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创新思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2 次 更新时间:2024-04-01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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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式的转换:从思想史到观念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者是梁启超,迄今发展已届百年。我在本世纪初回顾这一学科发展状况时,以方法论为界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大体形成了三个流派:一是“新学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梁启超、杨幼炯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吕振羽、侯外庐等。三是现代政治学流派,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萧公权。

不过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者大体上都是围绕着思想家、思想著述、政治思潮或政论家、政治家(帝王)作文章。在国内学术界,政治观念的研究或有论及,一般见于专题论文或是史著中的某一章节,观念史的研究并没有全面展开。

事实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需要研究者同时具有历史学和政治学知识,观念史的研究更具有跨学科性,可以视为思想史与社会史交叉互动的产物。刘泽华教授2001年在讲论“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时即提出:“我这里所提出的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不是一般的既研究思想又研究社会,也不是思想研究与社会研究的机械相加,而是说主要是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更具体地说,主要是研究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问题;二是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刘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并不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内的政治观念解读,而是溶解于社会政治生活层面的政治观念,例如“观念的制度化与制度的观念化过程研究”。也就是说,这里的观念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基于相应的制度、社会政治组织和运作而形成的政治观念。刘先生的这番思考,可以说走在了学术前沿。

韩国学者张铉根教授的专著《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为观念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这里,张铉根教授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什么方法才是适宜的?如果说学术研究的价值或生命力在于推陈出新,那么,什么研究方法更有助于学术创新?

如果从史学研究的视角看,中国历史研究或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创新,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资料的新发现。例如20世纪初的史料四大发现——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和清廷大内档案,便促进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二是题目创新,即前人未曾论及的课题。三是方法论的创新。这一点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体现得最明显。例如,同样是一部《论语》,运用社会学理论、哲学史理论或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所使用的概念、命题和采用的视角均有不同,体现了各自的学科特点。研究者沿顺着社会学、哲学史或政治学各自的学理逻辑展开,做出各自的学术判断。相较而言,方法论的更新更有助于促成学术创新。

就研究方法来说,我们可以进一步举例。譬如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作为方法论,对于孔子政治思想的学术判断必然是看其思想是顺应或推动了历史发展,还是逆历史而动。如果是前者便予以肯定,如果是后者就要批判和否定。如果运用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就要看孔子的政治认识代表了哪个阶级或政治利益集团,他设计的政治蓝图是拥护君主政治还是相反,等等。方法论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学术判断,这便是方法论的重要作用。

说到这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辨析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区别。质言之,研究方法一般指的是研究者运用的技术手段,诸如计量统计、田野调查、个案访谈等,以计量为特点的研究方法关键在于取得数据,通过对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做出学术判断。方法论指的是研究者用于分析、解读和论证的理论方法,一般是指由一套概念和命题构成的理论体系,内含着相应的学理逻辑和认知理路,被研究者用来分析问题,形成学术判断。有研究者将其界定为“关于研究过程的哲学,其中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方法论的更新能给研究者带来新视角和解读问题的新手段,从而在学术视野方面便会有所扩展,甚至能促成新的学科交叉,在学术判断上就能有所创新。

从政治思想史研究到观念史研究可以视为一种研究方式的转换,与前述方法论并不等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有关政治的认识,包括国家与法的认识、社会政治理想、政治哲学、政治策略、治国方略、政治权术等等。政治思想的载体与表现形式主要是思想家、政治人物、政论家的思想,学派的思想、某种思潮以及概念、命题和观念等等。自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渐次形成以来,研究者大多研究思想家个体、学派或思潮的政治思想。这类研究方式往往按照朝代顺序,进行“列传式”研究,间或也有关于政治思想概念、命题和观念的研究,其致思逻辑和研究路数与“列传式”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张铉根教授的“观念史”研究在研究方式上有所改进,他把观念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然后追根溯源,从观念的本初含义入手解读,梳理其在思想史发展中的流变,以期做出合理的阐释。这种从上古文字订正入手追溯政治认识源头的方式,较之通常的思想解读更能贴近古代政治思想的原初本义,其认知也走出了既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局限。事实上,历史上任何思想家、学派和思潮的政治认识,都带有认识主体自身的主观判断和认识主体自身价值观的主观投射,古人的解读当然会对当下现代人的研究起到了某种牵引或误导作用,所谓“每个人心中的孔子”,都是将含有古人主观解读的“孔子”认定为原本的“孔子”,这就使得研究主体对于思想本初含义的认识难免会有所偏差。张铉根教授的“观念史”研究选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将其置放在“政治观念”的场域中,从字源考察其流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前人的主观屏障,很有助于厘清政治思想的本来面目。

