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诸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很少关注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自主性更是很少探讨的一个领域。在探讨学科的自主性、政治学科的自主性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主性基础上，可以归纳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点：重师承、士大夫身份、经世致用、决策者与民众思想的影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分析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应该走融合的模式：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融合，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融合，政治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的融合。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自主性。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有多篇文章在探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一是由学科自身所带来的。作为一门综合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的学科，自诞生起就面临着身份、价值的困境，也面临着学科之间对话的难题。学科的综合性，对研究者提出了挑战，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需要优化。二是古今的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将1949年以前划为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后自动回避。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包含着古今共同关注的主题，割裂古今、只回归传统的学术趋向是不可取的。三是中外的视角。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但这套学术体系却置身于“世”外，所研究的成果很难被世界所认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如孝道、中庸的思维方式以及仁者爱人等思想可以作为普适的价值观，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关注“本土化的问题，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四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史”强调了历史资料的搜集，而“政治思想”决定了观念和价值的判断，前者体现为经验的归纳，后者则体现为价值的提取和论证，两者应该有所区分。同时，采纳“政治学之观点”与观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殊性相互融合，可以共同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
这些研究中，价值和研究方法是研究的主线，其中又可分古今和中西。如果再进一步划分的话，可以加入自主性的维度，是以古代为主还是现代为主，是以中国为主还是西方为主？譬如，大陆有一批崇尚儒家的学者认为传统的东西就是优秀的，现代有的一些价值，传统也有，这就是以古代为主。再如，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立足现代看传统。学者们讨论的民本是不是民主，明末清初三大家有无启蒙思想等就是用西方的价值来判断中国的政治思想。当然，在这些争论中，大家都在寻求世界普适性的价值，一些观点如自由、民主是否属于普适性的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价值能否为这一普适性的价值作出贡献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努力。这些讨论均是围绕着价值展开的。鲁迅先生曾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西的价值转化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西方的价值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中国的价值也可以为世界所用。其中拿来和自主性并不是矛盾的，只有吸收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才能将成果推向世界。这些学者看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价值观念可以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但做得还不够。
在这些研究中，很少有注意到研究方法的自主性问题。普遍流行的做法是将西方有关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拿来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是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研究范式，必须重新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研究的自主性。想要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研究的自主性，我们必须要解决以下问题：何为学科的自主性？何为中国政治学科的自主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特性是什么？如何建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主知识体系？
二、政治学科的自主性
学科的自主性，确切来说，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现在学术界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讨较多，研究的源起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根据这两篇讲话，结合自主性的原义，我们解释一下何谓学科的自主性。
就自主性的概念来说，运用到不同的对象上，具有不同的含义。譬如说个人的自主性，指个人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驱动、能力和特性。国家的自主性指国家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统治。具体到学科的自主性来说，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进行判断，尽管面对同一社会现象，但因宗教信仰、政治结构、社会习惯等的差异，或者个人认知的差异，而出现判断的差异，会兴起不同的理论、概念、术语等。这些理论、概念和术语有时解释力强，但有时是带节奏的，受众或因对对方研究能力的欣赏或崇拜，而失去了对社会现象的正确判断。其二，自主性为一套知识体系。人文社科的知识体系，说到底是表明对自己以及世界怎么看。对于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集成为一套由自洽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认识系统。其三，不能被西方的研究范式或理论所左右，这是国家倡导学科自主性的根本。其四，原创性与实践性。质疑只是前提，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也就是说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将中国的标签贴在学科上。