文书都被认为具有永恒而普遍的约束力。人们以记诵或者文字的方式记录已发生之事，如《春秋》，亦因为在那些事件、行为中包含了可在当下适用之先例，所谓“故”。
换言之，周人认为，过去的事情并没有过去，而构成今日之法律。因此，先王之典册就不是单纯的史料，而是法律汇编。《尚书》就是礼法之汇编，其原理、准则、规则在当下仍然具有礼法之约束力。因此，周代之史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是法律家(lawyer)，他们借助自己所掌握之先例，协助君子解决当下各种类型之纠纷。②
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封建的礼治秩序崩解，在此废墟上出现一个新世界：现代性世界。而历史主义乃是现代性意识之根本特征，法家非常精当地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如《商君书·更法篇》：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商君完成了历史主义与法律的实证主义之理论构建，其核心命题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时者，时间也，时代也。显然，商君已具有明确的现代时间意识，也即单向的、不可逆的时间意识。时代之单向的变动就是历史之过程，就是历史。这是历史意识之觉醒。
严格说来，礼治时代其实没有“历史”观念，历史观念是现代的。此一观念具有深刻的文化、政治内涵，法家之全部理念就立基于此一理念之上，《韩非子》重复了商君的历史主义理念。历史主义内涵着奇妙的反转机制——历史主义宣称，历史在变动，而且是根本性变动，古对今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主义形成之时其实就是历史死亡之时。过去的一切已彻底死亡，乃是纯粹客观的对象。这种观念在现代历史学的奠基人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历史主义是虚无主义的。
不过，法家所凸现之历史主义遭到了强有力的反抗：新兴的儒家反对新兴的历史主义。不过，儒家也未被习惯法心智所约束，而秉持中庸之道，发展出古典史学范式。
孔子之理念是“复礼”，此论背后乃是礼之永恒性观念。不过，孔子也清楚地意识到变、易之重要性。孔子曾广泛探究三代之人、事、制，并论断其高下、得失，《论语》对此多有记载。孔子之历史观最为清楚地体现于下面一段话中：“殷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③三代之制，有因，有损、有益。孔子之立国纲领则见于颜渊问为邦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④这与上引商君思想形成鲜明对比。“行夏之时”云云就是“因”，“放郑声”就是“损”。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已走出三代之“习惯法心智”，然又拒绝后世法家所发展之现代的历史主义。如同孔子整个思想体系，孔子之历史观也持守中道。孔子相信，历史具有连续性，尽管也会变化。因此，孔子拒绝空想，而相信经验对于政治至关重要，立法者设计制度时应高度关注经验。由此形成“古典史学”之范式，它当然也支配着古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汉儒系统地发展了古典范式之政治思想史。首先，汉代史家均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史，而有专业论著。《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数百年之政治思想进行系统概括，显示了政治思想史之自觉。
其次，汉代经学也始终具有政治思想史之维度。比如，郑玄遍注群经，有意识地旁采古今各家之说，保存诸多思想史资料，并对各家之说有所辨正、论断。汉代经师之间，比如许慎、郑玄、何休之间相互辩驳，也可视为一种理性的政治思想史辩论。
至关重要的是，不论史家、经师，皆有历史的视野；然而，历史的维度绝不是其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唯一维度。司马迁、班固、郑玄等普遍采取一种综合的进路，或者说经学的进路。《太史公自序》明确宣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具有伟大抱负，《报任安书》中谓己之理想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说得更为显豁：“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此处之“家”，就是诸子百家之家，也就是传经而立自家之言的家。但是，司马迁实又自视为经学家，其史学被置于经学框架内。其作史旨在透过研究历史，揭示优良治理之法度，供后世圣王君子据以治国平天下。司马光之“资治”，表达了同样的学术取向。
司马迁揭示了古典史学之基本特征。古典史学有别于经学，但在经学框架内。经者，常也，经所载者为常道，既关乎个人之修身，更关乎家国之治理。至关重要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过往的理念、价值并不是一过性的历史，而仍然是活的，在当下具有正当性，人们可据此构建制度。
因此，古典的政治思想史其实是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它并不外在于面向现实的政治思考，而是其组成部分。政治思想史之探究，实为人们基于解决当下问题之意识，对既有理念、价值、思想进行的“第二次思考”，由此而生长出解决当下问题之理念、价值、制度。
二、历史主义之兴起及其意识形态化
现代历史学乃是历史主义的产物。此一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摧毁了古典史学，包括古典之政治思想史学，令其丧失意义。也即现代历史学自其一诞生起就自我矮化，而陷入不死不活的境地，这一点，在中国尤甚。
如同法家思想所表明的，现代性之核心理念乃是历史主义。⑤西方之历史主义理念最初借助进化论传入中国，而促成激进变法之思想。士大夫尤其是后来的新兴知识分子之现代意识的觉醒，社会达尔文主义居功甚伟。此后，新文化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则通过中西之别强化了古今之别，从而形成极端进步主义理念。知识分子相信，中西之别的背后乃是古今之别，中国文明固有之政治价值、理念因为属于古代而丧失正当性，因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任务是走入现代。古代的中国与现代的西方之间就有根本的区别，进而知识分子又将此予以简化而相信，中国与西方有本质区别：古今之别反过来又突出了中西之别。
由此，中国之现代的历史学诞生。这是一个黑洞性质的泛历史学，在古今之变的关键时刻扮演了宣告中国固有之“旧学”死亡之角色。此前中国已有之一切知识均被进步主义划入已经死亡的范围，而不具有生成新理念、新价值，构造新制度之任何能力。它们没有资格成为现代的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思考的起点，更不要说提供范式。此为现代观念史上至关重要的“历史学化”现象：中国既有知识体系被扫荡而沦为历史学之研究对象，历史学吞噬了中西接触之前中国固有之一切学问。
此即“整理国故”运动之本质。“国故”一词清楚表明，中国固有之学已成为“故”，已经死亡而不再具有现实的效力。胡适1923年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写的《发刊宣言》，系统阐述“整理国故”主张。胡适设想的“整理国故”分为三步：第一是“索引式的整理”；第二是“结账式的整理”。“结账”一词已经清楚地说明，古代的知识已经死亡，不需要继续阐释，今人已可对其予以盖棺论定。最后则是“专史式的整理”：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⑥
胡适说明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前中国人之价值、观念、思想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构建美好生活和优良治理秩序的努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⑦因此，传统中国的经、史、子之学，皆已死亡，集之文学也毫无价值。既然如此，古典之学只能变成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中国固有之政治思想仅仅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对象。
正是在这种历史主义支配下，接受过经学训练之周予同氏坦言，新时代需要的不是经学，而是经学史。⑧同样接受过系统经学训练的蒙文通、李源澄甚至金景芳等先生之从事上古历史学研究⑨，也显示了“历史学化”之巨大冲击力。
这样的历史学化实为现代意识形态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事这一意识形态事业的人们毫不掩饰其目的。“整理国故”之预设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此前则是旧时代、旧社会。新时代不需要旧观念、旧经典。不唯如此，旧观念还在妨碍新时代的降临，为了新时代早日降临，先进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摧毁旧观念的伪装。胡适即曾以“捉妖打鬼”一词来概括“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他还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