相较于以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惯常形式,观念史研究视角新颖,无疑具有相应的创新性。不过,这种创新只是在政治思想的载体与表现形式采撷上的推进,与前述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更新还是有所不同的。

二、创新性思维与主观投射的界限

学术创新从哪里论起?史学研究的“三新”说都有道理。资料、选题的新颖确实能形成新观点,具有创新性。不过比较而言,如前所述,方法论的创新是最具有创造力的。换言之,方法论的更新能够促使研究者形成创新性思维。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看,20世纪初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已然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传统史学研究以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为典型,虽然司马迁提出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通古今之变”,然而传统史学具有明显的以“资治”为名的唯一功利化倾向,故而可以谓之“编纂历史学”。20世纪初叶的研究者在承继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同时,能够不同程度地吸纳东渐而来的西学,相对于传统历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有所更新,其研究的面向也并非“资治”,而是面向当下,视野涵盖全社会,以时代赋予的理念解读传统,发人深省。其中代表人物如梁启超、杨幼炯等,他们实际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传统的史学研究方式为主,注重历史资料的考订钩沉,梳理史实,通过归纳思想的师承脉络、变化融合,来给思想或思潮订正流派,概括特点和评定意义。不过,他们在研究中注入了一些新的观念。例如梁启超提出的问题研究法,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与单纯的编年史相比较就有所创新。杨幼炯注重思想的时代背景,认为“盖政治思想之实现恒结晶以成为一种之制度。故政治制度,必与其时代之要求相适应,此即彼时代政治思想之表现也”。“在经济方面,生产方法之变化,引起一切社会关系之改变。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完全由于生产方法之变更而进化。故一时代之经济状况,实与彼时代之政治思想以至大之影响,而社会生活、风尚、习惯对于思想,亦有至深切之关系。凡此种种皆为时代之背景”。这样的认识显然已经引入了近代学术思想内容,研究者已经关注到经济、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思想的关系。与传统学术相比较,近代学术研究的时代印痕是十分清晰的。虽然他们的分析框架和理念基本没能走出传统的史学语言模式,具有明显的新旧学术相结合的印记,但是在方法论上显然是有所更新的。这一流派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很长的时期内被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学者们普遍采用,其影响在海峡对岸学界迄今不衰。

起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引发了域外思想文化大量流入中土,马克思主义学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渐而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被一些研究者接受,作为一种新型方法论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典型者如吕振羽。他在1943年修订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导言中即提出:“我们对于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的研究,要想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一重要的,须要正确地掌握这一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其后,在1955年的《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吕振羽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他征引毛泽东“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观点,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

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普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这也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例如侯外庐等撰著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就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贯穿全书,其中分析孟子思想认为“孟子的阶级立场是很明显的。他不主张在贫富关系上破坏已往的阶级制度”。方法论的更新对于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走出传统史学局限,走向近现代史学研究很有裨益,这正说明了方法论对于学术创新的重要推动作用。

任何有价值的历史研究都是研究主体站在当下看传统,这里需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所谓历史不过是人类社会过往一切的记述,包括文字和各种形式的器物。这些记述包含着记述者和制作人的主观精神和对客观事物的拣择,因而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人的主观意识与外部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诚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言,“从某种意义上,历史的事实是人为的——它是人们从原始材料中选择出来的结果。即使是一块砖头,也是人们从这个世界的泥土中选择出来的东西”。二是所谓历史研究无非是研究者本人的主体精神、意志和价值观作用于历史资料而形成的学术判断。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提出“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并且申明,这里说的“当代性”并非“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汤因比对这一论断深表理解,认为“他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处在时间的某一点上,而且他只能从其非常短暂的生命的这个移动点上观察宇宙万物……一个人不可能摆脱他在时间和空间中所处的位置,而用一个假设的上帝的眼睛在宇宙和时间之外看待事物”。这就是说,历史研究必然含有研究者本人的主观选择与判断,前述方法论与创新性思维内含的则是研究主体的价值观、主体意识的更新与充分延展。