创造的这套知识体系来源于实践，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应该是检验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重要指标。其五，坚持学科的世界性。强调自我特色与吸收世界先进的理论、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自主建设一个中国特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认识和经验系统，向全球知识系统贡献说得出、立得住、传得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自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科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知识体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补课，即政治学科的全面恢复与依靠吸收西方理论扩充知识体系；二是自省，在反思对西方政治学采取“拿来主义”的过程中增强自主性。但总体来说，政治学学科的设立以及理论和术语等都深受西方的影响。近几年，政治学界开始意识到此问题，围绕着政治学科的自主性召开了几次会议。2022年6月16日，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式现代化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会议。同年1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学研究》编委会会议，主题就是推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2023年5月28日，天津师范大学召开了“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会议。2023年6月30日至７月１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第五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论坛——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学术研讨会。同时，政治学界围绕着政治学科的自主性问题，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此展开探讨。
何谓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对中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以及世界政治如何看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形成一套自洽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认识系统。这套政治学知识体系往往又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内／国际政治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尚未摆脱的普遍困境
中国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自主性缺陷较为明显：
其一，习惯性地以西释中。一方面，我们缺乏自主研究的能动性，在自主理论建构上缺乏热情，反而试图在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找寻符合西方普遍政治理论的内容，陷入“自证困境”。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或实践论证过程中，我们仍习惯性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解释力，表现出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写作和论证模式。“我们很少有用我们创造的理论去把别人作为案例和经验检验的论著，不是外为中用，而要中为外用，这说明我们还不是能动的解释者，只是被动的被检验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协商民主和治理理论，中国有自身的理论传统和实践逻辑，但是我们的学者却总是将理论的源头归到西方。
其二，话语权缺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西方学者在政治学领域内的绝对影响力使得世界更愿意通过他们的视角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通过抢占高地、观念输出与文化波及形成的话语权造就了西方长期以来的文化霸权，中国在这一领域内仍处于劣势地位。譬如，自汉代伊始，经历三国、唐宋元时期，后至明清发展为完备的描述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封贡体系（朝贡体系），我们的学者已通过援引史料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充分的论证，而西方学者却始终试图否认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尽管其在分析中国乃至东亚近现代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再如我们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诸多先进发展理念亦被西方学者曲解为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之路等。话语权的缺失导致我们在面对概念曲解或是诸如“中国威胁论”等抹黑时无法作出行之有效的反击。
其三，政治学理化与成功的政治实践间仍存在差距。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党的带领下进行了诸多伟大实践，而我们所特有的现代化路径，作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等自主性尝试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不够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现有的理论体系仍处于建设阶段，未能形成有效的解释力。譬如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中延展出现代中国政治分析的可用概念时，由于这些概念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环境和土壤，容易出现历史概念缺乏时代性的问题。此外，还存在没能进行有效传播的问题。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造就了以君主专制为特点的超稳定结构，随之形成的政治文化能够对传统社会的政治实践进行恰当的描述与解释。而这套话语体系在以西方概念筑起的当代系统中却面临语境不符、浮于上层以及困在小圈层内的困境。因此便会导致“我们的政治和外交有很多了不起的实践和创造，但是学理化、知识化、系统化、普及化做得不够，有时感觉有理没说出”的窘境。
（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