方法论的更新意味着认识本身的创新和深化,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通过创新思维而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法则是要分清哪些是古人的思想,哪些是研究者的思想。当然,所谓“古人的思想”也是当下研究者所认定的,必然会带有研究者的主观印痕。不过,这种主客观的结合是历史研究的常态,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是不存在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研究不可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介入亦即主观投射,但是这种“主观投射”是有限度的,关键是不宜以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替代研究对象,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大忌。

质言之,“主观投射过度”指的是研究者完全无视历史人物的时代语境及其思想记述,而是将自己的理念、观念、价值观和思想置换为古人的思想,这就完全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事实上,任何个人的认知也不会脱离当下主客观条件的约束,我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均有时代的印痕,研究者使用的概念和命题可以说是历史概念,就是说概念本身有其发生、形成和衰亡的过程。譬如“君子”,发生于先秦,形成于汉代,20世纪其内涵有了变化,至今作为道德人格的评价,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是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论域中的“君子”,显然终结于君主政治时代。譬如“公民”,发生于西方古希腊时期,指的是城邦中的自由人,他们享有当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随着历史的演进,迄今这一概念的内涵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其中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是相对恒定的。显然这是一个历史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君子”概念差异鲜明。然而,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君子”就是“公民”,这是典型的主观投射过度,将现代意义的公民概念或是古希腊的“公民”投射到“君子”上,是为大谬。

当下,这种以主观臆断取代史实的现象颇为严重,将“大一统”置换为“统一”,将“民本”置换为“民主”,甚至将社会科学研究用作背景和语境的历史本身无限抬升和扩展。这样的研究趋向在“主观投射过度”上走得更远,超出了历史学和政治学所能容忍的范围。

结语:坚守学理逻辑底线

学术研究的创新思维主要在于方法论更新,同时取决于认知逻辑的严谨和历史资料判定的严肃性。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科学性,研究者坚守的底线便是学理逻辑,此外无他。这里说的“学理逻辑”指的是一个学科自身的知识特点及其独特的逻辑结构,一般可以从价值结构、认知逻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进行分析。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理逻辑以实事求是为根基,任何意义上的方法论创新如果背离了这一点,便毫无价值可言。虽说任何一种认识本身都包含着研究者主体意识的投射,但如前所析,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是要努力分清楚哪些思想是研究者自己的,哪些思想是古人的。如果说“站在当下看传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理应具有的理性视角,那么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又是非常必要的。因之,基于学理逻辑实事求是的要求,我们需要坚持这种努力,就是至少能有意识地避免将自己的或他人的现代观念强加在古人身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认识,研究过程实是一个不断再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验证其学理逻辑的过程。

那么,必然含有主观性的历史认识具有科学性吗?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来评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呢?显而易见,历史研究不可能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历史认识面对着的是已经过去了的、不能再现的内容。计量化和数字化的历史认识具有相当的精确性,这些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特点使之比传统历史哲学的概念演变和推理更加令人信服。充足的计量史学和统计分析有助于认定史实,相应提高了历史事实或场景模拟“再现”的可信程度,但是却无法说明史实背后的意志与现象背后的精神,也难以对行为的意义给出确解。既然人是历史的主体,那么人类的历史本身是不可能没有意志、精神和意义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分析、解读与想象反而显得更重要。所以英国历史学家罗宾·科林伍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不应是富有想象力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想象是他最必需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想象与小说家的想象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历史学家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历史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所以汤因比认为历史学“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物理学或化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

当我们断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具有科学性的,这主要体现在研究者的思维理性和逻辑性上。如果说,追寻真理是人的思维活动的根本目标之一,那么理性和逻辑就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具有的理性程度和逻辑水准决定着学术判断的科学性。当然,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认识能力即主观性因素实际受到了多种条件的限制,这不只包括“每个历史学家的世界都受到其知识范围的限制”,而且历史学家们都是“根据他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的”的,所以“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看到事实真相的一个方面”。这固然再次验证了“历史研究是无止境的”,但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让每一位历史学家的思维理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历史认识的选择、判断、辨析和想象得以合乎学理逻辑地充分延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追寻才是可能达成的。

本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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