想要摆脱自主性困境，建立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关键。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需依靠来自传统的根基，构建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原创的解释系统。中国自最初建立王朝以来就推崇王权，刘泽华用“王权主义”一词描述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结构。在朝代兴衰更替中形成的天下观、家国同构、华夷之辨、王道政治、义利之辨等思想都自成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和中国化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科学辩证的解释系统，包括用阶级分析法划分中国的历史分期、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党的领导体制组建国家，等等。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虽以西方的概念定义与方法等为基底，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新的道路正在逐步被开拓。譬如有些概念尽管名称相同，但其理论逻辑中蕴含着中国独有的解释，比如有关治理、民主、人权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与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更多的原创性组分丰富了知识体系，最典型的就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一些议题，如社会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应运而生。除此之外，二级与三级学科亦有创新，譬如有学者提出了历史政治学、现象政治学等。
由此可见政治学科的知识体系，既代表着国家的思想基底与意识形态（可称为“道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政府政治、国家治理与外交等理论中，同时又需要直面政治或者现实政治的问题（可称为“政统”），体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以及治理实际中。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将天下太平、国家精神、政治信仰、制度安排、治理之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贯通集成于一体，而后进一步转化到政治教育教化中去。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至关重要。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自主性
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表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政治学者在探讨政治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时，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们的观点也基本一致，那就是中国古代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概念、逻辑的分类办法，形成了一套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通过创造性、创新性发展，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生提供了文化根底。
传统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为现代所用呢？像天下、家国、君民、王霸、义利、礼法、华夷，等等，这一套体系形成以后，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继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概括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特点。有学者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久定义为“超稳定结构”，“超稳定结构”不但是从经济政治的维度定义的，更是因为其解决了政治道统的问题，确立了完整的、连贯的、不断被结构性继承的政治叙事和政治知识体系。中华文化崇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但也有学者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在现代转化中所遇到的困境，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中提炼出的内容，看似可用，但与现实的环境和土壤并不匹配。
当然上述学者并不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或文化的专家，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只是点到为止。萧公权曾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异于西方者不在于价值之高低，而在于性质之疏别。西学重致知、中学重致用；西学多超脱、中学多因袭。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特性决定了我们需进一步建立研究的自主性。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自主性涉及几个方面。
（一）运用自主研究范式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是基于不同理论与视角，围绕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进行研究形成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出版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开了先河，之后较长时期，国内学者的研究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多从思想家列传、学说派别以及宏观编年三个方面展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研究者们习惯于首先介绍思想诞生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对思想内容作进一步阐释，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哲学范式，如侯外庐先生编写的《中国思想通史》。其后，刘泽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历史为视角提出了王权主义的相关理论。其著作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强调的探寻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意识冲破了教条主义，是早期建立学科自主性研究的思想标志，这一历史学范式可谓我们中国学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突出贡献。而后林存光总结的“政术”或“治道”的范式、民本主义或“民学”的范式，张师伟提出的政治哲学范式等都是对自主研究的再思考。
虽然研究不断进步并发展，但总体来说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叙事方式，因此我们学习西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应针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特点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研究范式。我们不排斥西方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意味着要按照西方的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自主性的范式应是摆脱刻板的中西对比，以丰富的历史典籍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支撑，其中不乏客观的分析批判，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真实有效的呈现，使其在学科体系中发挥应有作用。
（二）支撑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建立中国政治思想史自主性研究重在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文化根底与理论支持，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独立的知识建立和论证过程应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提供经验。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开篇为所有研究者所熟知的“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即是凸显“政治性”思考的先例。
探讨政治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绕不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之治的基因和根脉。儒家学说作为传统社会长期占据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思想，是皇权政治的组成部分，为君主提供需要的政治原则。国内外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单一独特的中华（Sinic）文明，这一文明不仅是儒教，且超越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对传统的研究重在厘清发源于中国本土的政治概念原本的涵义，此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因此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需从中国传统而非外来的政治文化中汲取养分，这也体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不可或缺性。
（三）服务中国的政治实践
中国当代的政治实践与传统的治国理政、对外交往的经验密切相关，我们需关注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当代政治实践所遭遇的困境能否从传统政治思想家的理论中寻求解决之道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此两方面均指向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主性研究。既有的与政治实践相关的研究中，价值与研究方法是主线，大都隐藏着对自由、民主、和谐等文化符号是否属于普适性价值的探讨。以研究自主性维度来衡量，主要探讨两方面内容：是以西方为主还是以中国为主，以古代为主还是以现代为主？
譬如，19世纪末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曾一度拥护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认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为社会的完全西方化，他们主张放弃传统观念、文化甚至语言，此即为将自主性完全抛弃，此路必然是行不通的；而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的背后皆是以传统文化为源头，此即以中国为主。显而易见后者更体现出研究的自主性，也为中国政治实际作出更大贡献。再如，20世纪末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代表——大陆新儒家坚持“华夷之辨”，提倡“政教合一”与“儒化中国”，认为传统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儒学应取代马列主义的“官学”地位，这是陷入历史泥淖而未掌握科学方法的错误思考，这就是以古代为主；反观自2014年先后提出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文化方针，为文化强国建设添砖加瓦，就是立足现代看传统。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自主性需要找准方向。
四、中西比较下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点
我们可以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参照框架，发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点：
（一）除了先秦，思想家多是师承关系
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流行着许多学派，也出现了一些思潮，但这些学派成员之间多是因观点相近而聚合为一个学派。因观念相同而聚，因不同而产生分裂。譬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间并不是师承关系，甚至个人之间关系紧张，之所以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在于代表人物都有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的经历，且都坚持用批判理论分析社会现象。有些思想家间尽管存在着师承关系，但政治思想却截然不同。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存在着师承关系，但各自的思想差别很大。海德格尔是马尔库塞、阿伦特的老师，但前者拥抱了纳粹，而后两者则是反纳粹的。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思想家之间非常强调师承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圣人为师，自己的思维框架在儒家的思想范畴之内。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多数思想家均受儒家的影响，奉行“天地君亲师”，讲求思想的“道统”，奉行“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孔子为师，引用儒家的经典作为思想的依据，将“三纲五常”奉为不变的道。二是思想家是师徒关系。汉代的经学博士，多是父子之间和师徒之间传授。到了宋明时期，形成各种学派，学派内部成员之间多是师生关系，以程朱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最为典型。
（二）中国的思想家多集知识分子与官僚于一身
西方的思想家多坐在书斋里作学问，身份首先是思想家，因此多能够跳出政治系统，以超脱的精神看待政治现象。由于很少受外在世界的干扰，他们的思想多来自于对世界的整体思考，易形成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并以此来判断政治的对错。而中国多数思想家来自士大夫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知识，是知识分子；也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是官员。两种身份相较，官员的身份是首要的，他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多是闲暇时思考的产物。他们的生活容易被俗事所打断，对问题的思考是片断式的，其思想多是通过与门人（学生）对答，以语类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论语》《朱子语类》《传习录》。同时，他们本身在政治系统之中，局中人的身份使他们对政治现象的批判要承受政治环境的压力。同时，因为他们多数人生活在同一个政治系统中，政治系统的变动，会引发他们共同的思考，进而可能会引起他们集体的行动，譬如汉末清议运动、东林党的思想、竹林七贤等。
（三）决策者与民众的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对政治思想的研究聚焦于思想家的思想，而决策者和民众的政治思想则被排除在外。“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如同宗教和政治的分野一样，思想和政治分属不同的领域，对政治世界的思考是思想家的工作，思想家的思想引领社会，对政治精英和民众产生影响。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决策者和民众的所思所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决策者多熟读儒家经典和历史，有的君主本身就对社会和政治有一定的看法，他们的思想观念会直接体现在决策中，并体现在一些重要的思想文本中。譬如《白虎通义》一书就是汉诸儒与章帝共同开会讨论的结果，诸儒讨论达不成共识的，需要章帝“称制临决”。再如，《贞观政要》收录了唐太宗及其众臣对诸多政治问题的讨论。除了决策者之外，民众的思想也值得关注。民众作为被统治的对象，想要让其服从统治者，必须了解其所思所想，因而，民众的观念多成为政治思想的源泉。
（四）思想的提出多是为了经世致用
中西方的政治思想都重视价值理性，都将一些道德原则看作是构建社会秩序时所必须遵守的，如西方思想家将自由、平等等看作是人们的基本权利，而中国的思想家将仁义、忠孝等看作基本的政治道德。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西方的思想家往往将自己所信奉的原则看作是唯一的、排他的，因为信仰不同，各个派别之间甚至会出现“圣战”。而中国的思想家提出某种观念时多是考虑是否有用，是否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是否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在经世致用的标准下，思想派别之间多会出现融合，譬如儒、道、释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三大信仰，但儒道、儒释兼修的思想家很多，到了宋代甚至出现了三教合一。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思想家追求的目标。从林则徐开始，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但最终中国共产党的方案取得了成功。这一时期很多思想家的观念总是在变动着，原因就在于社会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一些思想家觉得自己提出的方案有问题，就会作出调整。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仍然把国家富强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目标，这就是我们在各项工作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源泉。
与此相关，经世致用也体现在思想的实践方面。以儒家为例，不但强调道德观念的重要性，也重视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礼的形式进行了实践，也体现在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上，最明显的就是春秋决狱。在法律的断案以及矛盾的调解中，人们更强调儒家伦常的重要作用。这也就解释了儒家为何会始终内化地存在着。尽管五四时期进步青年号召大众“打倒孔家店”，但儒家的思想时至今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依然存在着。
五、研究路径：走融合之路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方法与西方有所不同。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时，我们只需要关注思想家的著作，分析著作中的理论、概念以及相应的逻辑体系。但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多不是系统的，多是依据传统的儒家经典，触景生情地对其身处的社会作片断式的思考与判断。要准确把握他们的思想，不仅要分析思想本身，还要分析思想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应该走融合发展之路。具体来说，应该注重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精英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的融合。下面结合笔者多年以来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对这三方面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融合
中国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等观点一直左右着本土思想家的政治观念，这说明思想家的思想与政治制度和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
其一，现有的制度和政策是思想家思考的基点，其思想受现有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中国自先秦以来，几乎所有思想家在有关国家的设计中都包含君主体制，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是有君主的，从来没有无君主的反面例证。同时，现有的制度和政策构成了他们活动的舞台，直接影响着他们思想的变化。东汉末年，士大夫曾经发动过轰轰烈烈的清议运动，有学者曾经将此称为士大夫的集体自我觉醒，但究竟是精神因素在起作用还是制度所营造的环境作用更大？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东汉形成的世家大族以及特有的门生、故吏制度等，使士大夫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当外戚、宦官专权导致士大夫集体利益受损时，容易引发集体行动。清朝入关之后，其政策逐渐调整，沿袭了明朝的政治制度，采取各种措施招募汉人做官，设博学鸿词等科延揽知识分子，一些汉人知识分子对清廷的态度因此发生了变化。曾经在母亲面前誓不降清的顾炎武也开始与清政府合作，参与了修史的工作。
其二，他们提出的许多观念本身就是以影响国家的政策为主要目的。中国的思想家多数情况下不是在探讨“理想国”，而是针对现实情况发表评论。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很多著作都是语类体，多数情况下都是门人（学生）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提问，他们对提问作回答。他们期望决策者能够采纳他们的思想或观念，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修正。理学家在宋代地位不高，就是因为他们试图将“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运用于制度实践中。再如，汉代陆贾的思想偏向儒家，而汉制承继的是秦制，其制度建构的主体思想是法家思想。因此，我们不能单纯认为陆贾否定了法家思想，而是应当将这种现象理解为，在法家思想已经实践的情况下，当时国家治理最需要的是儒家思想。
其三，思想家的官员身份对政策有影响，反过来也可以用政策推导他们的思想。这些做官的士大夫或在中央对国家制度的设计发挥着重要作用，或在地方推行过一些政策或作法。这些政策、作法，可以补充我们对其思想的认识。思想家把一些想法写成文字、汇聚成文本，从而使他们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但是他们也可能囿于当时的身份，有些话不能说，譬如对君主和当时的朝政批评的话语。有些则是受到伦理规范的限制，譬如有的思想家以儒家的形象示人，因此，不能说与儒家伦理规范相背的话语。但从官员的角度来说，有些思想观念尽管不能说，但可能对于统治是有用的。有些官员本身是制度的设计者，譬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宋朝的宰相赵普，明朝的刘基和张居正等，我们可以从他们施行的制度来推测他们的思想。宋代两朝宰相赵普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有人据此解释其推崇儒家思想，但赵普是“杯酒释兵权”的提出者，这种君臣互市的思想是法家思想。因此，将“半部论语治天下”解释为部分儒家与部分法家治天下，似乎更符合其思想特征。
其四，有关决策者思想的研究。决策者的思想是制度和政策的重要来源。中国古代帝王的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有一个圣王二分和圣王合一的问题。所谓圣王二分，始终存在一个道统和君统的划分；圣王合一，是指在同一时间维度下，君主也被圣化了，如称君主为圣上、将君主下发的文件称作圣旨。有些君主本身有较深的儒学修养，对政治思想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同时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是制度和政策最终的决定者。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很容易在制度中体现出来，通过他们当政期间推出的制度可以很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一个说法：儒法结合、阴法阳儒。决策者公开将儒家作为王朝的意识形态，作为科举取士的参考教材，相反对法家的思想尽管不宣传，但在治国的实践中却有所采纳。两者是如何结合的？从制度与思想互动的视角分析，就会发现法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制度上，始于汉对秦制的承袭。秦的制度是以法家的思想为基础建构的，汉承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法家的思想，只不过是在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思想或学派的消亡有以下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过于激进，为当时或后世的社会所不容；另一种则是思想家提出的思想为社会所接受，思想家再也提不出更为先进的思想。譬如西方现代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很少，在于社会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念，将自由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法家的思想也是如此，对人性是逐利的假定、注重法术势的结合等，多数已经在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二）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融合
西方思想家的文本独立性较强。我们在介绍思想家的时候，可以介绍他的个人经历；但在介绍他的思想时，单独介绍他的著作中的思想体系即可。但在中国，研究者还需要判断思想家文本中所说言论的真伪，同时由于一些思想家保留下来的文本较少，需要用其他方式补充资料，有些能说不做，有些只做不说，只有将其做的和说的结合起来才算完整。宋朝宰相赵普在言论上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为辅，而具体的行为上则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他强占他人宅第、走私木材以及接受他人贿赂，后来也因为结党营私被宋太祖贬斥。
不仅是言说的材料和行为互相补充，有时可以用思想家的行为论证言说的材料。言行不一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但行为往往比言说更能够判断人们的心理，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因此，我们可以用行为中所反映的思想或观念修正思想家的言说。顾炎武对清朝态度的变化在行为上体现得很明显，他自己不仕清，但并不限制甚至鼓励自己的亲戚入仕。在写作时采取了清朝的年号，甚至向朝廷进言献策。
由于中国思想家与其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密切性，我们可以借鉴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思想家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进而分析他们的思想。譬如，我们可以用精神、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分析每个思想家的心理与思想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思想家的童年时期与父母的关系、学校的教育以及遇到的重要事件等，分析他们的心路历程，进而分析他们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知识分子集体与以君主为首的权威之间的对抗。譬如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通过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组织所营造的人际关系网络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思想和行为的考察不仅体现在精英的思想上，也体现在观念和实践上。以“亲亲”为例，一些学者认为两者强调亲子间相互的义务。但是从“亲亲”的实践来看，传统中国，父母对财产的分配有绝对的权力，子女只能接受。除了财产外，父母对子女的生命甚至都有处置权，所谓大义灭亲。
（三）精英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的融合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们民族观念演变的历史，反映每个历史时代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解释方式和理解水平，承载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心落于“精英思想”，即仅梳理或介绍“官学”，在某一时期具有普遍影响力，甚至超越时空持续作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但对“一般知识与思想”的忽视导致对特定阶段或群体思想的理解会有所偏颇。一般知识与思想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与深思熟虑的结果，亦不是底层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就一般政治知识而言，它在平民百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不断与日常生活和思想进行互动而建立起一套隐性的规则与理解，对百姓的生活起着约束与规范的作用。它不出自身份显赫的政治思想家之口，更不会被进行专门记述，而是潜藏在对百姓社会生活的记录中。因此自主性研究应兼顾类别进行统合研究，仅进行历史梳理或机械翻译无法理解思想的内核与价值，仅解读章句而忽略历史背景则无法洞悉思想的现实意义。对文本的挖掘应关注一般政治知识与社会生活的互动，避免思想史走向形而上，成为思想家的历史。
思想的逻辑和国家治理的逻辑不同，思想的逻辑可以是理想化的，甚至是空想的，但国家治理是以稳定为基础。前者的设计者往往是少数精英，后者则是多数人。前者的设计是上线设计，后者则是底线设计。前者属于君子，重义轻利；后者属于民众，无恒产就无恒心。体现在思想家的思想中有明显割裂，即在制度的设计时因其实践对象是民众，多主张重利，但在他们自己的言论中所言说的对象多是学生，多主张重义。对民众的所思所想进行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一个王朝的稳定尤为关键。秦朝二世而亡，而汉之所以长久，在于汉朝的统治者对民性有着深入的了解。汉代初年推出了孝悌力田，在道德教化的同时，奖励种田的模范，遵循的是先富而教之的思想。同时，汉初思想家对“天”的性质进行了改造，由原来的自然化、伦理化、神秘化等多元的性质逐渐转变为一元性的神秘化占据主导，这种思想的“倒退”显然迎合了民众的心理需要。
民众的知识和思想构成了国家和地方文化的底色，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思想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无不受自己所处地方文化的影响。儒家为什么在汉代被列为官学，获得独尊地位？多数研究只是从秦暴政的角度出发，关注到陆贾、贾谊和晁错等思想家的言论，没有关注到鲁国的地域文化影响。刘邦的家乡丰县以及从政地沛县均与鲁国相邻，同属儒家思想文化圈，重视亲情、乡情。换言之，民众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直接影响到刘邦等对儒家的态度，为汉代以孝治天下，以及独尊儒术提供了群众基础。
季乃礼，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学术界》2024年第8期。
